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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德艺双馨艺术家——刘中秋 「《闹天宫》传奇」十四章——十六章刘中秋,男,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兼教历史。出生于京剧世家,一向喜爱文史,同时喜欢写作。于二0一四年加入深圳市作家协会。近年,也在某些刊物上发表作品,如2016年刊登在深圳福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九十五周年专刊《一轮红日照东方》上发表散文《重访上陈铺》。参加征文大赛也多次获奖,如小说《假如一只蚊子成了精》在深圳市福田区作协主办的杂志《莲花山》2016年第十期上发表并获得三等奖,在深圳福田区第五届《“千里路·万卷书·文明人”征文》大赛中获得优秀奖,诗歌《我们的三沙》于2018年获得中国首届郦道元山水文学征文比赛一等奖,童话《龙猫成材记》于2019年获得首届魅力中华文学书画大赛铜奖,散文《鄂州西山好风光》2020年10月获第二届郦道元山水文学征文比赛一等奖。书评《历史小说应该尊重史实》于2020年4月在紫薇杯首届全国书评征文大赛中荣获最佳优秀奖,2021年散文《偏僻山乡的沧桑巨变》入选深圳社会组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诗歌朗诵会作品集,同年在全国首届《书蕴杯》诗词歌赋网络评选大赛中获新星诗人奖。 作品赏析: 长篇小说节选 《闹天宫》传奇 (一位京剧角儿的成长史) 十四 以后一段时间,社会上传来的消息越来越恐怖,说中央揪出来一个反党集团,有四个人,是彭真,北京市委书记呀;罗瑞卿,解放军总参谋长啊,管中央军委的大印,可以调兵遣将;陆定一,管文化的;杨尚昆,在毛主席身边安窃听器啊,他想干什么?我当时怎么也想不明白,彭真五一那天还主持天安门广场的几十万人的集会,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派人物了?还听说,有人竟然搞二月兵变,对毛主席的行踪加以监视,想发动叛乱。林彪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喝茶,吓得把茶杯都掉到地上了——中央的阶级斗争竟然这么激烈!形势变化真是太快了! 七月底,剧团的全体学员去郊区生产队劳动,说是双抢。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儿,不知道这个词儿的意思,后来听带队的布施仁解释,才知道“双抢”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我们这次去有点晚了,抢收早稻已经过了,抢种晚稻才开始不久。显然,这次去就是插秧。本以为要干半个月的,哪知道,只干了五天,就接到通知,全体学员立即回去,说情况有大的变化。等回到剧团,才听说毛主席发话了,批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的,不是好现象,要撤销工作组,让群众自己搞文化大革命。我一听,觉得满新奇的。转念一想,这样也好,我可以管事了,就可以更有把握地保护师父啦。 第二天,工作组周组长召集全体演员、学员大会,传达了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在首都大专院校和中学红卫兵集会上的讲话,邓小平解释了撤销文化革命工作组的原因、周恩来讲了由革命学生自己搞文化大革命的理由和注意事项,刘少奇讲了要保护少数的原则。周组长讲完后,布施仁提出,工作组和党支部经过缜密研究,要求大家选举剧团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强调要选举工农出身的学员担任剧团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举工农子弟,以此保证剧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无产阶级掌控。然后,分小组讨论候选人名单。人人知道,分小组讨论候选人名单只是走过场,该选谁该不选谁,工作组和党支部已经内定好了,因为刚刚分开各小组,布施仁就把候选人名单送过来了。大家一看,都觉得那还讨论什么,举手通过算了。于是,不到一个小时,周组长宣布剧团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名单:组长郑晓龙,副组长朱珊玉,其他成员全是工农子弟。我想,这些年来,无论什么选举,都是这样的,名单早已定好了,老百姓只是负责举举手而已。我也没把这次选举当回事。过了几天,工作组果然撤走了,郑晓龙组织全体演员、学员欢送。 到了八月份,形势变化得更快更大,令人瞠目结舌。党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一个文件,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凌峰后来告诉我,他们同学个个兴奋得不得了,说:“这下好了,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了。”这个文件有十六个项目,后来简称“十六条”。 过了七八天,北京召开百万人集会,毛主席接见北京的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学生。最让人吃惊的是,党中央的人事有非常大的变动,刘少奇由第二位跌到了第六位,而原来第六位的林彪升为第二位。我当时不知道这个变动的意义,还以为是刘少奇让贤哩。 过了一两天,从报上得知,北京集会结束的当天晚上,北京红卫兵全体出动,上街破四旧,把一些商店、一些建筑的名字改了: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道,其他的大街或者商铺,要么冠以“反帝”、“援越”这样的名号。我想这样改也好,充满了革命气息。可是后来变了,开始抓人游街了,要是仅仅游街也就算了,还一路打骂。这种做法登了报纸,是正面报道,等于肯定了这样的做法。很快的,这股风传到武汉来了。那会儿,天气正热,特别是中午,马路被晒得滚烫,穿胶底凉鞋都受不了。可是,那些被游街的所谓牛鬼蛇神被勒令光着脚走路,你说这怎么受得了。可是,那些所谓牛鬼蛇神只能含悲忍泪咬紧牙关忍常人所不能忍。 凌峰告诉我:他的班主任柳仰军因为说过一些被认为是反动的言论被学校领导和工作组盯住了,就组织一些人把班主任批斗了。 我问凌峰:“你们班主任说了哪些反动言论被批斗了?”凌峰说:“他的反动言论多了去了。我举几个例子。他说雷锋式的好战士王杰是彻底革命的,他身上每一个指甲都是革命的,进了棺材也是革命的。这样说多么不严肃?更要命的是,他说,我读毛主席著作能够倒背如流。我估计,他是在吹牛皮,是在向领导表示自己读毛主席著作读得好。雷锋、王杰他们不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好吗?但是,别人不一定像他想的那样想啊。一位老师当众揭发,人家读毛主席著作都是顺着读,他说他能够倒着读,你要干什么,想从毛主席著作中读出反面的意思来吗?大家说,他恶不恶毒?这样一分析,旁边那些批判他的人都愤怒起来,纷纷要他低头认罪。他也吓得额头淌汗。在这个当口,他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后来,工作组主持了一次批判大会,批了他四个钟头。他低头哈腰四个钟头没敢伸直腰杆,真够他受的。这次破四旧,班上文革小组带领同学们把班主任押出去游街。凌峰后来说,幸亏班主任年纪不算大,又没有严重的疾病,没有倒卧在游街的路上,要不然呐,出了人命,我们一辈子也还不了这笔孽债啊! 平水市也有被拉出去游街的,但是跟武汉比,那就差远啦。可能地方小,相互认识的人挺多,不太好抓人游街。 爸爸跟我说:“别人游街我不管,不了解情况管个什么名堂呢?可是,你师父我了解,是大好人呐,你得注意了,别让人拉出去游街。你一个人力量小,你找几个师兄弟,先商量好,帮师父看家护院,一发现有人想动手,你们一定阻拦,就是动了拳脚也不管了。要闹就闹大算了。你有什么事,我会保护你的。于宗昆、胡桂林的事绝不能在你师父身上发生。你别怕,我豁出命去也做你的后盾。你记着,你要是在关键时刻认怂,你就别进我的家门。” 我得到爸爸的支持,胆气也壮了。 回团后,我找来小魁、云飞、志高,还有平时玩得好的师兄弟,大家一起商量保护师父的事情。有人问:“是不是只保护你师父啊?别人呢?” 我还没想到这一点,现在有人提出来了,是该正确解决一下。我说:“现在武汉游街成风,我担心有人会拉我师父出去游街。所以找你们来商量。既然有人提出那个问题,我觉得是该考虑。要保护就都得保护。大家看怎么办好。”云飞说,“尚泰说得不错,游街的只能是真正的敌人,把稍微有点问题的人拉出去游街,我认为不符合《十六条》的精神。” 我说:“云飞说得有道理,是真正的阶级敌人,拉出去游街可以。如果没有定性是阶级敌人,拉出去游街不符合《十六条》。” 有人问:“那我们剧团谁是阶级敌人呢?”我当然不想说我师父是阶级敌人,同时认为剧团里没有阶级敌人。小魁说:“师兄,你说那三位是不是呢?” 批《海瑞罢官》,知识分子就受到惊吓,后来看到这次批判局限于口诛笔伐,心里才稍微安定了些。没想到,批判“三家村”,火药味越来越浓,城乡各单位都在搞,还拍成纪录片到处放映,学校里每个星期只上四天课,每天上六节课,下午第三节课就是批判“三家村”的黒文章。学生已经没有心思上课做作业了,成天就是琢磨如何写批判稿。各地都在抓本地的三家村。武汉抓出来一个,那三个人是程云、武克仁和某资产阶级权威,这个“某资产阶级权威”就是武汉大学的校长李达。在武汉文艺界批判程云的大会上,武汉京剧团的导演于宗昆被点名上台陪斗。他心中不服,没几天就跳长江大桥死了。也就前后两三天,武汉汉剧团演员胡桂林跳汉水桥死了。消息传到平水市京剧团,众人莫不悲伤,既可怜别人,又担心自己,特别是有所谓政治问题的人,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我师娘非常担忧我师父的安全,曾经在外出去菜场买菜的路上站在一个角落哭,被一个票友看见给劝住了。 这位票友姓齐,女性,认识我。她找到了我,告诉我师娘的事,问我师父是不是出事了。我说师父没有出事。齐女士愤愤不平地说:“他一个唱戏的,又不是主要领导,想搞文艺黑线也搞不成呐,干嘛跟他过不去呢?有些人太坏了。”我向她表示感谢。等她走后,我把云飞、小魁、志高还有几个平时合得来的师兄弟找到后台,把师娘哭的事情告诉他们。云飞说:“剧团里不会有人要拉余老师游街吧?我就不会。余老师是共产党员,是副团长,拉他游街怎么行呢?”小魁说:“云飞,你认为拉余老师游街不对,可是有人不这么想。昨天,晓龙就问我,余老师算不算反动学术权威。我说,你该注意‘反动’这个词儿,余老师是共产党员,怎么会是反动学术权威呢?他说余老师是共产党员,那吴晗不也是共产党员吗,还是高干哩,北京市副市长啊,不是照样批判了吗。我说,吴晗写了《海瑞罢官》,挨批还说得过去,可余老师什么也没写呀。”我一听就急了,心想好你个郑晓龙啊,你个王八蛋,敢打我师父的主意,休想!我说:“吴晗是大学生,写过书,可我师父连写个批判稿还要找我帮忙哩,他能算个哪门子权威呢?就是要他当权威,他也不够格啊!”云飞也说:“他妈的,这个郑晓龙真不是个玩意儿!” 我说:“游街的必定是真正的阶级敌人。我师父肯定不会是阶级敌人吧?那些角儿肯定也不是。至于那三个老右派嘛,没有发现他们有现行问题,何况又摘了帽,也不能把他们当阶级敌人看待吧?”小魁、云飞他们迟疑了一下,也赞同我的说法。 我们几个正议论着哩,晓龙来找我们,说:“武汉破四旧,搞得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布书记找我谈话,告诉我,北京把各文化界的权威人物都集中在文联大院跪着挨批斗,烧传统戏的行头。声势可大啦!他要我们跟上啊。我想也是的,应该跟上去。找你们几位师兄商量商量,该怎么跟上去。”我听他的话音,是准备抓人游街。我想,这回可是节骨眼儿到了,不能让他们害师父。我说:“小师弟,你是怎么想的呢?告诉我们,我们讨论一下。”晓龙说:“我想呢,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布书记一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应该整他吧。反动学术权威嘛,余盛昆算不算,我一时下不了结论。剧团里那几个老右派嘛,听说早已经摘了帽子,不过现在有‘摘帽右派’这个说法,意思很明白,仍然可以把他们当右派看。你们看怎么办。” 我想:你个小混蛋,保护布施仁,准备打我师父的主意,办不到。我说:“报上说,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文艺黑线是通过剧团领导来执行的吧,他布施仁能推卸责任吗?反动学术权威,得有反动两个字,你凭良心讲,我师父反动吗?要说我师父反动,恐怕剧团里就没有不反动的了,洪洞县里没好人了。那几个右派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听大家的意见。”小魁说:“我同意尚泰的意见,布书记走社会主义道路,余老师根本算不上反动权威,连批判稿都不会写,算哪门子权威?至于那几个老右派,他们有没有现行问题呢?有就可以整一整,要是没有,怎么整呢?”晓龙说:“布书记说了,找不着现行问题,就翻历史旧账。他们这号人,是砧板上的肉,想怎么剁就怎么剁,想什么时候剁就什么时候剁。我觉得就按布书记说的办吧。” 我想,只要能保护师父就行,别人就顾不过来了,所以同意晓龙的意见,拉他们去游街。 可是云飞提了个问题,大家伙又乱了。他说:“是把他们三个都拉出去呢,还是只拉一个?”这下真不好办了。都拉出去,那个场面就大多了,拉一个出去那问题不大。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大多数人也是这个看法。 晓龙说:“布书记说呢,那三个老右派是砧板上的肉,想怎么剁就怎么剁,肯定不会错的,退一万步讲,就算搞错了也没关系,整摘帽右派上面是不会追究的。按我的本心想呢,把他们三个一起拉出去游街,不会犯错误的。不过,尚泰师兄说得有道理,场面太大,不好组织,拉一个出去算了。” 我当时只想着保护师父,对那些老右派嘛,觉得也不该拉他们出去游街,他们自从摘帽以后,一直谨小慎微,见人就低眉顺眼,即使对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也是毕恭毕敬的,拉他们游街真的于心不忍,可是那会儿全国各地游街成风,打骂所谓牛鬼蛇神成风,也只能委屈他们了。问题是拉哪一个呢?我提出:“现在天气这么热,得找一个身体好的,年老体衰的就放过吧,不然游死了人总不好吧?”他们都赞成我的意见,问题是拉哪一个呢?大家议论了半天,晓龙说:“布书记说过,那个宋崇兰最坏,当年提意见最多。既然这样,就拉他好了。”我听师父讲过,这宋崇兰是当家小生,文武两边抱,剧团里只有他一个人能演《白门楼》,唱念做打样样精通,路子正得很,就是年轻气盛,口无遮拦,帮助党整风说得太多,结果折进去了,万幸的是没有被划成极右坐牢,听说也是潘局长笔下超生,只是实在保不住,只得划了个普通右派。摘帽以后,布施仁始终不放过他,只把他当一般的演员用,去个朝官,甚至旗锣散报什么的。师父提出让他演出《白门楼》,可以多卖点钱,布施仁说,宁可一分钱不赚,也不许他这号人上台出风头,长了阶级敌人的志气,还批评师父眼睛只盯着钱,不注意政治。师父吓得回去连晚饭也吃不下去。现在准备要拉宋崇兰游街,我怎么保护他呢?无计可施。 大家决定明天上午拉宋崇兰游街,由晓龙主持,由我负责带队。大家都散去了。 我刚走出剧场,看见宋崇兰由外面回剧团宿舍。他冲我讨好式地笑笑,点头哈腰。我照样回了个礼,可是心里想,唉,宋叔啊,我保护不了你啊,只怪你运气差,领导盯着你啦。我平时见面就喊他“叔”,这是师父规定的。师父老说他运气差,要我别欺负他。如今晚儿,形势搁在那儿,我怎么办,我拗不过形势啊!我想,将来我要是有能力,一定保护你,这次你就认命吧。 我来到师父家里。师娘一见我就说:“这几天呐,我可吓死了,生怕有人找你师父的岔儿,拉你师父游街。你想啊,天气这么热,你师父那身子骨要是游街怎么受得了哇?不死也得剥层皮。他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活啊?”说着,就呜呜地哭起来了。看着师娘哭成这样,我心里好生难过,没想到现在的日子会过成这个样子,就赶忙说:“我来就是要告诉您和师父,不用担心了。刚才,晓龙出面找我们学员开了会。晓龙传达了布施仁的意图。”小昆说:“师兄,《十六条》上不是说,是群众解放自己吗?他布施仁怎么还在插手运动?他……”师父马上严厉地说:“小昆,不许胡咧咧!你知道什么?文件上是这么讲,你还当真啦!你没看见,每次运动都是组织上在领导和控制的,这次肯定也是一样。他布施仁特别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不出面,让晓龙出面。尚泰,你别惹晓龙。不是怕晓龙,是怕晓龙背后的那股势力。”我说:“师父,您放心。我没有惹晓龙,小魁、云飞、志高也没惹晓龙。不过,我提出来,您是共产党员,又不是黑线人物,怎么能拉您出去游街呢?晓龙也说可以拉那三个老右派去游街。我们大家决定了,明天上午拉宋崇兰出去。晓龙说了,布施仁最恨他。说实话,拉宋叔出去游街,我也不愿意,可眼下这形势,先把您和别的角儿保下来再说。唉,只怪宋叔运气不好。”师娘说:“你们学员是这么决定的啊,看来你师父可以逃过一劫了,只是老宋要倒霉喽,想想真可怜!”我说:“可不是。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我告辞回家,把今天下午学员们开会的事儿跟爸爸说了。爸爸叹了口气,说:“人家摘帽都七年了,还是不放过人家。造孽啊!提了几条意见,就一辈子遭罪,这是个什么理哟!唉!”我说:“爸,不管怎么样,总算把师父保下来了。”我又说:“我曾祖父在清朝宫里当过差,你们单位没找您麻烦?”爸爸说:“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的发言稿、批判稿写得多好,你不是说我的发言像一个共产党员吗?平时我在单位从来不谈政治,人家谈,我只是打哈哈,也不插嘴,心里烦闷只找你焦叔,所以单位领导没怎么注意我。再说,你祖爷爷在宫里当差是几十年前的事儿啦,我没有现行的问题,就不会扯那么远的事儿。你焦叔在他们单位也是这样为人处世,没有仇人,所以他没有遇到麻烦。” 我笑了:“爸爸,要是用《地道战》里日本人的话,您和焦叔都是狡猾狡猾的。”爸爸笑了:“这也是被逼出来的啊。我当然知道这样做人太假,不地道,但是没法子。要太太平平过日子,只能玩虚的。不过,你看到了,我对你对你妈对你焦叔对你师父一家子可从来不玩儿虚的。”我说“那倒是的”。 吃了姆妈做的馄饨,我回到剧团。刚进宿舍,迎面看见小昆,见他神色慌张,问他怎么了,心想难道师父遇到麻烦啦?小昆说:“师兄,告诉你,宋叔自杀了。他喝了汽油,昏倒在地,是从他嘴里呼出来的气里带有汽油味儿才知道的。他房里桌子上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几句话:在这个世道活得没意思,找爹妈去吧。阳间不容我,阴间总会收留我吧?”小昆停顿了一会儿,说:“师兄,他明天游街是谁告诉他的啊?”我听说宋叔自杀,大吃一惊,心想消息怎么传出去的呢?我问小昆,宋叔现在在哪儿?小昆说:“布施仁也赶来了,派几个人把宋叔送到医院抢救。布施仁看了纸条后说,抢救过来要开批判会,批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他要是真正想革命就应该接受运动的考验嘛,自杀是在对抗运动,必须批判!” 我觉得布施仁太没有人情味儿了,又觉得宋叔好可怜。我琢磨不了是谁泄露了明天拉他游街的消息。甄小姐,这个泄露消息的人我直到文革结束后才知道。宋叔在文革期间一直绝口不提。我估计他是自觉惹不起那位,才一直不肯说。他过得太艰难了。 甄小姐,那会儿,不光像宋崇兰这样出了政治问题的人日子难过,连一些本人没有一点政治问题、只是家庭成分差的人日子也不好过。我那个小学同学凌峰告诉我,他读初中时,班上有两位同学,一男一女,各方面没有问题,尤其是学习成绩在班上常常是前三名,在年级至少也是前十,可就是因为家庭成分差,政审被批为“该生不宜升学”,因此没有考上高中,而学习成绩比他们差几个档次的人都被高中录取了。他们只能下农村或农场。这是何等没有理性没有人性的政策!可当时就这样,你怎么办?二十多年后,凌峰跟其中一位男同学见面了。那位男同学因为没有高中文化的底子,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没能考上大学,以后诸事不顺,显得十分颓废。凌峰感叹地说:“都是那该死的阶级路线害得呀,愣是把一个理工科方面的人才报废了啊!”我也感叹万分,觉得自己的运气还算好的。凌峰说,他还有个高中男同学下放农村,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招工多次也轮不到他,万般无奈,搞了个病退回到武汉,心里一直非常压抑。好在文革后恢复高考,他读高中时数理化就不错,考上了武汉测绘大学,这才改变了命运。”我为他的这位同学的际遇感到高兴,他是这一类子女中运气最好的啊!凌峰还说“他这个同学非常感谢改革开放,感谢邓小平。”甄小姐,过去一段时间,极左思潮太泛滥太猖狂,害了多少人才啊!宋叔就是其中一个。唉! 你问那个女同学啊,告诉你,文革中混得也够惨的。凌峰说,那个女同学的爷爷跟国民党战犯黄维是同学,睡一个寝室,一个上铺,一个下铺,关系密切。1949年,解放军即将发动渡江战役,她爷爷听了中共武汉地下党的话,没有跟国民党部队跑,留了下来,不久回了农村老家。哪里料到,土改时被当地土改工作队枪毙了。这样一来,这位同学不光有地主成分,还有“杀关管”的名分,在强调阶级路线的年月了,她在政治上是绝对受歧视的。初中毕业后,没有单位招收她,加上当时政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她只得去农村。她诚心诚意地改造自己,干活找又重又脏的活儿干,个子比较矮小,干活不让须眉,生产队的农民对她的评价很高。每次招工,尽管小队、大队、公社都推荐她,可是招工单位没一个愿意收她,理由只有一个——成分太差!那时,有一种说法:出生不由己,道路自选择。又说:讲成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说得挺好,在实践中就是不照着做。那时,大家都怕犯政治错误,总觉得招一个家庭成分不好的人万一出了问题那可承担不起责任。这个女同学常常流着眼泪给父母写信,她母亲看着沾满泪痕的信纸,往往嚎啕大哭。凌峰的那个男同学,父亲是国民党军官,但是个国民党起义军官。按政策,应该把他们当成革命军人看待。可是,不知为什么,即使是国民党起义军官仍然按《公安六条》处理。《公安六条》是文革初期由管全国公安工作的谢富治主持制定的,其中一条就是把国民党军队中连长以上的人作为专政对象。凌峰这个男同学的父亲军衔在连长以上,因此就折进去了。解放初期,中共中央号召国民党里的公职人员和潜伏特务向共产党政府投诚,说好只要交待清楚了自己的问题,政府以后绝不追究。本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可是从六十年代起,也不算数了,那些向政府坦白交待的国民党人员被认为是历史反革命,本人和家属都受到政治歧视。唉,自从六二年强调阶级斗争以后,不但出了一些坏政策,连以前的一些好政策也实际上被废除了。 你问宋叔后来怎么样了?他自杀以后,被人送到医院抢救,侥幸抢救过来了,但是身体非常虚弱,连走路都有点摇晃。晓龙奉布施仁之命,召开全体学员大会,讨论该不该拉宋叔游街。我很为难:宋叔刚刚被抢救过来,要是拉出去游街,怎么受得了呢?弄得不好,非死不可。可是,他不去游街,那么那两位老右派就得去一个。在我心里,觉得拉那一个都不好。可是又怕不拉老右派游街,学员们会不会把注意力转到师父和一些角儿身上来,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呢?所以,我没有发表意见。其他人议论半天,认为还是拉老右派去游街为好,有人说,打死老虎总错不了。问题是拉谁呢?那两位年纪都比宋叔还大,万一拉出去游街出了事儿怎么办?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没人愿意出头拍板。敢情都不想担担子。 正在这个时候,有个演员的小孩跑到台上来小声对晓龙说了什么。晓龙马上跑后台去了。我们在台下面面相觑,不知晓龙在抽什么风。小魁发牢骚似的说:“电影上面干革命好像满容易的,说几句话,手一挥,行动就开始了。怎么这会儿干革命这么麻烦?研究了半天也没研究出什么结果来。”说完,他打了个哈气,还唉了一声。这一来,大家就议论起来,先还谈革命,慢慢地,就扯起闲话来了。 晓龙来了,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我和一些学员很纳闷:这小子遇到什么了,这么难过?晓龙说:“刚才是布书记找我谈话,通知我,上面的态度变了,要我们注意。”我大声说:“态度怎么变了?”晓龙说:“布书记拿来一张报纸,说:上面登了一篇社论,题目是《红卫兵要向工农兵学习》。上面的内容是要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布书记说,这是中央的新精神,就是不要再搞游街这一类行动了。我们剧团没搞,说明我们大家的政策水平高,非常注意执行党的政策。所以,拉人游街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听晓龙这么说,我心里高兴极了,觉得这篇社论发晚了,要是早几天发,好多人就可以免受游街之苦啦。但不管怎么说,师父、宋叔和那两个老右派总算躲过一劫了。这还是应该庆祝的。 晚上回家,我把下午晓龙召集我们开会和报上登了社论的事情跟爸爸说了。爸爸说:“这篇社论我看了,发晚啦!早发几天,多少人可以免受游街之苦哇!也不知道上面是怎么考虑的,今天才见报。我也闹不清为什么今天才见报。”我说:“您闹不清楚,我更糊涂。爸爸,我们去问问焦叔吧?”爸爸说:“这倒是的。应该请教一下他。” 我们来到焦叔家里。焦叔的爱人南淑秀老师表示热烈欢迎,给我们沏了茶,是茉莉花茶。我闻着清香,品着茶水,心里好舒服。 爸爸说明来意。焦叔点了点头,站起来把大门关了,才轻轻地说:“这个问题我想了一整天,刚刚想好了,说出来,我们共同切磋切磋。”爸爸说:“老焦啊,你今天怎么了,以往可不是这样啊!你还是像往常那样尽管说,我就愿意听你的话。”焦叔看了看我。爸爸明白了,说:“老焦哇,尚泰这孩子,你看着他长大,秉性你心里有数,不会坏事的。你不知道吧,这一段时间,他一直想办法保他师父哩,没有动摇过。你可以相信他。”焦叔这才开始说了:“这几天,报上发表了一些为破四旧辩护的大块文章,批判性地提到国外批评破四旧的言论,其中有一篇文章叫《红卫兵赞》,你看过吗?”爸爸说“看过了”。焦叔说:“那篇文章结尾的地方引用了梵蒂冈教皇的话,说红卫兵是破坏的象征。引他的话,说明国际上在反对破四旧。下面我说的话,你和尚泰千万不能说出去。”爸爸非常郑重地表示:“我非常看重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以一个老朋友的名义担保,以我的人格担保,我绝不会外出乱说!”爸爸看了看我,我明白爸爸的意思,也严肃地说:“绝不外出乱说!”焦叔说:“我估计,破四旧在国际上不讨好,上面很为难,既不能马上禁止,又不能不禁止,所以拖到今天才发社论,要红卫兵停止行动。国际舆论太大了,上面不能不考虑啊!” 爸爸哦了一声,说:“老焦,你说得确实有道理。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如果上面考虑国际舆论,那以后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下去呢?” 焦叔说:“上面怎么搞我吃不准,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上面一定会想办法把文化大革命搞下去的。我们只能看一步走一步了。唉,皇廷深似海,宫帏秘事多。以后的事,不是我们能想到的,就是想到了也管不了哇!老孟啊,我们当老百姓的,只能走着瞧啦。”爸爸说:“这样活着也太累啦!”焦叔说:“累点总比挨斗强啊!”爸爸说:“看来,只能这样活着了。”焦叔说:“这么多年了,我们不就是这样活过来的吗?总算平平安安的,这已经算最好的了。”爸爸叹了口气,说:“也只能这样了,得过且过吧。” 十五 官方怎么安排文革的进行,焦叔吃不准,我更不知道。可是,社会上的一些小道消息倒是以非常迅速的速度在流行。凌峰告诉我:“听说毛主席每天接见学生,有八万人,我准备去北京,看有没有希望见到毛主席。”我问他有什么办法没有。他说:“办法不都是想出来的吗?听说,学生可以凭学生证到火车站弄票,免费的。我准备去试试。”我没有学生证,只能干着急,就预祝他成功。他当天就坐船去武汉了。 我羡慕又焦急地等了两天,这天这小子回来了,笑呵呵的,一脸的得意。我知道有戏了,忙问他搞票的经过。他:“我先以为,我的学生证是平水市的,武汉的火车站不一定当回事儿。没想到哇,我把我和几个同学的学生证递进去,售票员问都不问,就给我们开票了。我看着高兴得要命。把票拿到手,心里感慨万千,终于可以上北京去啦。小时候看电影,看到北京,真羡慕北京的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祖国的首都,也想去北京玩玩,可是去不了哇。现在好了,我们明天下午就走,赶晚上九点多钟的火车。”我问他,他爸爸姆妈知不知道他要到北京去。他说:“干吗让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了,我不一定走得成哩。这样,明天晚上九点钟,你到我家去,告诉我爸妈说我去北京了,请他们放心。”我见他激动,也跟着激动,祝他们一路顺风。他得意洋洋地回家去了。 我心乱如麻,恨不得也像凌峰那样搞票去北京。可没有学生证只能干着急。 第二天晚上九点钟,我到凌峰他家去了,把消息告诉他爸妈。他妈骂了起来:“这个小兔崽子,跑了也不打个招呼,小心路上让坏人拐走。”他爸非常冷静,说:“他是个男孩儿,谁拐他?这么大的小孩养不家的,还会自个儿跑回家。谁拐他,谁倒霉。只是他没带钱,这以后吃什么?”他妈说:“他外婆在汉口,他找外婆要钱,他外婆准给,能给多少就给多少。” 他爸笑着说:“这小子!还是古话说得好哇:儿大不由娘。看来,也不由爹。呵呵!比我有闯劲儿!”他妈说:“你还笑得起来!闯,闯得头破血流,看你怎么办。哼!”看着这一幕,跟看现代戏差不多。我想,要是以后写剧本,就把这一幕写进去。 辞别凌峰的父母,回到家中,把凌峰搞票去北京的事说给爸妈听。爸爸说:“看样子,你也想出去遛遛?”我说“当然想喽”。爸爸说:“以后要是有机会,你不用请示就走好了。我支持你。” 姆妈什么也没说,只是下了碗馄饨给我吃。 整个九月份、十月份,武汉和平水都没有什么大的高潮,连小的高潮也没有,只是各单位自行开批判会,自行写大字报,文化大革命似乎停顿了。我对此非常不解,有时甚至想到文革是不是快结束了。可是,报上登过几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的新闻,似乎在告诉老百姓文革仍然在进行,不会马上结束的。这使我想起焦叔说的话,文革怎么搞我吃不准,但是上面一定会安排的。上面怎么安排,看来,只有天知道了。 这天下午快吃晚饭的时候,爸爸来找我,要我回去吃饭。我对爸爸来剧团找我感到很不同寻常,因为他从来没有找到剧团来要我回去吃饭。我问爸爸,姆妈做了什么好菜了,要您亲自来叫我。爸爸悄悄地说:“今天,就是刚才,焦叔突然来我们家了,拿着一张报纸说,看来上面有大的动作了。我问能不能叫你一起听听。他说当然可以,让他早有准备,免得到时候糊涂。所以,我就来找你了。快走吧!”我最爱听焦叔分析问题了,当然非常高兴,二话没说,拔脚就跟着爸爸回去了。现在,剧团根本没演出任务,你就是出去几天不在剧团,也没人管。 焦叔看见我们父子俩,就说道:“《十三妹》里,那两个骡夫拿着信,有一个说,我说的就是这封信呐。现在,我现编几句戏词儿:我今天说的就是这张报纸啊!” 爸爸说:“那这张报纸有什么秘密吗?”焦叔说:“当然有,还是大秘密哩。你们看这几句:文革当中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另一条是压制群众,不依靠群众。要把文革进行到底,就得批判压制群众的路线。老孟,这是什么意思呀?我的理解是,上面要批判压制群众的做法,发动群众自己搞运动,这么一来,目前沉闷的局面怕是要发生大的变化了,就是说,文革要进入新的高潮了。那么,现在各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就管不了事啦。” 我一听,就问焦叔:“那我们剧团的人就可以不听文化革命小组的指挥了,由我们老百姓自己来搞。是吗?”焦叔说:“看样子,将来会是这样的。” 听焦叔这么说,我挺高兴的,布施仁、郑晓龙管不了事了,那么师父就不会挨整了,就安全了。 这天,凌峰到剧团找我。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我和几个同学准备步行串联去延安。步行串联是林副主席提倡的。我上次去北京串联,看你激动的样子,知道你也想出去走走,见见世面。只是当时票已经办了,不好拉你一起外出。这次,我留了心眼儿,想拉你走一趟。怎么样,想出去吗?”我当然愿意呀,说道:“我爸爸说了,有机会就出去,不用请示他。我妈也由我。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出发?”凌峰说:“想去就快点准备,后天在我们学校大门口集合。”我说“行啊”。 晚上,我回家跟爸爸姆妈说了。姆妈只是皱着眉头,盯着我看。爸爸说:“我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又问我什么时候出发。我说“后天早上”。他说:“来得及。明天买捆背包的绳子,再买一个国防色的挎包,买一个军用水壶。还给你买点感冒药和一小瓶紫药水儿。这就差不多了。你到乡下劳动过,应该自己会捆背包吧?”我说“会捆背包”。爸爸说:“那就好。明天上午早点到家来,我们一起出去买东西。” 我回剧团宿舍,把我准备跟小学同学一起步行去延安的事告诉给小魁、云飞、志高、小昆,他们都羡慕得要命。我要他们自己组队外出串联,别老是待在平水市,看不见外头的世面。他们也都激动起来。后来,我从延安回来才知道,我走了才一个星期,他们就组队到北京去了。因为都没带大衣,在北京冻得够呛,所以主要待在接待站,外出逛大学较少。剧团里的三个老右派竟然也壮着胆子外出,逢人就说到武汉,其实他们去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绕了大大的半个圆圈。回团后,他们没敢跟别人讲,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他们才笑着告诉我了。 十一月上旬,我跟着凌峰他们的长征队出发了。 现在的年轻人听我们讲当年步行串联的事,觉得很有意思很浪漫,其实只有实际走过的人才知道,走路并不不浪漫,倒是满辛苦的。从武汉到延安,公路距离有两千五百多里,你得一步一步走哇。走路看起来简单,其实相当累。又背着背包,就更累了。还有,天天走,天天累,加起来更累。我们第一天不知好歹,走了七八十里,第二天走路感觉特难受,脚板底有血泡,小腿肚子又酸又疼,结果,紧赶慢赶,只走了五十里。原计划是一天走九十里,这两天才将近一百三十里,跟计划比还差六十里。我们晚上开会,看有什么办法把这六十里补回来。最后是这样决定的:这六十里呀是补不回来啦,以后每天走五六十里就可以啦。你笑起来了,是啊,走路比我们想象得要难多啦。更要命的是,就这样走,我们还受伤了。脚底打泡算好的,有更严重的哩。我走得膝盖肿了,髋关节疼痛难忍,有一段时间,已经不叫走了,叫蹭,一步一蹭,还常常疼得呲牙咧嘴。经过了十天半个月,才慢慢适应过来。因为是往北走,纬度一天天升高,天气越来越冷,造成我们想睡懒觉,不愿意起早床。这又耽误了时间。你又笑了,当时啊,真够难的! 我们走过了湖北省、河南省、陕西省南部,俗称陕南,翻过秦岭比较低的部位,看见了通往西安的道路,心里才有了胜利的喜悦。 在西安待了一个星期,看见满大街的大字报,还看见几乎人人带着袖章,上面写着各群众组织的名称,文革的气氛非常浓烈。我们想,说不定平水市也闹得天翻地覆啦,我们应该回去干革命。经过开会研究,决定到了延安就回平水,不去北京了,这原是我们的计划。计划没有变化大。 我们出了西安,过了渭河,踏上了陕北的土地。我们都是心情激动万分,因为离心目中的革命圣地越来越近啦。以往只是在电影里看看,现在已经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了。你们年轻,可能难以理解我们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对苏联的莫斯科、对陕北的延安看得有多么神圣!在我们心里,那都是革命圣地啊!现在,延安就在眼面前,你说,我们能不激动吗? 上岸的地方到延安几乎是直线,所以每走一步,纬度就高一点,天气越发寒冷了。北风吹来,耳朵被风吹得疼,像被刀子划拉一样;更有意思的是,快到延安的时候,天冷得鼻子里的清鼻涕都流不到嘴里,半路上就结冰了。你想啊,活人身上竟然能结冰!邪乎吧?世界太大了,所以怪事多。我们当时年轻,一身热乎劲,加上革命激情,没把寒冷当回事。就这样到了延安。 在那里,我们参观了杨家岭、枣园,还有中共七大的会址,还参拜了五烈士墓地。后来,我们回武汉,先坐汽车到铜川,再坐火车到西安,过了两天坐火车回武汉,再回平水。 回到平水,发现平水大街上的景象跟西安一样,也闹腾得不得了,心里非常高兴,决心大搞文化革命。 我急忙赶回剧团,看见剧场和围墙之间竖起了不少由草席棚做成的大字报专栏,上面贴了好多好多的大字报,有批判工作组组长周青松和布施仁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有批判郑晓龙、朱珊玉给周青松、布施仁当得力干将的。大字报专栏的通栏标语口气很严厉,有“周青松、布施仁必须低头认罪”、“郑晓龙给布施仁当走狗没有好下场”、“保皇有罪,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也不吃”。看来,剧团里批判资反路线批得热火朝天。我顾不得回宿舍放背包,就饶有兴趣地看大字报。我心想:布施仁,你也有今天! 这时,一声呼唤惊醒了我:“师兄,你怎么才回来呀?”我扭头一看,原来是小魁。他走到我跟前,拉住我的左手,又说:“剧团里成立了好几个群众组织。我跟小昆、云飞、志高几个也成立了,叫反到底,干得挺热火的。哦,连凤儿也参加我们组织了。他们小学学生都太小,搞不成群众组织,只好参加中学的群众组织。我叫凤儿参加我们反到底,跟她哥在一个组织。她高兴得不得了,就参加了,还满积极的哩。我们天天盼你回来。我们合计好了,你一回来,哪个组织也别参加,就参加我们的,你当第一号头头。” 我问小魁:“你们的办公室在哪儿?”小魁说:“在剧场二楼角儿的化妆室,那儿宽敞,我们几个人都睡在那儿。师兄,我们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聊剧团的事儿,聊平水市各单位的事儿,聊武汉的事儿,聊全国的事儿,经常聊到转钟了还不想睡觉,别提多有意思了。我们有时候就跑到武汉去参加一些造反派组织的活动。”我问他们都参加了哪些活动。他兴奋地说:“那就多了。武汉有个职工联合会,是老保,武汉造反派经常去砸他们的办公室,抢走他们的纸张、印刷机、油墨、播音喇叭,让他们搞不成宣传。”我说:“人家那么老实,由你抢,由你砸?”小魁微微一笑,说:“他们当然不愿意,可是革命嘛,还能让他们那些人同意才行动吗?他们不动,我们就对他们客客气气,他们要是不服周,敢于阻止,我们就动手,推推搡搡,有时候还打起来了。还好,每次去都是大学生冲在前头,我们跟在后头喊叫,帮忙,一般都还顺利。听说也有遇到硬茬的,那打起来就厉害了,有时会受伤,还有被对方抓起来的,挨顿揍。我们运气不错,还没有倒过霉。哈哈!” 我问:“对方也是群众嘛,管他们怎么干呢?你宣传你的,他宣传他的,看群众站在哪一边!”小魁说:“师兄,看来,你思想落伍啦,还带点书生气,不符合当前形势啦。革命和反革命都要搞宣传,都要造舆论。对反革命舆论就得压制,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所以,造反派就必须砸他们的舆论场所和舆论工具。在这方面不能有一点仁慈。现在有个口号:‘不砸不打是老蒋,不抢不偷是老修。’我们要当造反派,一就得跟武汉的造反派组织联合行动,二是加入武汉大的造反组织。我们已经加入武汉二司了。平水市的一些群众组织也分别加入了武汉大的造反派组织,像工人总部啊,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啊,武汉二司啊。告诉你吧,平水市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准备联合起来,成立平水市造反派联合司令部,好以后统一行动;已经加入武汉造反派组织的,准备成立平水市造反派联络站,相互之间加强联系,便于采取统一行动。形势大好哇!云飞去市一中联系过了,报上了名,准备加入他们的组织。师兄啊,你正好赶上了这个大好形势啊!” 这时,小昆走过来了,搂住我的膀子,喊道:“师兄,总算把你盼回来了。我们拥护你当一寨之主,以后你领着我们一起干呐!呵呵!”小魁也在旁边笑。 说实话,见他们这么真诚这么热情,我太感动了。这是对我多么大的信任呐!我和他们几个一向心连心,连一点小小的分歧也没有。他这样说,估计不是他个人的意思。我考虑到小昆也一定是这样想的,那就应该跟反到底在一起。目前群众自己搞文革,没有个组织怎么行呢? 当晚,小魁他们召开全员大会,其实就是欢迎我加入反到底的大会。我在大会上非常低调地讲了几句,表示一定和大家一起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 会后,小魁要我请小昆、云飞、志高几个一起到我家里去庆贺一番。我当然答应喽,就一起去了。在路上,我买了两斤油炸花生米准备用来佐茶。爸爸说“晚上喝茶睡不着觉”,拿出半斤65度的高粱酒给我。我想,我们平时都不怎么喝酒,这一下子喝这个度数的酒恐怕吃不消,就提出往酒里掺水,把酒的度数降低了再喝。爸爸说:“也好,掺了水,度数降了,酒的数量也增加了,每个人可以多喝点,能把花生米吃完。” 爸妈不管我们,先去睡了。我们几个边喝边聊,主要是我讲了步行去延安的经过,他们听得津津有味。讲到活人鼻子下面结冰,他们都惊讶得瞪大了眼睛。 过了几天,我回家去,爸爸告诉我,说我妈问爸爸,我们今天闹得欢,以后会不会秋后算账呢?爸爸说:“不会吧?这回可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呀!”姆妈说:“五七年给党提意见也是上面号召搞的,后来不都在劫难逃?这次会不会……”爸爸没再说话。姆妈说:“得长点心眼儿!尚泰要注意,你也别瞎来!” 爸爸没说什么,只是警告我:“你妈的话有点道理。我们是该长点心眼儿!尚泰,宁可让人家说你胆子小,也别冲在前头。我也得注意。我一向嫌你妈没什么见识,这次我倒是觉得你妈不简单哩。记住啦!” 甄小姐,你问我们每天干什么?我们每天都是写大字报,不是批判资反路线,就是宣告什么“特大消息”,宣告某个中央领导人垮了,宣告某个省市级领导被批斗了;除了参加武汉造反派组织的大型活动外,自己也搞了一些批判资反路线的活动,有本团范围的,也有全市范围的。其中有这么一次,是全平水市文艺界举办的,各单位搞资反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的主要人物被集中起来进行批判,各单位的工作组负责人也被集中起来挨批。其中一次大会是在我们剧团举行的。 舞台正中摆放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那些要挨批的人坐在剧场第一排。批判时,批谁,谁就上台来,先向毛主席像鞠躬,当时这叫“向毛主席请罪”,再是低声下气地念检讨书,念检讨书照例是先说自己破坏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这是犯了罪,罪该万死,再说现在经过学习,经过群众批判,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决心改正,然后说请革命群众继续批判,帮助自己重新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念检讨书,要言辞恳切,不许用华丽的辞藻,如果哭出来则最好。布施仁念检讨书,昂首挺胸,声音高亢,最不受待见,本团人对他还手下留情,外单位的有人拍打过他后脑勺,拍得还满响的。我看着当然满肚子高兴,心想你小子也有今天呐!你飞扬跋扈这么多年,不说一言九鼎,一言七八鼎还是有的,多少人受了你的闲气!那三个老右派受你的气还说得过去,我师父是共产党员还是剧团的领导干部也受气,这恐怕说不过去吧? 我在这次大会上发言批判布施仁:“布施仁,你也有今天呐!同志们,布施仁在我们剧团称王称霸十多年。我总不明白,他好像跟知识分子天生就有仇似的,专门跟知识分子过不去。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要胜利是不可能的。说明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可是,布施仁老是看知识分子不顺眼。文革初期,他伙同工作组想千方、设百计,扭转运动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更可耻的是,他策动一些幼稚的工农子弟在批判会上夸他如何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好像只有他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似的。他挑动演员斗演员、挑动学员斗老师,以此逃避群众对他的揭发。在批判资反路线的斗争中,他态度傲慢,强词夺理,不虚心接受群众对他的批评教育,甚至暗中组织出身工农的学员跟造反派纠缠,又一次挑动群众斗群众。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剧团的造反派绝不放过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家伙,要对他进一步进行揭露,把他的真实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剧场上大家的情绪十分热烈,时而喜笑颜开,时而愤怒异常。看起来,人人都是满开心的。可是,我发现师父没有到场,他是怎么想的呢? 会后,我去师父家,问他这么大型的会议为什么不去参加?师父说:“我没去,小昆也没让去。我总觉得这种情况不对头。是哪儿出了差错,我说不出来。尚泰,这次你发言,事前没问我,我要是知道你会发言批判布施仁,我是一定要撕掉你的发言稿的。你一定要知道,在我们这儿批判领导是犯忌的。你别看他现在低声下气的像孙子,将来指不定那天翻过来了,批判过他的人会非常危险的。不信,你就看!”师娘也在旁边说:“尚泰,你不知道哇,当年帮助党整风那会儿,那些领导硬着头皮听人家提意见,听了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反击了,抓了不少右派,送到郊区劳动改造。监督他们改造的人,硬是要那些右派挑两百斤,挑不动也得挑,把人折磨得哭啊!监督的人说:这会儿晓得哭了,提意见的时候怎么那么厉害呀?活该你倒霉!后来,上级知道了,制止了这样做。可那是几天以后哇,制止前的那几天还不知道怎么过来的,有人落下终身疾病,腰疼呐。唉!那还只是提意见,就整得那样惨,你们现在是批斗哇,人家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低声下气,那张脸呐都丢尽啦。他们不把你们恨死才怪呢!尚泰啊,听听我和你师父一句劝吧,收手吧。” 看着师父师娘这番只有爹娘才愿意说的话,我心里其实也在打鼓啊。剧团那三个老右派的处境,我都看在眼里了,谁愿意过那种屈辱的生活啊?我觉得,是得好好考虑一下师父师娘的这番话语了。 我回家跟爸爸姆妈讲了师父师娘的话。爸爸只是皱着眉头,没言语;姆妈一直在点头,说:“好,你师父师娘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那些右派只是给领导提了点意见,就倒霉了那么多年,你们批斗领导,领导不把你们恨到骨头里去才怪哩。等以后收的时候,上面还是要用这些当领导的来收场的。到那时候哇,还不知道那些批斗过领导的人会倒什么霉呢?”爸爸赞同姆妈的话,要我以后注意点,得留个后手。 完全脱离平水市的文革运动是不容易的。甄小姐,你没有设身处地就难以理解我这句话。我当时是剧团反倒底的第一号头头,师弟们都看着我哩,指望我带领他们前进,我又不忍心撇开他们自行其是,所以他们一找我处理某件事,我自然就出谋划策。我当时就处于爸爸姆妈的警告和师兄弟的感情之间,用逻辑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两难。人强不如势强,我只能顺势而为了。 文革后来发展到向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夺权的阶段了,那是非常热闹的。各地区、各单位的党政领导被迫或主动交出权力,具体地说,就是把公章交给造反派,然后回家闲坐,看着太阳、数着星星过日子。我们剧团的造反派组织了平水市京剧团造反派联络站,我被推举为站长。这个站长没有指挥权,只负责通知各造反派组织开会和各组织之间的消息相互通达的责任。我们以联络站的名义拿走了布施仁所有的公章,再命令布施仁一个人负责清扫剧团包括厕所的卫生,连洗痰盂的事也由他管。没有指派人监督他,他乖乖地奉命照办,勤勤恳恳,从不懈怠,以前那种让人一见就害怕的气势荡然无存。他知道我是站长,所以看见我就是满脸谄媚的笑。我看他怪可怜的,时而以站长的身份加以关照,从来没有呵斥过他,也劝阻别人对他客气点。 我找他谈过,问他为什么总是跟我师父过不去。他也坦诚,首先表示歉意,再告诉我,当时上面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他是忠实地按上面的政策办的,不敢有丝毫的改变,也是出于无奈。他说:“我要是仇恨你师父,会当他的入党介绍人吗?在五十年代,特别是初期,对知识分子是最客气的。我羡慕知识分子,穿中山装故意在上衣口袋上插一只钢笔,给自己增加点知识分子的色彩。问题出在五五年抓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上面对知识分子越来越不感冒,总是强调改造,五七年反右以后对知识分子就更不待见了。这样,我的态度自然就变了。后来,中苏论战,在第九篇评论苏共公开信里面提到苏联对知识分子实行高薪,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以后就出现了高薪阶层这个词,凡是拿高薪的都成了资产阶级,因此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大不如前了,形成了这样的心理,就是不把知识分子彻底改造过来,他们就会搞资本主义复辟。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成了没有被点名的斗争对象。我也不理解上面的态度,但我是共产党员,必须按上面的意思办事,自然对剧团的知识分子进行批判斗争。哪想到,这样做又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都昏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说着,流下了眼泪。他又说:“尚泰,一些实际问题真的不好办。你说,改造知识分子,不可能把知识分子一个一个拿来处理吧,只能抓大的,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在剧团里,你师父是最大的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必然先抓你师父啊。你师父不光在我们剧团是大知识分子,就是在平水市也算是大知识分子啊,改造知识分子的矛头就指向他了。我不是说,指向你师父是对的,就是刚才说的,你师父是当地的大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自然从你师父身上先下手了。你年轻,我的这些话,你不一定理解得了,你可以去问你爸爸妈妈,甚至问你师父,看他们会不会同意我的说法。” 我想,我年轻,确实理解不了布施仁的高见,问问爸爸、师父也好,我可以仔细分析一下他们谁说得有理。 我问了爸爸。爸爸肯定地说:“我讨厌布施仁,不过他说的这些话还的确是那么回事儿。上面对知识分子是那种态度,他布施仁敢反对吗?只能照办。从这一点讲嘛,确实不能太怪他。但是,他跟上面跟得太快了,处理问题太没人性,从这一点来看,他也有应该承担的责任,想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绝无可能。尚泰,这个度你要拿稳了,既理解他的难处,也不放过他的责任。” 我听了爸爸的话,好像明白了,可还是觉得在云里雾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想来想去,我忽然想到,干脆糊涂点算了,处理自己不会处理的问题,不是自找麻烦吗?我喝多了?以后,我就开始消极起来,能躲过不管的事就尽量不管。 不久,造反派内部闹起来了,还闹得挺凶。原来,武汉工人总部、武钢九一三、武汉二司为主搞了个《声明》(后来叫二八声明),说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最有资格夺走资派的权,骂一些跟他们有意见分歧的是半路出家的投机商、是中途打入革命队伍的坏东西。那些被骂的造反派组织不服,双方就闹起来了。赞同二八声明的是香花派,反对者是毒草派。武汉得感冒,平水就一定打喷嚏。平水市的造反派也分成两派,一天到晚吵个不停,大街上各组织的广播喇叭用尽可能大的声音争论不休。 在我们剧团,造反派也分成了两派。反倒底是香花派,可我个人是毒草派,这样我在组织里就孤立了。我也不在乎,我正想脱离组织哩,这次机会来了。 小魁找我几次,不断地埋怨我。我笑而不答。 不久,武汉军区介入,宣布支持毒草派。又没过多久,说中央文革不支持香花派。香花派瞬间失势,听说要被取缔。到了四月份,武汉毒草派中间儿的一些造反派组织说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造反,要杀向社会,帮助受到打压的造反派组织东山再起。支持武汉军区的人不依不饶,跟造反派闹起来了。 我爸和焦叔主张静观其变,不介入,当逍遥派。我听了爸爸和焦叔的话,也当了逍遥派。布施仁无所谓,反正哪一派也不要他,他成了两不管的人物,逐渐不到剧团做卫生了。说来好笑,他见我当了逍遥派,居然对我亲切多了,常常打招呼不说,还经常邀请我喝点小酒,至于油炸花生米、卤干子、素鸡、兰花豆全由他买。我才知道这家伙酒瘾真大,半斤白酒喝完也不醉,有时喝一斤酒也没关系。我可没有那么厉害,基本上是吃东西,其实就是陪他喝酒。 我们边吃边聊。他讲他的家史,说他们家在河南农村,家里穷得要命,快活不下去了,因此对有钱人是又羡慕又嫉恨,成天想着把他们的钱都抢过来自个儿花,盖新房子、买新家具、做新衣服、去饭馆吃大菜。抗战时期,八路军来到他们村,他就参了军,学了点文化,因为身体素质差,上级让他搞宣传鼓动工作,跟知识分子接触很多,文化程度大有提高。那时,他对知识分子印象极好,崇拜得不得了。武汉解放以后,他奉调来到平水市,后来到京剧团工作。本来,他对知识分子就有好感,调到京剧团正合他意。在搞知识分子洗澡的运动中,他发现文艺界的知识分子比部队的知识分子差多了,革命斗志不旺,阶级立场不稳,不能算革命的基本群众,因此对知识分子就没有以前那么崇敬了,甚至瞧不起他们。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那会儿,他看到这个集团里的人全是知识分子,因此对知识分子已经不是瞧不起的问题了,而是保持革命警惕性的问题了。反右以后,特别是第九篇评论苏共公开信的文章发表以后,他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分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对他们要坚决斗争,不能让他们得势,否则红色江山就会变色,因此他非常注意知识分子的动向,一发现不对劲的地方就要斗。他说,自己有时候也问自己,这样对待知识分子对不对?他看到剧团里的知识分子非常听党的话,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每次要演员们学习文件,演员们都认真学习,他又感到知识分子其实不错嘛,何必跟他们过不去呢?可是,他也看到写《海瑞罢官》的、演《海瑞罢官》的,还有那些坏戏坏电影都是知识分子搞出来的,又觉得对知识分子应该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时刻准备批判他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说他心里矛盾得很,直到现在喝酒的时候还在矛盾。找不到人帮他分析,他非常苦恼,甚至有时候有想哭的感觉。 我看着他因喝酒而通红的脸,心潮翻腾不已。我考虑到,他会不会是在说谎呢?我判断不了。我当时没有多少社会阅历,无法确定真相假象,因此我只是迎合式地点着头,笑着感叹不已。 事后,我问了爸爸。爸爸难以判断真假,只说:“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有,知人知面不知心,说不清楚。”我相信焦叔,说去“找焦叔问问看”。爸爸同意。我们去找焦叔,恰巧焦叔在家。焦叔一见我们就说:“当逍遥派真好,不用上班,天天在家闲坐,愿意的话,出去走走,散个心。” 我说:“我现在发现,逍遥派其实也没怎么逍遥,思想还是在动啊!”焦叔说:“尚泰,你长大了,懂事了。你说出了真理。”我惊讶地说:“我还什么都不懂呢,就说出真理啦?真理是大人物说的。我哪有那么高明呐?” 焦叔笑了,说:“谁规定了真理只能是大人物说的啊!只要你说得对,你说的话就是真理。你说逍遥派其实并不逍遥,思想一直在动。这句话就是真理。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一直在考虑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常常想了半天还想不明白。所以,我这个逍遥派一直没有真正逍遥过,大脑一直没停空。” 我向焦叔讲了布施仁跟我讲过的话,我说:“他讲的话是他心里话吗?”焦叔笑着说:“你认为呢?”我说:“我判断不了,所以想请教您。”焦叔说:“世界上最难判断的就是人心。你看,宇宙那么复杂,人类已经上了太空,估计登上月亮也快了。布施仁的经历比较复杂,先在农村待过,有乡下人的经历;后来参了军,有部队生活的经验;解放后到了剧团,有了跟知识分子打交道的体验。这个人很有阅历,能跟各种人过招。尚泰,你太年轻,不是他的对手,你得注意了。他不一定会害你,但是不排除他利用你。这一点,你千万要警惕。《十六条》里说过:要警惕政治扒手。这个政治扒手,我的理解呢是利用别人来达到他政治上的目标,成了他有一份儿,出事了他一直躲在幕后可以逃脱责任。可以说,这种人是旱涝保收。布施仁现在失势了,没有号召力了,自然想找人帮他出力。这是一个方面,是从坏的方面分析的。也可能,他现在很孤独,思想上心理上很孤独,想交朋友给自己的心灵找个寄托。如果是后者,那你与他交往是可以的,说不定将来情况发生逆转,他会担待你。担待你,对你师父也有好处。如果是前者,那事情就复杂了,将来情况有变,他可能对你好,也可能对你进行报复。你在全市文艺界批判资反路线大会上批判过他,难保他不计恨。所以,你得注意你跟他打交道的分寸,不要太过亲密,把什么事都告诉他,也不要跟他把关系搞僵。唉,大道理就在这儿,具体怎么办还要靠你慢慢琢磨。”我说:“焦叔,究竟怎么办才好呢?”焦叔说:“这就得像列宁说的那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我刚才讲的都是理论上的,怎么处理具体问题,得靠你自己动脑筋啦。我看呢,最好不再得罪他,还尽可能地顺着他。这样做,好在哪里呢?好就好在万一他将来东山再起,他不至于恨你。我估计,将来上面要收的话,恐怕还是会重新启用他们这些干部。你们看到了吧,建立革命委员会必须有领导干部参加。这就是说,布施仁有可能重新上台。”焦叔这番话使我顿开茅塞!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焦叔是高明。我说:“焦叔,我明白了。您真的很棒!想得远。我从来没这样想过。” 回家的路上,我问爸爸:“听焦叔讲,布施仁有可能重新上台,那文革不是白搞了么?”爸爸沉吟了一会儿,说:“布施仁重新上台,这只是预测,谁能肯定他一定上台呢?干部那么多,谁能被结合进革委会还没定下来呢?我想,你焦叔从布施仁会被结合进革委会这一点考虑,要你注意跟他的关系,给自己留条后路。要是继续得罪他,万一他重新上台,他一定会报复你。”我说:“爸爸,给自己留后路,是自私的表现,是投机取巧的表现。做这样的人,我心里挺别扭的。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嘛,就得坚决彻底,怎么能想着给自己留后路呢?” 爸爸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说:“我的傻儿子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不就是个小不点儿吗?你对文化大革命能有多大的影响力啊?你能影响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吗?文化大革命由上面掌控着,你管得了多少哇?再说,这次运动没有整到我头上来,就已经烧高香啦,你还想搞出个什么花样来哟!”我哑口无言了。我琢磨了一晚上,觉得爸爸说得有理。以后,我不在剧团宿舍住了,基本上住在家里。 十六 有一天,爸爸外出回来,把挎包放在饭桌上,叫我到他跟前,跟我说:“你这成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不是在虚度年华吗?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你做到了吗?你得趁年轻学点本事。”我说:“这样成天无所事事的,我也烦呐。您说学本事,那我学什么呢?”爸爸说:“我已经想好了,问过你焦叔。他建议你学点历史,读点名著,再就是练功,别把你学过的功夫丢掉了。”我说:“这倒是的。现在剧团里没人练功了,没人喊嗓子了,功夫回了不少。我现在跑虎跳比过去慢点儿了,喊嗓子常常接不上气。是得练练了!这件事好办。问题是这学历史谁来教哇?”爸爸说:“看来你焦叔讲对了,你再不练功,以前练的功夫就全回了。我管不了别人,只能管你。这年头,在舞台上练功不合时宜,就在家里练吧。你焦叔还说了,学历史就是自个儿看点历史方面的书。我们家可是从来不买这一类书的。你焦叔借给我一套,题目叫《上下五千年》。我翻了一下,写得跟故事一样的,有点意思。你焦叔说了,看完这套书,得把朝代序列牢牢记住。我就知道唐宋元明清,其他就不知道了。你别像我一样是个历史盲。” 从那天起,我就成天有事做了。白天,待在家里练功,拿顶、下腰、跑虎跳、砸踺子,还有翻抢背、走矮步、扫蹚腿、单提,等等。晚上天黑了,在房子后面空场上铺上台毯,翻小翻、翻小翻提、翻前扑、走旋子。练嗓子就是唱样板戏唱段,不怕别人听见;唱传统戏唱段就躲在家里低声唱。困难是刀枪把子一个人不好练,就找到小昆,动员他跟我一起练。师父知道了,很支持我,要小昆陪我练,自己也顺便练了。几个月以后,我们俩把功夫都捡回来了。 一天,师父要小昆传话,要我去见他。我想,师父有什么事要见我。问小昆,小昆说“不知道”。我带着疑问去见师父。 师父要小昆去买点猪肉回来,再问我练功练得怎么样了。我说还好。他说:“既然要练,就好好练。”师父要我特别练好两样功夫。一是宝剑入鞘。他说:“这个功夫是郭玉昆的看家本领,独门功夫,难度非常大。悟性差的人,就是手把手教,也学不会。你能学会,真不容易。我都不会,比师父强。说出去,我也光彩。哪个师父不会因为有这样的徒弟而觉得光彩啊!我有了你这样的徒弟,心里好大的安慰。现在演现代戏并不卖座,我总估摸着将来传统戏还是得上。”师父要我练好第二功夫是跑圆场。他说:“陈鹤峰的《徐策跑城》跑圆场跑得多好哇,特别是最后几圈,背挺得直,步子跑得快,还越来越快,引得观众不断叫好。不容易啊!没有多年的功底是办不到的。你的功夫还不够,还得加劲地练。你有好长时间没练功了吧?我都替你急。练点功不容易呀,你可别荒废啦!当然,练功得循序渐进。你有一段时间没练功,功夫肯定回了一些,所以呢你得先穿薄底儿练,每次至少跑三十圈儿,等练好了,再穿厚底儿练,还是跑三十圈,这样在台上跑二十圈就轻松了,轻松了就可以跑得好看了。怎么样?有这个决心吗?”我说:“肯定有!”师父满意地点点头,说:“我这辈子没练到郭玉崑、贺玉钦那个程度,在台上就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常常是心有意而力不足。看来,只能到这一步了。小昆嘛你也看到了,体质悟性都比不了你,我把这辈子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你要办到了,我死也瞑目了。” 我听着师父说这些话,怎么像临终遗言一样,心里好难过,眼泪也出来了,我跪在师父面前说:“师父,您放一百个心,我一定练好这两门功夫。不管将来形势怎么变,我不会让您老人家失望的。”师父说:“少表决心,多做实事。” 自从六四年十一月封箱后,传统戏的服装是再也看不到了,连一些道具比如厚底儿、鞭、关刀、髯口也看不见了。不过,这难不倒我。没有薄底儿,就用北京老布鞋、球鞋代替;没有厚底儿,师父把他偷偷存留的厚底儿送给我。这双厚底儿是唱红生戏专用的,叫虎头靴,质量上乘,特别是鞋帮綉的花纹好看极了,当年师父师娘怎么看怎么舍不得上缴,就留下藏起来了。好在封箱那会儿有点乱,所以没人过问师父唱红生戏用的厚底儿。小昆告诉我去他们家拿厚底儿。我就在一个天上没有月亮的夜晚去师父家把厚底儿拿回家了。爸爸姆妈看了,不停地赞赏这双厚底儿。姆妈说:“这么好看的厚底儿要是给毁了,该多可惜呀!老天爷要是有眼,就应该让传统戏重现舞台!”有了师父的期望,有了父母的支持,我更加勤奋地练功。 那几个月,社会上闹得天翻地覆,从口诛笔伐发展到拳脚相加,,又发展到兵戎相见。我当时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不是文化革命吗,怎么动起武来了呢?平水市的武斗还算缓和的,武汉市的武斗可不得了,已经经常死人啦!听说,六月十七号那天,一辆造反派的卡车冲向铜人像方向,准备绕铜像一周返回的。哪知道,在铜人像附近被对方的十轮大卡车拦截了,对方武斗人员围了上去用铁矛直戳,车上的人没有一个逃脱,非死即伤。造反派的人闻讯大哭。后来,对方大批武斗人员来到会宾楼下,造反派武斗人员也赶到,双方对峙,都能看见对方的眉毛。幸亏这时武汉军区的战士们赶到,在两派人员之间组成人墙,才暂时制止了一场更惨烈的屠杀。爸爸和焦叔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满面悲哀,连连叹息。我问焦叔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了。焦叔说:“我要是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了。运动是上面掌控的,我哪儿管得了哦!我们没卷进去就算运气啦!” 到了七月份,发生了七二0事件,武汉那些反对造反派的组织上大街游行,要求审判中央文革的代表王力。听说,这次事件还惊动了毛主席。北京召开百万人的集会,林彪、江青、周恩来都上了天安门,共同声讨武汉百万雄师。广播里面广播了这个消息,武汉那些反对造反派的组织纷纷垮台。平水市那些跟着百万雄师跑的组织也垮台了。我们剧团里站在百万雄师一边的组织也垮台了,其中有郑晓龙主持的“扫除害人虫”司令部和朱珊玉主持的“冰崖花枝”战斗队。小魁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剧场主持了对平水市保守派组织的批判会。这个批判会平水市各造反组织都派代表参加了,声势浩大。批判会上,郑晓龙浑身哆嗦、朱珊玉痛哭流涕,向造反派组织做检讨,连连鞠躬,还揭发布施仁背地里鼓动他们跟造反派作对的言行。小魁把桌子一拍,高喊一声:“把老保的黑后台布施仁揪上台来!”市一中两个彪形大汉一左一右把布施仁连推带提地弄上台,站在舞台中偏右的龙口,低头哈腰,被倒提双臂。我在台下看着这一幕,心想:“真是老古话说的那样,‘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这家伙一向是主持批判别人的大会,如今晚儿,他已经被批斗两次了!” 这次,我没上台批判布施仁。小魁找过我,要我上台批几句。我说:“我是逍遥派,不是造反派,没有资格批判布施仁。”小魁要我帮他写批判稿,我说我自个儿写批判稿都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哪有本事帮他写啊。可他硬是赖上我了,非要我帮他这回不可。他说这次批判大会是全市文艺界的,规格比较高,他当大会主持人不批判几句恐怕说不过去。听他这么一说,又顾及兄弟之情,就答应了。你会问我怎么写得出来。我当然有办法,找凌峰不就结了。 凌峰是高中生,笔头硬得很,找他准没错。我到市一中去找他,看见他正和几个战友在研究批判学校党支部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办公桌上有几份用回形针卡住的文稿。等他们研究完了,我要凌峰帮我写批判稿。凌峰说:“写什么呀?这儿有现成的批判稿,你随便拿一份去照抄就得了。只要把人名儿、地名儿、事情换过了就行了,那些说理的部分就原文照抄。你不会连这点能力也没有吧?”我把几份批判稿轮流看了一遍,选了一份比较容易修改的拿走。他说:“你用完了得还给我,我们这儿也要用哩。”我一边走开,一边说:“你放心吧。用完了,我拿去生炉子,一点就着。”他说:“嗨,有你这么过河拆桥的吗?” 回到家里,我忙着修改批判稿。由于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改起来还真麻烦,常常是心里有话,笔头写不出来,不过进剧团以后背了不少剧本,肚子里多少有点儿存货,撰文还能够勉强应付。换成小魁、小昆、云飞、志高就应付不了啦,难怪小魁把我盯住了。这样也好,我这个师兄在他们跟前更有面子啦!批判会后,小魁深深感谢我,硬拉我去饭馆吃青椒炒肉丝。 七二0事件以后,武汉造反派的日子特别好过,可以说,走遍全国都是受欢迎的。可是到了六八年,造反派组织之间又闹起来了,一派说要“钢化江城”,另一派批评他们是搞“以我为核心”,成天打口水战。湖北农村也闹得难解难分,打得一塌糊涂。武汉市内一些流氓兴起了“翻门坎”的活动,就是一帮人手持器械冲进一个结下梁子(仇怨)的人家,把这一家的家具什物砸得个稀烂,而管公安的人往往出于派性撒手不管。各地造反派组织都喊着“文攻武卫”的口号抢劫部队的武器库用来武装自己,使得武斗大大升级,成为准战争。这样,全国乱成一团。 平水市怎能置身事外?何况一些好事者总觉得没有闹够,总想天下更乱才好。广播里说要紧跟上面的部署,要抓斗争的大方向,可生活中一些人就是不理这个茬儿。凌峰告诉我,造反派组织里好多人笑嘻嘻地说:“不上班还拿工资,这就是老子的战略部署,就是老子的大方向。” 甄小姐,这样混乱的社会状况是任何国家都不允许的,可是中国那时候就是这样的,乱了一年左右。我们剧团基本不演出了,演员们学员们基本不练功了。我爸爸我师父一直在督促我和小昆练功。他们总说:“艺不压身。多学本事总不会错。”我听师父的话,天天在家练功。不但练功,还暗地里把《闹天宫》和《徐策跑城》演练了几次。爸爸在旁边当观众,边看边评论。师父也来我家看我走台,指出问题,肯定优点。小昆也能把《闹天宫》的路子大致走一遍。常常是这样:我演孙悟空,他一会儿当小猴子,一会儿当天兵天将;他演孙悟空,我给他配戏。这样演练,我们都觉得有意思,往往一个下午、一个晚上好像没几分钟就过去了。 我有时候想:光这样练,又不能上台演出,有意义吗?可是,看看外面乱成一团的现实,再看看爸爸师父的态度,我不敢有丝毫懈怠,不为别的,只是不想让爸爸师父失望而已。 整个六八年就这么闹过去了。年底,发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凌峰和他的同学下放到汉阳县农村去了。他们是上午离开平水市的。我一大早去了市一中,看见他跟同学们谈笑风生,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他们旁边有女生,就不像他们了,一个个眼圈发红,有的脸颊上有明显的泪痕。我是剧团的学员,没有上山下乡的份。九点多钟,送行的汽车来了,男生喜气洋洋地上车,女生则泪流满面。我看着,心里感叹万分。 到了六九年,准备开党的九大,世面上才开始安定下来。 九大之前,中国军人在东北珍宝岛跟苏联人打了一仗,大获全胜,全国的老百姓上街游行,高喊“打倒新沙皇”的口号。 九大过后,各行各业逐步转入正轨。2023-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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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施仁咳了两声,说:“上次,我批评‘京剧姓京’这个提法的时候就说过,我们搞的是无产阶级的京剧,大家都还记得吧?”演员们都点了点头。布施仁接着说:“既然是无产阶级的京剧,那么舞台上就应该表现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可是大家都知道,至今京剧舞台上仍然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算那些正面人物有那一个是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岳飞、杨家将虽然说他们是民族英雄,但他们保卫的只是封建帝王、是地主阶级的政权,跟无产阶级英雄一点儿也不沾边。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怎么能让这些人物占据我们京剧的舞台呢?今年国庆游行,有现代京剧工农兵人物形象的方阵,还有解说词,说是要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舞台,由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占领。我们的思想以前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现在一定要跟上。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落伍,就会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绊脚石。今天晚上演出结束,全体演员一律到场,我们共同完成封箱的举动,以此表明我们紧跟时代潮流的决心。”他说完以后,宣布散会。演员们默默无声地站了起来,以前所未有的静默离开剧场。 我心里急得很,心想,这下真的全完了,再也不演传统戏了,那我练的那些功夫不都作废了吗?那我以后还练不练这些功夫呢?我焦急万分地来到师父家里,诉说我的困惑,请师父指点指点。哪知道,师父比我更困惑,他说当年抗战的时候,他演岳飞戏、杨家将戏、演文天祥的戏,都是传统戏,到处受欢迎,政府夸他们这样演戏配合了抗日战争,也是为抗战出力。怎么现在就不行了呢?看来,师父比我牢骚更盛。我得去问问焦叔,他文化水平高,一定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我没在剧团食堂吃晚饭,一溜烟跑回家里,跟爸爸讲当天晚上剧团要封箱的事。 爸爸也是满脸的惆怅,说看不明白这种事。要我问焦叔。于是,我跟爸爸一起去焦叔家里。 焦叔听我说明了来意,小声地说:“说实在的,我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不过,老孟,有一点我们得明白,跟现代京剧有关的事,我们一定要谨言慎行,否则吃不了兜着走。告诉你们一件事,希望你们千万不要说出去。我这几年到北京出差,听北京的朋友说,谭富英因为对现代戏发表了不同意见,被上峰劝退出党了。”爸爸吓了一跳,说:“什么事啊,这么严重,被劝退出党了?”焦叔说:“听说现代京剧是第一夫人在抓。你想啊,第一夫人在抓的事谁敢管呐?可是谭富英说了不该说的话,就被这样处理了。”爸爸惊讶地问:“他说了什么啦,就被处理了?”焦叔说:“听说,江青请了几位京剧界的大名角,说是给几出现代京剧提意见。一些人都是往好里说,可是谭富英太讲艺术良心了,跟别人讲的不同,他说《海港》里方海珍唱腔都是高腔,这不符合剧情的需要,况且对演员的嗓子也不好,建议把方海珍的唱腔改一改,要有高有低。没想到,没过多长时间,领导找谭富英谈话,要谭富英自己提出退出共产党。谭富英就自个儿提出退党,上级马上批准了。你看,现实就这么冰冷,让人不寒而栗。你想啊,谭富英老爷子是多大的角儿啊,一言不合就让他退党了。其他人要是像他那样提意见,就不是退党那么简单喽。老孟啊,我们就顺着潮流走吧。唉!” 我看爸爸是一脸的严肃,也感到事情的厉害之处,难怪师父是那种态度哩。 在回家的路上,爸爸千叮咛,万嘱咐,告诫我,刚才焦叔说的话,不能到处乱说,不然的话就害了焦叔,也害了我们全家。我严肃地向爸爸保证,绝不跟任何人说。我问爸爸能不能跟师父说。爸爸马上告诉我,应该跟你师父说,但是要回避师娘和小昆他们。 我回到剧团,才知道已经换了戏码,全是武戏,有《四杰村》、《一箭仇》、《恶虎村》、《水帘洞》。我明白这是向传统戏告别,对观众也是一种招待。平时演出,到晚上十点钟就完了,可今天晚上的戏安排到十一点钟。我扮了戏,就找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坐好。脑子里在琢磨今天晚上把最后一场传统戏演好。《水帘洞》是师父上,我去小猴;在《一箭仇》里我去史文恭,师父去卢俊义——这是在傍我;在《恶虎村》里,师父去黄天霸,我去朱光祖。四场戏里我有三出戏,看来今天晚上要卯上。 那天后台真是安静,以往演出前扮戏的时候,大家都是你一言我一语地逗乐子,可那天没人说一句话。我知道,大家的心情都不好,都在考虑“以后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剧团里谁都知道,现代戏不上座,卖不出钱来,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我牢记焦叔的话,跟现代戏有关的话不要说不要问,只听领导的,反正天塌下来压死的又不是我一个! 我发现,那天晚上的演出,大家特别卖力,好像个个都精力非常非常旺盛似的,平时能见到的懒散劲那天也看不到了。 演出结束后,观众散去了,所有的演员都站在一起,看着行头、盔头、刀枪把子装进大小衣箱,关上箱盖,贴上封条。我明白,从这时起,演员们都要跟这些道具永远告别了。这种情景跟战士离开枪、骑兵离开马一样,让人心里十分难受。可是,谁也不敢流眼泪。唉,就让眼泪流到肚子里去吧。 封箱仪式结束、大家解散以后,我跟师父一块走,说是送师父回家。师父几次要我别送了,我撒娇地说“要送嘛”。师父盯了我好一会儿,小声问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告诉我?”我说是的。师父抓住我的手来到一个偏僻处,那个架势就像宋江拉着刘唐来到一个偏僻的酒店一样,说:“这儿没什么人,你有话快说。说完,马上回宿舍去!”我把焦叔告诉我和爸爸的事情全告诉了师父。师父听了,对我附耳言道:“这种事太重要了,牵涉到第一夫人,非同小可,可不敢乱说。你不要再告诉别人了。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你快回宿舍去吧。”我说:“师父,我只再说一句——我爸说了,最好对师娘和小昆也别说。”师父说:“那是自然的。我不是说了吗?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让你爸爸放心。他这么信任我,我怎么能给他惹麻烦呢?快回宿舍去吧。”我嘴里答应着,转过身一溜烟跑了。 后来的几天,我不知如何是好:早早起床练功吧,以后不演传统戏了,练功有什么用?不练吧,总觉得不能把多年来练成的功夫就这么丢了?想想十分心疼。看来,拿下《闹天宫》和《徐策跑城》,像郭玉崑和陈鹤峰那样成为名角儿,这辈子是不可能了。这些年的立志和努力全白费了!我好难过! 这几天剧团上演的都是现代京剧,有《千万不要忘记》、《豹子湾战斗》、《赤卫军》、《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朝阳沟》等等,没多少人看。那天演出《千万不要忘记》,是阶级斗争的题材,观众很少,连前三排也没有坐满。那出戏师父去主角丁海宽。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师父花了好一段时间研究工人,特别是老工人,还按照布施仁的安排到市里手扶拖拉机厂劳动去体验生活,又去汉口看武汉京剧团演的同名戏剧。团里彩排,布施仁看了挺满意。谁知道,一公演竟然卖不出票,几乎见不到喜欢这出戏的观众。师父坐在后台只是不停地抽烟,不跟任何人说半句话。完戏以后,也不上台欢送观众,有人请他,他也不动,还连连叹气,喃喃自语:“几十年啦,还从来——唉!这是怎么了?怎么了?”我看着难受,知道他是自尊心受到了严重打击。他从艺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他主演的戏会这样受到冷落,看到观众只有这么几个人,简直气炸了肺,心里有气却不敢发作,只能憋着,憋得非常痛苦。 我陪着师父回到家。师娘看到他脸色难看,立刻就明白了,赶忙说道:“干什么要愁成这个模样,至于吗?不就是不演老戏吗?不演就不演,卖不出票也不用你着急。今年搞四清,剧团已经改制了,改成国营的了,反正每个月公家给钱,旱涝保收,我们有吃有喝就行了。戏剧改革这么大的事,你管得了吗?是第一夫人管的事情,你就少操心,别到时候弄个帽子戴在头上,把儿女们给害了。”师父有个特点,就是每当师娘说他,他都不言语。这回也一样,只是连连唉声叹气。 我没回宿舍,而是回到家里。爸爸问我演出的情况。我说:“没什么人看戏。”爸爸说:“我不吹嘘我有先见之明,这种情况我早就料到了。我就不想看现代戏。看现代戏还不如看电影哩。不信,你问你妈。”姆妈说:“尚泰,你爸确实早就跟我说过。没想到,还真是那么回事。幸亏剧团改制,成国营的了,不然的话,卖不了钱,大家都喝西北风吧。” 我还知道,自从剧团改制以后,每个月工资照发,旱涝保收,好多人不像从前那么求上进了。从前,一些人常常因为剧团领导没有给自己派活而生气,一些青年演员没有能出演大戏而发牢骚。现在也不计较了。演现代戏不上座,演员们没有压力了,更是懒散得厉害,基本上是吃老本。听说,梅兰芳每天下午四点钟以后就不怎么说说笑笑了,跟他说话也不怎么搭茬,原来他已经在入戏了,进入了即将演出的状态。他把演戏当成非常严肃的事情,绝不糊弄观众,态度是极其认真的。难怪他能成为艺术大师哩!那像我们剧团的一些人呐!我觉得,像这样下去,剧团还像剧团吗?焦叔说得对:“京剧几百年形成的好传统怕是要完啦!”爸爸听了这话,只是摇头叹气。有一次,我在江边散步,碰见了我小学的一位教过我语文的曹老师,他一看见我,就抓住我右膀,轻轻地说:“不是说百花齐放吗?怎么现在不让演传统戏啦?现代戏究竟怎么样,可以跟传统戏竞争嘛,看观众喜欢看哪一种戏?干吗强令停演传统戏呢?现代戏没几个人爱看,为什么不停演呢?说起来现代戏反映的是现实生活,其实现实生活比现代戏更精彩,我看现实生活就可以了,何必花钱进戏院呢?我现在完全糊涂了,不知道上面是怎么想的!纳闷儿!”我牢记焦叔的话,跟戏曲改革有关的话不要乱说,那是第一夫人管的事,碰不得的,不然会惹麻烦,于是我对这位头发开始变得花白的老师说:“老师啊,上面眼光远大,我们只有紧跟,不然会犯错误的呀!”老师显然明白我的心意,摇了几下头、叹了一口气就没有深谈下去。 老师的情绪显然影响了我,我虽然装模作样地说得那么平和,那么政治正确,但是我的内心的震荡不会比曹老师的好些。我最不高兴的是今后再也不能演《闹天宫》不能演《徐策跑城》了,那怎么成为小余盛昆、小郭玉崑、小陈鹤峰呢?当年的志向是永远也实现不了啦,以前练过的功算是白费了?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甚至产生了憎恨这个现实的心理。师父他们已经成名了,可我离成名还有十万八千里哪,这尽唱现代戏,那我什么时候能够成为名演员呢?成不了名角儿,那老太爷的那个万金遗嘱不就落空了吗? 我把这种心情告诉给师父。师父大吃一惊,说:“你这些想法跟别人说过吗?”我说“没有”。师父喘了一下,接着说:“那太好了,幸亏没说,不然出了事,谁也救不了你。”晚上,完了戏,师父在后台大声说道:“尚泰,到我家去吃夜宵。”我说“我不饿”,可是看见师父瞪了我一眼,马上就改口说:“是师娘做的馄饨吧?那我爱吃。我去!” 来到师父家里,跟我说:“今儿没准备什么吃的。要是别人问你,你就说吃了师娘做的馄饨。小昆,你们也记住了,就说你们师兄吃了馄饨。”师父把我带到他寝室了,说:“我琢磨了一下,演好现代戏还是得练功。刀枪把子不必练了,可是跟头还是得练。演《飞夺泸定桥》、《豹子湾战斗》还是得翻跟头,不练,跟头怎么漂得起来呢?”我觉得师父讲得有理,就点了点头。师父又说:“传统戏有韵白,现代戏没有,可是还有京白。这念好京白也是一门功夫,也得练。其他,像云手啊、扫堂腿、跑圆场啊什么的,也得练。看来,你过去练过的功夫大部分还是用得着的。所以,你还是能有所作为的,不要灰心丧气。” 听了师父的话,我仿佛看到了光明的前途,顿时浑身充满了劲儿。我说:“您说得太好了!我明白了,我仍然可以努力练功,把每个角色演好。”师父说:“不是有句老古话说嘛,事在人为。唱戏也是这样,戏在人唱。同一出戏,同一个角色,很多人都在演,可是有人演得好,有人演得一般,还有人演得不是玩意儿。这里就有个演员本人本事的问题。本事大的,就演得好;本事差的,就演不好。郭玉崑演《闹天宫》,我也演《闹天宫》,可人家就演得比我好,为什么,因为人家的本事大呀,他那些玩意儿,我就是学不到手,没法儿比呀。我把我的希望全寄托在你身上了,指望你办到我一辈子没办到的事情。郭玉崑的拿手绝活——宝剑入鞘,你练成了,我还没练成。看来,指望你办到我没有办到的事情,估计没有大问题。尚泰,你明白师父的心意了吗?” 看到师父对我有这么大的希望,还有这么高的评价,我激动得快哭了。我不敢说话,生怕眼泪会涌流出来,就只是一个劲地点头,然后鞠了个躬,走出师父的家门。等走到宿舍外面马路上,我再也忍不住了,就让眼泪尽情地流淌。路边有个公共汽车站,没一个人,我坐在钢筋做成的座位上擦干了泪水,回到剧团学生宿舍。 第二天,布施仁召开全体演员大会。他说:“这段时间观众来看戏的很少,听说有些人心里很不满,脸色不好看。今天,我要谈谈这个问题。演现代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人民的需要。有人会说了,是人民的需要,怎么来看戏的人这么少呢?我告诉大家,现在来看戏的少只是暂时的现象,用不了多久,来看戏的会越来越多,买票会抢得打架。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一个新事物诞生的时候,总是弱小的,而且不被大多数人理解,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新事物表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表现出它多方面的优越性,理解它的人就越来越多。革命现代京剧就是这样的新生事物。我是充满信心的。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做革命的绊脚石。今年,北京搞了革命京剧现代戏汇演,江青同志还讲了话,题目叫《论京剧革命》。这个题目就提示我们,演现代戏是一场革命,那么我们演现代戏就是在参加社会主义革命。这是非常光荣的。既然是一场革命,我们就要有革命的姿态。一天到晚发牢骚、心里不高兴,这可不符合革命的需要,是非常危险的。希望同志们严重注意这一点。要不然犯了错误,我也救不了你。” 他讲完了,照例演员们分组开讨论会。剧团分三个组:一个是担任领导责任的人和角儿们一个组,在团长办公室开会;再一个武戏组,在台下开会;一个文戏组,在台上开会。各个组讨论的气氛都很热烈,武戏组最闹忙,文戏组也不错。文戏组的朱珊玉声音沙哑但特别大:“听了布书记的讲话,我弄清楚了一个理,就是演现代戏就是一场革命。以前,我不明白这个理,今天终于明白了。我从小就有参加革命的愿望,可是我出生在解放后,没有赶上大革命时期,也没有赶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为此我好遗憾呐,抱怨我妈把我生晚了。今天听了布书记的报告,我明白了,我没有赶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可是赶上了戏剧革命。这场革命意义重大呀,我要积极参加这场革命,提高阶级觉悟,做一个合格的革命接班人。”武戏组的郑小龙更是激情满满:“今天听了布书记的报告,我才认识到,演现代戏不是换戏码那么简单的事,而是一场革命。今年北京现代京剧汇演,江青同志讲了话,她讲话的题目就是《论京剧革命》。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她的讲话一定代表了毛主席的意思。毛主席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四大名旦、四大须生演的全是老戏旧戏,没有一出戏表现工农兵的伟大光辉的形象,全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他们的演出活动根本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我们要走与他们完全不同的道路。我是工人阶级的子弟,更应该完全抛弃这些所谓名角儿的那一套。今后,我要在党的指引下,在剧团里就是在布书记的指引下,演好现代戏,做个革命人。” 他们两个人的讲话由主持讨论的人向布施仁汇报了。布施仁听得眉飞色舞,在全团总结会上还感叹地说:“到底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后代,阶级感情就不一般,对党的号召理解得就是深刻。”还对剧团那些角儿们发问:“你们的孩子能说出他们这样的话吗?”剧团的角儿们显得十分尴尬,都没有抬头看着布施仁。布施仁接着说:“你们深受老戏的影响,你们的孩子深受你们的影响,思想感情中充满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腐烂垃圾,怎么可能说得出来那两个孩子的话啊!这就是什么种子结什么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以后剧团培养的重点必须放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子弟身上,这是阶级路线问题。希望剧团的角儿们、给学员教课的老师们要严密地注意这一点。” 宣布散会后,演员们又是以前所未有的沉默离开剧场。布施仁看着演员们只是冷冷一笑,摇了摇头。看到剧团“大当家的”这种神情,我心里直打鼓,不知道他下面又准备干什么。但经验告诉我,那些角儿们又要挨批了。 果不其然,过了几天,师父就病了,后来知道跟布施仁的批评有关。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布施仁召开关于培养剧团演员接班人的会议。原来,我们剧团一九六三年的下半年第二次招生,招了一批学员,大部分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也有一些工人阶级同盟军的子弟。经过一年多的基本功训练,布施仁觉得差不多了,该让他们上台了,说是要把“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体现在京剧教学上。因此,他召集角儿们开会商量这事儿。在会上,他又一次强调阶级路线,说要重点培养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话说到这儿,角儿们都没言语,问题出在具体的人头上。布施仁提出要重点培养朱珊玉、郑晓龙,要姜尚梅老生培养朱珊玉,要汪丽彩老师配合教学,要赵宝魁老师培养郑晓龙,并且要求他们做到半年出成果,两年就成角儿。 汪丽彩老师觉得朱珊玉的嗓子不怎么样,唱起来经常黄腔跑调,纠正多次也不见效,认为很难培养成材;不过,她基本功不错,按武旦培养也许还行。赵宝魁也认为郑晓龙很不会做戏,怎么辅导也不行,还听说他只想当老生,说是可以演共产党员,不想当丑角,说工人阶级的子弟怎么能演丑角呢,专门给人家逗乐子,当丑角就不能表现工农兵的光辉形象。 布施仁说:“他想演老生,可以嘛,就请邓崇余同志教他吧。”邓老师说:“这家伙培养不出来。为什么?我观察过,他练功怕吃苦,至今基本功也没过关,表演的时候身子僵,嗓子又沙哑,高一点的腔就上不去。我怎么教他?” 布施仁严肃地表示:“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团应该多多招收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子女,以充实演员队伍。我们解放军就是大量吸收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才保证了军队的政治素质,所以战无不胜。我们剧团要成为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团,就必须多多培养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子女,这样才能出好演员。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们要坚持,绝不动摇。” 我师父本来不打算在会议上发表意见的,但是听了布施仁的这番高论,心里实在别扭,又不敢站起来表达意见,就小声地嘀咕了一句:“四大名旦、四大须生都不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没想到,布施仁耳朵挺尖的,听到了我师父这句牢骚话,马上接过来说:“这些人出名是旧社会那个环境造成的。你以为他们有多大本事啊!他们适应了旧社会的需要,是为旧社会服务的。你要不信,就请他们来演演工农兵的形象,肯定演不好。他们在新社会没有代表性。旧社会是不会让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子弟出名的。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工农兵要占领舞台,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已经过时了。老余啊,我看你呀,身子在社会主义社会,可是思想还停留在旧社会哩,危险呐!其他同志也要注意啊!”布施仁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谁还敢多嘴多舌呀!我师父已经吓得额头上尽是汗渍,散会后,他主动找到布施仁承认错误。布施仁倒也大度,没怎么批评师父,只是说:“老余,你真得好好改造思想啦!你思想感情上的非无产阶级影响一定得赶快革掉,把屁股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彻底清除掉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甚至反动思想。不然,在戏改的过程当中会犯更大的错误,弄得不好,可能滑到反革命那边去。到那时候,我想帮你也帮不成啦!听说,四大须生之一的谭富英就是因为实在跟不上戏改的步伐被要求退党了!” 师父原来只是额头上有点汗渍,听了布施仁的教导以后,特别是听到谭富英被要求退党的事,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整个内衣全湿透了。回家的路上吹了风,晚上就头疼脑热起来,在床上躺了几天。 那几天,恰巧我爸爸身染重病,胃溃疡,住进市立第一医院。我妈得上班,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照顾爸爸。我跟剧团领导请了假,白天到医院陪护,晚上累了,就在家里休息。所以,师父病倒在家的事我并不知情。后来,爸爸病情大为好转,我才回到剧团。 一回剧团,就撞见师弟云飞,他说:“你这两天到哪儿去了?你师父这几天病了,没上班,在家里躺着哩。好像是发高烧吧。”我说:“哟,病得不轻呐!我爸爸这几天胃溃疡住院,我妈又得上班,我只好请假去照顾爸爸。也没人上医院告诉我。”云飞哦了一声,说:“我说嘛,你师父待你那么好,把你当儿子看,你怎么会不来探望你师父呢?人言可畏啊!嗷,你现在先去你师父那儿吧。” 我当然是得这样啊,就立马赶到师父家里。 没看见小昆,他妹妹玉凤在家。玉凤是小昆的么妹妹,还不到六岁。她一看见我,就说:“师兄来了!爸爸前两天发烧,吃了药,打了针,才退了烧,只是身上软绵绵的,提不起精神来,只想喝点水,喝点米汤。”我问:“凤儿,师父现在怎么样?”凤儿说:“他正在睡觉。”这时,里屋传来师父的声音:“谁在睡觉啊?凤儿,谁来啦?”凤儿说:“师兄来了。”我往里屋走,边走边说:“师父,是我。我来晚了。”我走到师父旁边,坐在床沿上,说:“我爸爸这几天胃溃疡住院,我妈得上班,我就去照顾爸爸,也没人上医院告诉我您生病的消息。”师父哦了一声,问道:“你爸爸的病严重吗?”我说:“没事儿!他是老胃病,以前也住过医院。” 我问师父这次怎么会发高烧的。师父叹了口气:“身上出了点汗,被冷风吹了一下,就这么病了。唉,人老啦,就没用了,一吹风就病了。将来,你老了也一样。”说着,笑了起来。 忽然,里屋门口传来师娘的大嗓门:“尚泰,你别听你师父瞎说。他这次啊是吓病的。”师父赶忙坐起来说:“凤妮,你这么大嗓门,是怕左邻右舍听不见呐!” 我站在一旁,愣愣地看着他们。 师娘进了厨房,我问师父是怎么回事。师父先是沉吟不语,接着摇头叹气,始终一言不发,面带悲戚。我问:“是不是布书记又批评您了?”师父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说了一句:“这知识分子要改造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哇!我都不知道要改造到什么程度才算完哩!”我一向对布施仁不满,怨他老是整我师父,估计这次他又欺负师父了,心中不服,就请师父跟我说详细点。 师父用左手拍了拍我的右膀,轻轻地说:“尚泰,人生的风浪太险。你还是不过问为好。以后,上面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上面要你干什么,你就乖乖地干什么,千万不要惹剧团领导,不然的话,将来你就演不成戏、当不成主角了。听师父的话,没错的,啊!” 这时,凤儿跑到里屋门口说:“师兄,我妈叫你去帮她洗菜。”师父轻声说:“尚泰,你师娘有话跟你说,才找个借口说是洗菜。她说什么,你只管听,别跟着乱说就行。”我点头应了一声,就起身去厨房。 师娘见了我,果然没叫我洗菜,却说起师父生病的缘由:被布施仁批了一顿,特别是听到谭富英被要求退党的消息,吓得出了一身汗,回家的路上吹了冷风,这才病了。我知道谭富英被要求自动退党的事,布施仁在批评师父的时候提到谭富英退党,明显地是在警告师父,暗示也可能让师父退党,师父当然怕啊。师父是高级知识分子,属于思想改造的对象。他手里本来就没什么政治资本,好不容易在五十年代弄到一张党证,这党证可是师父的护身符啊,要是被退了党,那师父还有什么法宝能保护自个儿呢?保护不了自个儿,那怎么保护一大家子呢?那些右派的遭遇就是榜样啊,谁看着不怕呀?难怪师父听到谭富英退党的话会吓出一身汗呢?没病也给吓病啦!我不敢把我的想法告诉师娘,怕她更担心,就说:“布书记不过就是随口说说,那会真把师父弄退党呢?谭富英退党是惹了第一夫人,我师父可从来没有惹过那个大领导哇。师娘,您呐就放一百个心吧!”说完,我还笑了起来。师娘嗨了一口气,说:“要真是这样,我就不着急喽。这几天呐,我常常睡不好觉哇,有时候想着想着就把凤儿紧紧地抱在怀里啦。”说到这儿,她眼泪就刷刷地流下来了。我明白师娘是怕师父倒霉了孩子们会跟着遭罪,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我再没有多说什么。 过了几天,爸爸出院了,我请假去接他回家。到了家,刚坐定,我就忍不住把师父的事告诉给爸爸听了。我以为爸爸会激动的,没想到,爸爸平静地说:“这几天,我躺在医院里,想了好多事儿,特别是你焦叔来看望我跟我聊天讲到的事儿,我觉得,你师父这件事不是偶然的,不是个别的,它反映了眼下整个社会的状态。从六二年强调阶级斗争起,社会的气氛就越来越紧张了,到处在抓阶级斗争。其实,哪来这么多的阶级斗争呐?要真有那么多的阶级敌人,那不等于说,共产党这么多年治理中国失败了吗?敌人越来越多,说明治国治得不好嘛。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啊!上面是怎么想的,我怎么也搞不明白。” 看着爸爸一脸的困惑,我就更困惑了。我连我们小年轻当中的一些事儿都弄不清楚,哪里能明白大人的心思呢?但有一点是明白的,那就是爸爸在发牢骚,在发泄不满。 甄小姐,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不知道对社会状况发泄不满是什么后果。那时候,你只要批评了社会上被官方认可的某种现象,就会被官方人物认为是对现实社会不满,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要是你家庭成分好,那就挨顿批评,是公开批评,让单位的同事都知道;要是你家庭成分不好,是五类分子,或父母有政治问题,你除了挨公开的批评外,还会由领导班子给你下政治结论,塞进档案袋,跟你走一辈子,无论你到了哪里,哪里的领导甚至普通群众都会知道你有政治问题,这样,政治运动一来,往往就拿你当整治的活靶子。我当时怕爸爸的这种情绪被别人知道,报到单位领导那儿去了,爸爸就要倒霉了,我也跟着倒霉,正像师父说的那样,演不成戏了,当不成主角儿了。 我劝爸爸想开点。爸爸说:“我当然想得开。要是想不开,早就死了,死了几回了。以后不要乱讲话;我说的牢骚话,我和你焦叔聊天说的话,你只管听,就是不能出去乱说,再好的哥们也不能讲。”我说:“爸爸,你放一百个心,我也不小了,是非轻重听得出来,不会乱说的。我对小昆都没有说什么。师父有些话常常只跟我说,连小昆也不告诉。” 爸爸皱紧了眉头,喃喃言道:“你焦叔说得对呀,老百姓连说话都要瞻前顾后,不能畅所欲言,说明这个社会不正常啊!这是怎么搞的呢?” 八 一九六五年二月份,我在后台看到了一份中央文件,题目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听年纪大的人讲,上面规定了,这个文件要在各个单位张贴。 我带着浓厚的兴趣认真阅览。我当时十七岁,头脑简单,又一直生活在城市,对农村一点儿也不了解,所以看得稀里糊涂,不明究里。问旁边年纪大的人,都是哦哦啊啊的,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不过,文件里有一句话给了我极大的震撼。这句话就是:“当前农村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不懂阶级斗争这个词儿,可我知道“严重的尖锐的”这两个词儿的份量,一定是指农村的阶级斗争厉害得不得了。 我想:“我们剧团还好,平水市也还好,都很平静,没想到农村会闹得这么厉害!”这是怎么搞得呢? 我去问师父。不料,师父比我还糊涂,他说:“前些日子,有几个农村的朋友到家来过,他们说,经过这几年的四清运动,他们那儿非常平静,多吃多占的干部都挨了斗,检讨的检讨,退赔的退赔,干群矛盾都解决了,地富分子都老老实实的。还跟我说,要是工作累了,就到他们那儿玩几天,清闲清闲。现在,文件上说农村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那几位农村朋友难道在说瞎话骗我?我只是个演员,又不是什么大领导,有必要骗我吗?是文件对呢,还是那几位朋友对?” 我本来就不了解农村,现在听师父这么一讲,我就更糊涂了。我把我的心情告诉爸爸。爸爸说:“农村那有什么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呐?我看平静得很。不过,既然中央文件这么讲,你公开叫板是要自找倒霉的。我们就根据文件讲。你还记得你焦叔说的话吧,现在上面这么强调阶级斗争,我们只有跟着的份儿,免得惹祸上身。你得注意了,你师父讲的那些话,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你听听就行了,千万不要说出去。你太爷爷当年在宫里做事,要是被人抓住胡乱分析,给我们找麻烦,我也是在劫难逃哇。在外面千万别惹事,特别是别跟当领导的闹别扭。他们手里掌握着我们家的档案,把他们惹恼了,他们把档案抛出来,发动群众整我们,老百姓肯定是听当官的,那我们是招架不住的。唉!” 听爸爸的话,听得我是毛骨悚然。我第一次知道,我们家有把柄在别人手里,弄得不好,就会祸从天降。以前,我想,太爷爷在宫里做事,也是为生活所迫,没有办法,又不是我们家愿意为清朝统治者服务。现在看来,一旦被人拿出来说事,也可以成为欺负我们的借口,我们全家也说不清楚。这倒是个严重的问题哩!爸爸在单位的一些讲话稿,我看过,调子高得很,充满了革命豪情。如果只看讲话稿,还以为爸爸是共产党员哩,可是在家里完全不是一回事,满脑子尽是想不通的问题,牢骚话一车一车的。爸爸这么做,说难听点儿,是“狡猾狡猾的”;说好听点儿,是为了避祸,像姜维一样。爸爸的苦心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呀,我理解爸爸。所以,爸爸无论讲了什么话,我都不能说出去,保住了爸爸,也就保住了我和我妈。 这天,剧团召开全体演员大会,布施仁照例又讲了一通。他说:“四清搞了几年了,现在不但没停下来,反而抓得更紧了。为什么反而抓紧了呢?二十三条里面讲得很清楚,现在城乡存在着尖锐的严重的阶级斗争。自从大搞四清以来,阶级敌人知道他们的末日到了,所以反抗得非常疯狂。这样,阶级斗争就变得尖锐严重起来。我们要认清这个形势,別只想着过太平日子,要随时准备投入阶级斗争中去。” 他喝了一口茶,接着说,“四清的内容之一是清思想。我想着重谈一谈这个问题。我们剧团是文化单位,把为工农兵服务作为自己的方向,以表演工农兵的光辉形象为工农兵服务。那么,我们剧团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的呢?我看不一定!前几年,我就批判过‘京剧姓京’这个错误的提法,指出这个提法歪曲了我们社会主义剧团的性质。我们剧团应该姓社,就是社会主义,应该姓马,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我们剧团的本质,而京剧姓京这个提法,没有表明我们剧团的本质。如果这个提法被肯定,那么汉剧就得姓汉,楚剧就得姓楚,淮海剧就得姓淮海了。这不可笑吗?严重的不是可笑,而是可怕,可怕在哪儿?就是忘记了为工农兵服务这个宗旨,忘了塑造工农兵的光辉形象。京剧姓京这个错误提法的流毒是不是已经肃清了呢?我看不一定肃清了。希望在这次四清中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阶级斗争。” 布施仁又喝了一口茶,还用右手的拇指、中指、食指在他喉结部位捏了捏,接着又讲:“我们剧团思想上的问题还有哩。我们知道,培养革命接班人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战略性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接班人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可是剧团里竟然有人经常跟青年演员、特别是学员说什么,‘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这是在鼓吹什么?这不是鼓励年轻人牢牢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而是鼓动成名成家。同志们,你们好好想一想,都去成名成家,谁来当普通劳动者呢?都去当角儿,谁来当配角、谁来跑龙套呢?没有配角,没有龙套,那一场戏还怎么演呢?《挑滑车》,只有一个高宠,没有众番兵,没有黑风利,你让高宠一个人怎么演?別说大戏了,就是小戏也演不成。《苏三起解》里面,只有两个人物,苏三是主角,崇公道是配角,如果没有这个人物,光一个苏三怎么演呢?这么一看,就知道鼓吹成名成家的言论该有多么荒唐啦!”他捏紧拳头挥舞着说:“我们剧团要想健康地发展,必须清理、批判这些错误的思想。这是我们这次四清运动应该达到的目标。” 在他讲话的过程中,我多次看师父,看到他一直用手或者用手绢擦脸。有的人也经常扭过头来看他。我感觉师父好可怜呐!他辛辛苦苦十几年为剧团的发展劳心费力,为培养青年演员劳心费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吧,可还是一直让这个布施仁不满意,总在找师父的麻烦。京剧姓京,明明是说京剧应该有京剧的特点,跟京剧的政治属性有什么关系?要想人前显贵就要人后受罪,是在勉励年轻人不要怕吃苦要练好基本功,跟成名成家有什么关系?这个布施仁胡乱分析问题实在是可恶! 我那时年少气盛,准备站起来反驳布施仁,为师父说几句公道话。我举手示意要讲话,没想到,布施仁没有理睬我,宣布按小组讨论,还要各小组组长做好发言记录。 我想,也好,在小组讨论时也可以发言表达自己的看法。 在小组讨论会上,我慷慨激昂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又多说了几句:“我有一点不明白,想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二十三条上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师父是演员,只是一个支部委员,为什么剧团搞四清把矛头指向他。我想不通。我认为这样搞是不符合运动的大方向的。” 我看了看其他人。他们都没说话,只是有人点了点头,多数人表现出正在深深思考的样子。甄小姐,你问我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在思考,这,我就不知道啦。不过,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就是没人敢接我的话茬。 后来,小组会冷了场。再没有人发言。 下午,剧团召开全体会议。 布施仁首先讲话:“上午各小组讨论会开得还可以,一些同志积极发言,批判京剧姓京,批判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这些都是正常的方面,应该提倡,应该发扬。不过也有不正常的方面。有人放出冷空气,说什么这次运动的重点应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掌握权力的当权派,不应该指向演员,具体来说,就是不应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余盛昆同志。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十分荒唐,也十分危险。孟尚泰,你就是这样说的吧?我要告诉你,你有这样的想法是太危险了。你师父余盛昆同志是剧团党支部委员,又是副团长,手里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你说他是不是党内的当权派呀?当然是的,他分不清社会主义国家的京剧应该姓什么,又鼓动青年演员和学员成名成家,这是在引导青年走社会主义道路吗?所以,你师父符合二十三条关于运动重点的情况,因此批判他的错误思想有什么不对呢?你年纪不大,社会阅历太浅,希望你多听听长辈的教导,千万不要胡言乱语,给自己找麻烦。你年纪还小,我不跟你计较,但你也得注意收敛点,別当运动的绊脚石。你要是坚持到底,别到时候怪我没跟你打招呼。” 然后,他面向所有演员说道:“现在是非常时期、敏感时期,注意别犯错误,否则会影响自己的前途的。” 有些积极分子发言,批判我的态度,说得可难听了。郑晓龙就说我不但想当小余盛昆,还想当小郭玉昆。 我当时就是想不通,总觉得布施仁在保护自己,牺牲别人,因此还想辨论几句,于是身子动了一下。这时,我听见一声怒吼:“孟尚泰,你小子别说话了,收敛点吧!”我听得出来这是师父的口音。咦!我为他鸣不平,他怎么还吼我?我顿时又委屈又生气又不明白。我不说话了。 布施仁说:“孟尚泰,你师父比你明白多啦,他都反对你,你还想强辩什么呢?” 我觉得这来自背后的一击,比什么打击都重,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旁边有讥笑的声音。这些讥笑声像钢针一样刺在我心上,好疼好疼! 我再没力气争辩下去了,索性一言不发,别人说的什么我是一句听不进去了。就这样呆呆地挨到散会。 我回家找爸爸谈谈今天的事。 爸爸一直盯着我,耐心听我说完,特别听了我对师父的抱怨,才说:“你还是太年轻了!你不懂啊,你师父那是在保护你啊!你想啊,他布施仁是剧团的最高领导,掌控着剧团四清运动的走向,你公然跟他闹别扭,他的面子往哪儿搁呀?他要借此整你一顿,你跑得了吗?那些想拍马屁的人正等着他发号施令哩。你师父是过来人,当然知道这种门道,为了保护你,就故意吼你一声,让人知道他并不领你的情,布施仁会心满意足,认为你受到难堪,就放过了你。记住,在政治运动的当口,别跳出来闹,那会让领导把你当靶子的。你周围的人巴不得你这样做,领导整你,他们就没事了,乐得平安无事。告诉你,小子,以后见了布施仁,你得服软,他怎么教训你,你都点头哈腰。等风头过了再说。明白了吗?”我妈也在旁边数落我,说我傻,抻着脖子给人砍,让别人看热闹。 我那时真的是太年轻了,不能充分理解爸爸的话,觉得爸爸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个大大咧咧无所畏惧的爸爸不见了。政治运动的残酷,我只听说过,还从来没有见过,所以带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架势。不过,有一点是明白的,在这运动当口还是小心为妙,别惹火烧身。自己惹了麻烦,也会给爸妈惹来麻烦。 回到剧团后,已经比较晚了,总在十点钟以后,见四下里静悄悄的,便蹑手蹑脚地回到学员宿舍。没想到,师兄弟们都没睡着,正在小声议论纷纷,为我鸣不平,抱怨我师父。我没言语,只是脱衣服上床。云飞说:“师兄回来了。我们刚才议论了半天,为你鸣不平。你帮你师父说话,你师父反而吼你,这太不近人情了。”旁边的师兄弟们也附和着说。 听到师兄弟们如此同情我,我感到万分温暖,一阵委屈感顿时涌了上来,几乎要说几句抱怨师父的话来。就在这一瞬间,爸爸的紧绷着脸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接着爸爸平时要我尊敬师父师娘的话语响在耳畔,我马上觉得绝不能在他人面前说一句半句抱怨师父的话,就把委屈感压制下去,轻轻地说:“师父是在保护我啊!你们想想,我要是争辩下去,是会让领导讨厌我的,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我师父想得周到,不希望我犯错误。我不抱怨师父,相反我感谢师父。再说,师父教给我一辈子吃饭的本事,我谢还来不及哩,怎么能抱怨他老人家呢?” 师兄弟们听我这样说,就都不再说话了。他们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不能抱怨师父。师父挨了布施仁多次批判,心里够难受的,我怎么能再让师父为难呢?打死我也不能这样做。爸爸要是知道我在剧团抱怨师父,一定不会饶过我的。我妈也不会饶过我。我曾祖父在李莲英失势以后仍然善待李莲英,我师父不管怎么说总比李莲英强得太多啦,我更得要善待我师父。要不然,我还是个人吗?这么一想,我心里安定多了,睡意就上来了。 第二天,剧团排戏,是《沙家浜》。李团长通知我,我演程谦明程书记。我说:“李团长,我不是一直在演郭建光的吗?怎么突然把我换下来了?”李团长微笑着说:“革命青年要有组织观念,服从组织的安排。这是布书记的意思。他说了,要给工农子弟多提供演主角的机会;过去演传统戏,你的功夫好,演出的次数够多的了,现在演现代戏,一些难以演好传统戏的青年演员,尤其是工农出身的演员也可以上台大显身手啦,我们就让他们表演吧;出身工农的演员演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最合适。布书记说得很有道理,你应该听他的话。哦,他还说了,你的跟头好,演完第六场《授计》还得赶第九场,表演新四军翻墙进胡传魁家里和后面的大开大。尚泰,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是我相信你能自己说服自己,服从组织的安排。演郭建光、演程谦明都是演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性质是一样的。” 甄小姐,剧团领导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呢?看来师父说得对呀,得罪了布施仁就演不成戏了。这次能让我演一个二路就算不错的了。我强忍着眼泪,坚持把戏排完。那个替换我演郭建光的郑晓龙,排戏的时候脸上常常表现出得意的表情,看着我微笑。显然是在气我。我当然气得要命,根本不理睬他,心想:小子,以后的路还长着哩,你小心別在台上出洋相。 两天后,我去台上练功。自开始演现代戏,我只能练虎跳、踺子、前扑、小翻、小翻提这些现代戏中武打用得着的跟头,像旋子、扫堂腿这一类偶尔练练也行,反正现代戏里用得也不多。大快枪、小快枪、打出手、大刀会也都不练了,耍鞭、耍槌就不用练了。布施仁说,那些玩意儿只是表现演员的技巧,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没有丝毫作用。那些对表现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没有多大用处的玩意儿练它干什么?像《天女散花》当中耍绸带就不需要练了嘛,革命者在台上耍绸带干什么?搞娱乐吗?这不穷逗吗?我想,照他这么说,那个宝剑入鞘也不能练了。我心里实在舍不得。跟爸爸说了。爸爸说:“在剧团不能练,就在家里练,我跟你妈当观众。他布施仁还管到我们家里来啦!”所以,我经常悄悄回家里练,顺便吃一点妈做的馄饨、饺子和肉羹。 这天,一大早,我去台上练功,看见小昆、小魁他们几个人在低声议论什么,时不时还笑几声。走到他们跟前儿,小魁说:“剧团里要热闹了。”我问他怎么啦。他笑笑说:“有人在剧场大门上贴了大字报。” 我问大字报上是怎么说的。小魁笑着说:“还能怎么说?尽是批评的话喽。说那个演郭建光的嗓子沙哑,唱起来听得别扭。说《沙家浜》‘坚持’那场郭建光第一句开口第一个字‘听’就没唱好,不拐弯的,直筒筒的,还上不去。后面唱的像喘不过气来似的。看来郭建光没有饭吃,所以没劲儿,想抒发感情也抒不起来。说得有哏吧?嘻嘻嘻!”我问晓光知不知道?小魁说:“他知道。不知道是谁告诉他了,说大门外贴了大字报,是骂他的。他跑去看,当时就哭了,跑去告诉了布书记。听说布书记非常生气,说是剧团里有人搞鬼,挑动观众来骂晓光。”说到这儿,小魁低声说:“照他这么分析,他是怀疑你啦。你说实话,那天贴大字报的人是不是你挑动的,啊?”我把右手放在胸口,左手捏紧拳头举在脑袋旁边,说:“我发誓,我绝没有挑动哪个观众写大字报来骂晓光。我要是做了这个缺德事,天打五雷轰,永世不得超生。”小魁说:“师兄,我信得过你。你各方面都比晓光强,大家都看得见的,用不着请人骂他。” 我见小魁这样说,心里热乎乎的。 可是,让我最担心的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原来布施仁在全团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我。 那天下午,演员们照例排《智取威虎山》,互相指出并纠正表演不到位的地方。这是戏班里的传统,延续一两百年了。这样做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这样做可以让错误减少到最低限度,还可以把戏演得好上加好。戏班里有一种说法,就是“戏靠人演”。同一出戏,不同水平的人表演,演出效果是不一样的。你看,猴戏,好多戏班子在演,好多演员在演,可就是有人演得好,让观众久看不厌,有人演的就是差劲,看了一遍就不想看第二遍。这里完全由演员的本事来决定。你本事大,观众就捧你,愿意看你的戏,你演出,观众就抢着买票。你本事不大,演得一般化,吸引不了观众,观众就不买你的票。当然,光依靠一个角儿也不行,那些傍角儿的也得过硬,戏班里叫“硬里子”。一个角儿打出手,旁边那些投枪的没能好好干,那个角儿也没法打好出手。即使不是武打,而是人物之间对白也要配合得好。有一出戏,叫《九江口》,反映的是朱元璋跟陈友谅一场大战的事。朱元璋抓住了张士诚的儿子,杀了,派一个叫华云龙的冒名顶替去见陈友谅。陈友谅手下的大将张定边有怀疑,就亲自考察华云龙。华云龙能言善辩,外号叫“巧嘴华云龙”。在陈友谅面前,有一段情节是张定边连续向华云龙提问,华云龙一一回答。两人一问一答,必须非常紧凑,不能有一点停顿。这段对白说得好,就能把规定情境中的紧张气氛表现出来,能够大大地吸引观众,增强演出效果。著名演员袁世海出演这出戏去张定边,他说过,他跟别的演员演这一段戏,从来没有紧张的感觉,相当从容,唯独跟叶盛兰演的时候经常背上冒汗,连喘气都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叶盛兰嘴里来得溜哇,不给你半秒钟的停歇时间。要是演张定边的演员嘴巴不溜,在台上大喘气儿,那演出效果就差多了,观众就会不满意。所以,要演好一出戏,演员个人要加强基本功的练习,演员之间也要经常对词儿对练,达到在舞台上不出纰漏、表演能吸引观众的效果。 根据布施仁的安排,杨子荣由朱晓光扮演,理由是朱晓光出身工人阶级,杨子荣是共产党员,工人子弟演共产党员,名正言顺。布施仁指定我教朱晓光,说这是政治任务。甄小姐,那会儿,领导要你干什么都喜欢说是政治任务,一说是政治任务,接受任务的人就十分紧张,不敢有丝毫马虎,格外卖力。我当然卖力啊,一点一滴地教,像师父那样抠。没想到,晓光到布施仁那儿告状,说我故意刁难他,明明一个动作没问题,硬说我故意找岔儿为难他。布施仁问我怎么回事,我据实回答,说他基本功不过硬,很多动作做不到位,身子挺僵,还请布施仁当面检验。布施仁基本上是外行,可他看晓光的表演也看不下去。他面无表情地批评晓光几句,要晓光谦虚点,一切听从我的。晓光才不作声了。师父后来告诉我,他在旁边看着心里挺着急,心直跳,手里捏着一把汗,生怕布施仁会难为我。我告诉师父,像晓光这样的情况怎么能上台呀。师父严肃又严厉地说:“这就不是你该管的事儿了!让晓光出演杨子荣是剧团党委研究过的,是党的决议,说是要让工农兵的形象占领舞台就得要工农子弟占领舞台。你可千万别出头露面惹是非。现在强调阶级路线,办什么事都要向工农子弟一边倒。你可得注意了。你只管认真辅导,他不中用是他的事,赖不着你。听明白了吗?”我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急忙点头称是。后来,我天天辅导他,他也愿意我教他,就是嫌我抠得太多太狠,常常撅着嘴,脸上老大不高兴的样子。我才不理睬他哩,反正师父怎么教我,我就怎么教他。 那天,演员们看见晓光实在不行了。那天响排,他在“打虎上山”那场,幕后的一句导板不行,“冲”字上不去,“霄汉”更上不去,趟马也不行,跳不起来,更要命的是,趟马以后累得气喘吁吁的,唱不出来了。旁边的演员都摇头,他本人也急得哭。布施仁在台下脸色非常不好看,右手直拍长靠椅的椅子背。李团长坐到他身边,对他说着什么。布施仁脸色更难看了。 戏还没排完,布施仁说现在开大会,马上就开。 演员们像接到圣旨一样顷刻间就坐在布施仁周围。布施仁满意地看了看周边,站起来说:“晓光,你说说,你趟完马以后怎么唱得那么费劲呐?”晓光哭丧着脸站起来带着哭腔说:“尚泰师兄说了,说我平时不怎么练功、不怎么调嗓子才这个样子的。”布施仁说:“晓光,你认为是这样的吗?”晓光点了点头,说:“不光师兄是这么说的,其他老演员也都这么说。”布施仁说:“那你认为他们说得对喽?”晓光说:“这么多人都这么说,那肯定是对的啊!”布施仁很不高兴地说:“你呀,太傻啦。你唱不出来,是因为你没有发挥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同志们,我过去在部队干过,所以我先讲讲部队的例子。谁都知道,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凭的是什么?凭的是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部队也练兵,可是绝大部分战士并没有练成神枪手,也没有练成拼刺刀冠军,可是一样上战场,一样消灭成千上万的敌人。凭的就是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战争多么艰难呐,可是我们并没有先练成所谓基本功就上了战场,还取得了胜利,那为什么演一出戏就得先练好基本功才行呢?我总想不通这个问题。黄继光事先没有练习受了重伤也能跳起来堵枪眼的功夫,不是一样跳起来堵枪眼吗?他凭的是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邱少云也一样,事先也没有练习大火烧身时能够趴着不动的基本功,不是也做到了在大火中一动不动吗?他凭什么?跟黄继光一样凭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看来,我们要搞好革命工作,必须具备革命精神呐。晓光,你是工人阶级出身,天生就具有无产阶级的精神,现在你应该发扬这种精神,不要把这种精神压制下去了。你对自己要有信心。我就不相信,非工人家庭出身的人能演好杨子荣,工人家庭出身的人反而演不好杨子荣。我决定,再演《智取威虎山》,还是要晓光演杨子荣。我要给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争光!” 布施仁宣布散会,演员们都闷声不响地站起来,缓缓走出剧场,各自回家。 我听出来布施仁在批评我,批评我用基本功来为难晓光。我心里非常不服,可是没有公开顶撞,这是爸爸和师父一再嘱咐过的,绝不能跟布施仁闹别扭,特别是目前四清这个大的政治运动当口,不能当出头鸟。我努力压制自己不服气的情绪,跑回家去告诉爸爸,请他帮我分析分析。 我告诉爸爸,布施仁举了黄继光、邱少云的例子不点名地批评我强调练基本功的话。爸爸只觉得布施仁是在胡说八道,却说不出个道理来,就带我去找焦叔请教。 焦叔听完我的叙说,笑了笑,说:“你们剧团那个书记呀,那是文不对题,用乡下人说的话就是牛胯里扯到马胯里。打仗又不是演戏,把两者混为一谈,说明你们那个书记不懂逻辑。唱戏是艺术,讲究夸张,讲究美,让观众看得舒服,看得过瘾。打仗能这样吗?打仗讲究谋略,讲究拼搏,要置敌人于死地。打仗免不了流血牺牲,那是光荣;舞台上能流血牺牲吗?演员翻跟头摔得头破血流是演出的失败,那是耻辱,属于事故。战场上流血是英雄行为,会得到表扬的,可是舞台上流血没人把你当英雄,还会说你不中用。尚泰,明白了吧?你们那位书记把两个不能比的事情拿来比,这是不懂逻辑。他到剧团来了这么多年,没什么长进。他是用部队里的那点经验看剧团,怎么看得明白呢?还不能批评他,批评他,他就说你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尚泰,你得注意啦,一定不要说他是外行。这种话犯忌。有些人当右派,就是说他们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要说嘛,外行领导内行也行,不过应该谦虚点,时时处处向内行请教,使自己变成内行。可是反右以后,有些外行领导以为有了尚方宝剑,以外行为荣,以大老粗自居,根本不向内行学习,还经常压制内行。尚泰,这是现实,你知道就行,千万不要说出来,免得惹麻烦。啊!” 听了焦叔的分析,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了,难怪布施仁从不找角儿们讨论业务方面的问题,敢情他根本就不懂,也不想懂,还以当外行为荣。这小子!跟这种人在一个单位工作还受他的领导真是倒霉! 在回家的路上,爸爸一再叮嘱,焦叔的话只能闷在心里,绝不能说出去,不然,会给焦叔惹麻烦的。我连连点头。 赶回剧团,离开锣还早,我不慌不忙地来到后台,扮好戏,坐等演出。 別看布施仁在大会上说得气势汹汹的,真到演出《智取威虎山》的时候,他也掂量了一下,觉得晓光实在推不出去,于是想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就是在“定计”前面几场让晓光上,从“打虎上山”起叫我上。师父对我说:“尚泰,这回你可挣足面子了,布施仁让了好大一步,这你心里明白就行,不要说出去,也不要在脸上表现出来,免得他不高兴。你不知道,本来是叫云飞上的,杜老师坚决不同意,说云飞不行,别让他上台出洋相,云飞本人也坚决不同意,布施仁这才同意你上的。要是布施仁问你这方面的事儿,你要感谢他,就说谢谢领导给了我上台为工农兵服务的机会。记住了吗?”我说记住了。师父才放心地舒了口气。 小魁告诉我,布施仁还准备要志高上的,志高不肯,说自己是唱文老生的,演参谋长还可以,演杨子荣不行。我了解志高。他是老生邓崇余的儿子,嗓子好,像他爸爸一样工余派。他从五岁起,就常常在舞台上充当幼儿这种小角色。后来,进了戏校,唱老生,能够唱《乌龙院》、《失空斩》等剧目。我师父见他嗓门好,很冲,原本想教他《千里走单骑》的,培养他唱红生,无奈他武功不行,关羽的一些动作他做不来,师父只得放弃。志高哭过几次,恨自己当初没好好练功,现在机会来了却抓不住。我安慰他好多次,要他发挥自己的长处,把一般的老生演好。他很感谢我,所以我们俩关系很铁。他不明白布施仁为什么这样压制我。我说我顶撞过他,他因此不满,总想给我点颜色看看。志高很表同情。 后来,每当我想起这档子事,心里就五味杂陈。明明布施仁在压制我,我还得谢谢他给我提供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这算什么事儿?我妈对我说了一句俗话帮我想明白了。这句话就是:“在人屋檐下,哪能不低头。”我心里还是别扭:难道剧团是他布施仁私人的?我在剧团工作是在他家的屋檐下?剧团是属于党和人民的,我凭什么给布施仁低头?我当时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后来,我自己安慰自己:既然想不明白就别想啦,何苦白费精神?这么一想,心情就畅快些了。甄小姐,你说我这是阿Q精神。当年我那样的处境,不阿Q怎么行呢?哈哈!那年月,有阿Q精神的人到处都是。 九 六五年十一月份的一天,我在剧团食堂里吃过早餐,刚回到学员宿舍,一进门,志高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就凑过来了,说:“尚泰,这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我说:“是什么文章啊?”志高拿起报纸,指着头版头条说:“就是这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好多地方看不懂,想问问你。” 见他要向我请教,我就急了。我小学四年级进戏校,基本上没读什么书,看剧本倒是看过一些,可是中国四大名著就没有看过原著,至于世界名著根本不敢看,一看到那些个什么“罗夫”、“斯基”、“杰克”、“威廉”头都大了。我了解四大名著和世界名著基本上是从小人书上得来的。其他的一些人物传记、历史书籍也基本没看,肚子里没有积累多少墨水儿。不过,故事听了不少,也能添油加醋地讲给师兄弟们听。可能在他们眼里,我算一个见多识广的人。难怪志高遇到不懂的问题就来请教我。 海瑞这个人物我知道点,是大明朝的一位有名的清官,历来名声相当好。他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敢骂皇帝,骂嘉靖皇帝一心求仙问道,不管国家大事,在奏章里引用了民间的一句说法:“嘉靖嘉靖,家家干净。”把皇帝气得快发疯了。皇帝要杀他,旁边的太监劝皇帝别杀他,杀了他,反而成就了他忠臣的美名,皇帝您就成了有眼无珠的昏君。皇帝一听,只好算了。据说,后来嘉靖皇帝病死跟海瑞的这份奏折有关,因为这份奏折使皇帝对长生不死彻底失去了希望,就愁闷而死。海瑞是一个被世世代代的人们大加称颂的历史人物,因此戏曲舞台上有许多表现海瑞的剧目,俗称“海瑞戏”,跟“包公戏”一样,属于“清官戏”,久负盛名。师父和邓崇余老师经常上演海瑞戏,观众非常爱看,口碑好,票房也好。奇怪的是,怎么《海瑞罢官》这出海瑞戏会受批判呢? 更让我想不明白的是,这次批判《海瑞罢官》来头这么大,声势这么大!写批判文章的是姚文元。这个人物在一般老百姓当中没什么名气,可是在爱看书的人当中那名气可大了。新华书店里曾经卖过一本小册子,标题是《当国际歌响起的时候》。这本小册子是个小型的文集,《当国际歌响起的时候》是其中一篇文章,还有其他文章。最令人惊叹的是题为《录以备考》的文章,对《文汇报》新闻报道排版和对消息重要地位的认识进行评论,暗示《文汇报》配合右派分子向中国共产党发起猖狂进攻。我的一位小学同学曾凌峰,比我大三岁,一直爱好文史,对姚文元的这篇文章非常重视,曾经拿着小册子找到我,让我认认真真地看看,还说姚文元真了不得,居然能从没有声音的地方看出了问题,抓住了《文汇报》的政治倾向。他爱好京剧,经常请我给他唱几段京剧唱段。我是有求必应,随叫随唱,因此他总把我当小弟看,我也认这位兄长。有他保驾护航,谁也不敢欺负我。他要我好好看姚文元的文章,我自然看喽,可惜看不明白,只记得他对姚文元的夸赞,知道姚文元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如今,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那一定得认真地看。可是,我只有小学四年纪的文化水平,怎么能看得懂呕?我自个儿都看不懂,怎么帮助师兄弟们看懂呢?看来,又得去找焦叔或者凌峰了。 一天下午排完了戏,我吃了晚饭就去找凌峰。他正巧在家里。这时候,他已经读平水市一中高二了,在我眼里,他就是个学者。他见我登门造访,十分惊喜,握手,拍肩膀,热烈拥抱,嘴里说着:“角儿来了!得来几段吧?”我说:“这次上门是来请教的,请老大哥解除我的疑难。”他像做戏一样的看了我好一会儿,说:“老弟有什么疑难,尽管提出来,我保准不吝赐教。呵呵!” 我说明了来意。他说:“你问的可都是大问题,我也在考虑之中,对不对,我自个儿也没把握。讲给你听可以,你自个儿考虑对与不对。”我只是点头,请他快说。他说:“自从搞社教以来,搞思想革命化,报上批了不少坏作品了。电影有《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文学作品有郁达夫的《薄奠》、还批判了戏曲电影《三关排宴》,还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说杨献珍鼓吹阶级调和,反对抓阶级斗争,有个叫戚本禹的批判了《李秀成自述》,说李秀成是太平天国的大叛徒。这些,你应该都知道吧?”我点点头,说“知道”。他接着说:“这说明什么?说明上面抓阶级斗争抓得很紧。我读初中的时候、后来读高中,学校领导告诉我们,苏联为什么出修正主义,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我和同学们提出疑问:斯大林杀了那么多坏人,怎么还说他搞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呢?学校领导说,斯大林是杀了不少坏人,可是他不抓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让修正主义保留在人们的头脑里面,等赫鲁晓夫这样的坏人一上台,迷惑了老百姓,因此国家的性质就变了,就资本主义复辟了。所以,我们现在搞思想革命化,就是为了清除人们头脑中残存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清除修正主义思想。我刚看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只觉得批的是一出坏戏,没想到别的问题。我的班主任柳仰军柳老师在课堂上指着姚文元的文章里的一些段落告诉我们,吴晗宣扬‘退田’是反动的。为什么呢?我国已经合作化多年了,农民的土地都归公了,他却在鼓吹‘退田’,这是不是反动啊?尚泰,柳老师看得准呐,看得深呐。《海瑞罢官》的问题就出在这儿啊!” 听了凌峰这一番高论,当时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到底是高中生呐,到底是教高中的老师啊,水平就是高!我顿时明白过来了,觉得回去再好好看一看。 不过,我心里马上又急起来了。我师父演过《海瑞罢官》,叫好又叫座。那会儿,我为师父祝贺,还准备演好了《闹天宫》、《十八罗汉斗悟空》和《徐策跑城》以后,请师父给我说说《海瑞罢官》,师父也有这个意思,不光教我,还要教志高,说他本来就是文老生,戏路正对。当时,我们都很高兴。没想到,现在《海瑞罢官》被批判了,那师父可怎么交代呢?布施仁要是抓住不放,追究师父,那怎么办呢?我把我的这个想法告诉了凌峰。 凌峰沉思了好一会儿,说:“这个问题我可分析不了。不过,有一点我是明白的,你们剧团的党组织要是不追究,就不会有事的;要是赶风头,较真,你师父恐怕脱不了干系。也是的,马连良在北京演《海瑞罢官》,你师父在平水演《海瑞罢官》,一北一南,这没关系也有关系了。” 听他这么一说,我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问他怎么救师父。凌峰拍拍我的肩膀,抚摸我的背,说:“我哪里知道怎么救你师父?我只希望,如果那一天到来了,你不参与批判你师父、不揭发你师父。你做得到吗?”我擦去泪水,捏着拳头表示:“我绝对做得到!”凌峰看着我的眼睛说:“那就证明你是有良心的人。好样的,希望你说到做到!” 第二天大清早,我去师父家。刚进门就听见师娘在哭,小昆站在师娘旁边流眼泪。师父坐在里屋床上拿着报纸直叹气。 我走过去,挨着师父坐下,想说几句,又不知如何开口。凤儿走过来挽着我的左膀,哭着说:“师兄,姆妈一晚上没睡好,翻来覆去的;爸爸也没睡好,一直在叹气,咳得挺厉害的。师兄,你说爸爸妈妈这是怎么啦?” 我看着小师妹那张稚嫩的脸蛋儿,说:“凤儿,没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你就安心念你的书吧。你把书念好了,爸爸妈妈才放心呐。”说着,帮凤儿擦干眼泪。凤儿到底年幼无知,神态安详地背起书包上学去了。 师父嘴里喃喃自语:“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这样吧。小昆,你过来,我有话跟你和你师兄说。”小昆走到他爸爸跟前。师父缓缓地说:“尚泰,小昆,我想了半天了,一场灾难看来是躲不过去了。既然躲不过去,就抬头面对吧。听好了,要是布施仁开大会批判我,别人发言,你们也一定得发言,不然的话,布施仁会整你们的。我一个人倒霉算了,你们别陷进去。” 我一听师父这么讲,马上跪在师父面前,小昆也跪下来了。我说:“我办不到。我爸爸老对我说,你师父教给你一辈子吃饭的本事,你不能忘本。他要我把您当成自己的爹,把师娘当成自己的娘,把您的子女当成自己的亲弟妹。这样的话,我爸爸不知说过多少回了。布施仁组织人批判您,我管不了,可我能管住我自个儿。我绝不批判您。” 师父用右手食指点着我说:“你呀,年少气盛,不知天高地厚啊!多少人折进政治运动里啦,数也数不过来。你还年轻,生活的路还长得很哩,不要这么快就断了你今后的前程。批我几句,伤害不到我,可对你将来的发展有利啊!听师父的。你要不批我,就是不听师父的话。你上次没听我的话,顶撞了布施仁,结果怎么样,演《沙家浜》,他布施仁就不让你去郭建光。你要是不批我,他会把你挂起来,什么戏也不叫你上,你的这身功夫不是白练了吗?为了你的前途,你就听听师父的话吧!” 这是师父的肺腑之言呐,我心里明白得很。可是,要我在大庭广众面前,眛着良心去批师父,我办不到!就是办得到,我也不能办呐!我抹掉眼泪,坚定地表示:“您就别逼我啦,我是不会那么做的!”小昆也坚定地表示:“爸爸,要我在大家面前批判您我办不到!” 师父连连摇头,用右手食指点着我们说:“你们呐,你们呐!” “老余啊,孩子们真是好样的”师娘走进里屋,对师父说,“我们余家门里们没孬种!你就放心吧!” 师娘坐在床上,直愣愣地看着我说:“尚泰,我相信你也希望你说到做到,别让我失望啊!”然后,抬起头,颇为动情地说:“多少年啦,我见的多啦,在大会上骂爹妈的,有的还动手打爹妈的,骂师父师娘的,让人看着那个心寒呐!他们吃了什么药了,一下子变得六亲不认了。我那会儿心想,我的昆儿、凤儿长大了会不会也像他们这个样儿啊!今天看来,我可以放心了。”师娘说着说着就哭了。我和小昆也跟着哭。 下决心容易,可事到临头怎么处理就难啦!我特别担心的一天终于不可阻挡地来临了。 两天后,布施仁亲自通知演员们,下午不排戏,集体学习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我知道,布施仁找演员们学习姚文元的批判文章是一个由头,他真正的目的是借此批判我师父。我当时怎么也闹不懂,他跟我师父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刚到剧团不久就跟我师父卯上了,总看不惯我师父。五七年反右,他就主张把我师父划为右派,名单都报上去了。幸亏当时被化为右派的人太多了,文化局党委书记潘云亮把我师父的名字划掉了,我师父才幸免于难。我师父到底做错了什么,让布施仁那么恨他。对此,我不是百思不得其解,而是万思不得其解! 吃完中饭,我抽空回家,把那天师父家里的情况告诉了爸爸。爸爸气得鼻子里发出沉重的鼻息声,虎着脸对我说:“尚泰,现在考验你的时刻来到了!你得给我顶住!批判别人,我搞不清楚该怎么样,可我知道你师父。你不知道哇,你师父在平水市的票友圈里、戏迷圈里形象好极了。不管是谁,一提到你师父,没有不翘大拇指的。有的戏迷、票友成了右派,工资一下子降下来了,家里的日子没法过,他只要知道了,就经常拿点儿钱帮助别人。帮助右派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得偷偷地行事,不能让人知道。可你师父坚持下来了。了不起啊!哎,一个多么好的人呐!” 听到这里,我说:“喔,我明白了。以往老听师娘讲,钱不够用。我挺纳闷儿的,师父一个月工资一百一十块,师娘也有五六十块,两个的钱加起来,小一百六七十块,四口人吃饭,人均四十块,怎么可能不够用呢?敢情师父仗义疏财,帮助别人了!师娘也了不起,帮助别人,自己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也不抱怨。看来,师父师娘每个月拿出去四五十块帮助别人,真了不起!”爸爸说:“我估计呀,可能不只这么点儿。你想啊,你师父师娘拿出去四五十块,手里还有一百多块哩,四个人吃饭,也不会紧巴巴的啊!”甄小姐,我爸爸说得有理啊!你年轻,不知道当年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情况。在五十年代,城里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只要十块钱就行,当然喽,生活水平是很低的,但是保证饿不死人;到了六七十年代,城里人的生活费至少得十二块,生活水平仍然很低。那会儿,很多家庭的生活水平就只有这样了。农村人就更差了。我的那个同学大哥下放到鄂东北一个乡下,离县城八十里地。当地人从来没有吃过苹果、香蕉,连番茄也没吃过。唉,别说吃啦,连见也没有见过。生活苦到这个程度。我师父师娘拿钱出去帮助别人,就算只留下一百块,人均生活费也有二十五块,按戏班的说法,人均二十五块也能打着飞脚过日子啊!打着飞脚过日子,是戏班里的一种行话,意思是日子过得非常好。所以说,师父家里日子过得有点儿紧巴巴,那一定是拿出去很多的钱。想到这儿,我对师父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多么好的师父啊!这么好的人,布施仁就是不放过,证明布施仁不是个好东西! 我回到剧团,进了学员宿舍,云飞告诉我,刚才布施仁来找过我,没看见我,就吩咐云飞,看见我,就告诉我马上去他的办公室。 听了云飞的话,我先挺纳闷的,布施仁找我干什么?后来猛然意识到,布施仁是准备做我的工作,要我在会上发言批判我师父。不见他是不行的,见就见,还怕他把我吃了?于是,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很快来到剧团党委办公室。 布施仁见我来了,笑容满面地拉我的手,叫我坐在长沙发上,告诉我,要想喝茶就自己泡。我也不客气,自己动手泡了一杯热茶,是龙井,慢慢地饮用。 他坐在另一个单人沙发上,也不走过场,单刀直入,问我读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没有。我说看过,不过好多地方看不懂。他说:“刚看,看不懂不要紧,慢慢看,仔细琢磨就看懂了。”接着,他告诉我,姚文元这篇文章表面上是批判一出戏,其实是在批社会上的一股思潮,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潮。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抬起头看着他。他拿起他从部队带来的瓷茶缸啜了两口茶,然后说:“你也看到了,这几年,我们国家大举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发表了九篇评论苏联公开信的文章。令人振奋的是,只发了九篇评论,赫鲁晓夫就垮台了。修正主义真是不堪一击。党中央总结了历史经验,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根本原因是没有抓紧阶级斗争,特别是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不彻底,因此为了防止我国出现修正主义者上台,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大搞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所以要搞阶级斗争,特别是搞好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我说的这些话,不是我个人的话,是报纸上经常宣传的。这个你知道吗?”我说“知道”。他说:“知道就好。不过,光知道还不行,要进行实际的阶级斗争才算数。姚文元同志写这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就是进行实际的阶级斗争。我们也应该参与实际的阶级斗争。今天下午,我们要学习姚文元的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正是参与实际的阶级斗争的表现。这一点,你明白吗?”我赶忙说“明白、明白”。他说:“这就好。下午,学完姚文元的文章之后,我希望你积极发言,狠狠批判这出戏。怎么样?” 我想,批戏当然可以,只要不批我师父就行。 布施仁又说:“空洞地批判没有意思,也没有起到改造人的思想的作用,必须联系实际的阶级斗争。在我们团,实际的阶级斗争问题是什么呢?”我说:“这个我不懂。我们剧团没有激烈的阶级斗争,没有坏人捣乱,很平静的,我怎么联系实际的阶级斗争呢?”他说:“你说我们剧团没有激烈的阶级斗争,没有坏人捣乱。哎呀,你的阶级斗争观念太淡薄了。”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他严肃地对我说:“我们剧团演过《海瑞罢官》没有?”我说:“演过。我记得观众爱看,天天客满。”他说:“客满就是好戏吗?那些鬼戏,像《李慧娘》、《杀子报》也有人看,难道就是好戏吗?报上批判了《李慧娘》,这你是知道的。如果是好戏,报上为什么批判呢?报上批判的肯定不是好的文学作品。挨批就说明它不好,好就不至于挨批。你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吗?”我说“我懂”。他说:“是真懂还是假懂?”我说“是真懂”。他说:“我相信你是真懂。你是新一代的革命青年,要高举革命的旗帜,对坏戏要批判,严厉的批判。” 我说:“批判坏戏,我坚决拥护,绝不含糊。只是……”他说:“只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怎么联系我们剧团的实际?我们剧团里没有人要求退田,我怎么联系实际呢?” 他笑了:“原来是这样的啊!很容易,你就分析一下我们剧团为什么也演《海瑞罢官》?马连良又没有通知我们演,为什么我们剧团里有人那么热心去北京看戏,要剧本,排戏,最后上演呢?这种情况难道是偶然的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坏了,就要联系到我师父身上来了,心里紧张得要命。我想,不行,不能联系到师父,就呼吸急促地说:“我记得我师父到北京去了,就是为了看马连良的《海瑞罢官》,可那是公事,算出差,又不是他私自干的啊!您是剧团领导,我师父去北京看戏学戏,你是同意的呀。这总不能算在我师父一个人身上吧?” 他笑了:“年轻人到底是幼稚啊!告诉你,当年你师父去北京看戏学戏,那会儿我不在剧团,临时抽调到文化局整理有关材料去了。我事先不知道你师父去北京的事,是事后李团长通知我的。所以,你师父去北京看《海瑞罢官》跟我没关系。” 这种情况我根本不知道,他怎么说我难辨真假。但是,我突然想到,师父去北京肯定是经过团党委开会研究过的,是组织决议,这可以证明去北京不是师父的个人行为。想到这儿,我顿时放下心来,我说:“反正去北京不是我师父个人行为,是经过组织同意的。有错误也不能怪我师父一个人呐。” “尚泰,”他说,“刚才又没怪你师父一个人,我说了吗?没有哇。我只是要你注意一个现象,为什么北京演《海瑞罢官》,剧团里有人就急不可耐地要去学呢?这表明了一个思想上的联系。问题的核心在这儿。明白了吗?”我说:“照您这么说,吴晗编剧本有反革命目的,马连良跟他一唱一和,我师父急着去北京看戏学戏也是一唱一和了?您是这个意思吗?”布施仁坚定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我们的谈话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了,布施仁把他的真实目的透露给我了,我能依照他希望的去做吗?当然不行!我绝不能批判我师父,说他在思想上跟吴晗跟马连良有联系,要是那样说了,不是害了师父吗?我又不敢跟布施仁硬顶,只好默不作声。 布施仁和颜悦色地说:“我知道你和你师父的感情很深厚。但是,我们对什么事情都要有阶级斗争观念。亲不亲,阶级分。你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待你和你师父的感情。如果这种感情妨碍你思想革命化,妨碍你改造世界观,妨碍你参与革命工作,你就得抛弃这种感情。你指出你师父的问题,帮助他提高思想觉悟,那么你和你师父的感情就能够建立在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这个基础上,这种师徒感情就是无产阶级的感情了。现在,你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就看你怎么选择啦。我希望你选择正确的方向,党希望你选择正确的方向,人民希望你选择正确的方向。现在就看你自个儿了!” 听了他这一番高论,我当时确实有些为难,一瞬间,我不知怎么处理为好。我左手扶住我的额头,胳膊肘放在沙发扶手上,陷入深刻的思想斗争中。过了好一会儿,不知冥冥之中是谁的巴掌猛地拍了我的头上一下,我忽然清醒了好多,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做对不起师父师娘的事,我怯生生地小声说:“我师父教了我一辈子吃饭的本事,我怎么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批判他呢?” 布施仁说:“怎么,你不想革命了吗?”我说:“我非常想革命,可是我不明白,想革命就得批判我师父吗?”我自己也没想到,我说这句话说得非常坚定,右手捏成了拳头。 布施仁笑着说:“你愿意怎么样,是你人生道路上的选择。革命靠自觉。我不强迫你。好吧,这次我们就谈到这儿。以后有的是时间,再谈不迟。” 十 我是怎么离开布施仁的办公室的,我竟然不知道,似乎是在恍恍惚惚的状态中走的。 回到宿舍,我无力地趴在床上,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在想什么,有点乱,但控制得住。我知道我今天是彻底得罪了布施仁,以后的日子恐怕会过得不舒服。但我不后悔,我没有也不会做对不起师父的事情,这是肯定的。 宿舍外,响起了尖利的口哨声,有人在喊:“开会喽。大家快点去。布书记说了,看谁磨磨蹭蹭。”演员们哪个敢磨蹭呐,都赶紧往剧场台下走去,有人还小跑哩。。 台上正中间摆了一张桌子,桌子正中间后面放了一把靠椅,布施仁坐在椅子上。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两只眼睛瞪着,往台下扫视了两三回。我看到演员们都坐得端端正正的,微仰着头颅,脸上同样没有任何表情,李松林、耿清宜、 宋崇兰这三个摘帽右派坐得最端正,头仰得最高。 甄小姐,你不明白摘帽右派是怎么回事吧?告诉你: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右派摘了帽就不应该算右派了,可是那会儿强调阶级路线,每个人都得有一个政治标签,单位领导根据你身上的政治标签决定对你的态度。你的政治标签属于人民,特别是属于工农兵,领导对你就好些,有好事就安排给你;要是你的政治标签属于人民之外,领导对你就差些,有好事也不给你。给右派摘了帽,但在政治上仍然歧视他们。像我们剧团尽管给宋崇兰摘了右派帽子,仍然不让他唱大戏当主角儿。他是小生,能唱《白门楼》,可布施仁就是决定剧团不唱《白门楼》,说社会主义的舞台怎么能让这种人在舞台上出风头!摘帽右派这个说法,其实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忘了他们曾经是右派,要跟他们保持距离,彼此的鸿沟越深越好。这些人心里非常清楚,平时谨小慎微,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冒犯任何人,剧团有事就来上班,剧团没事就立即回家坐着,不随便出门。他们因为自己的政治身份太差,因此对社会的政治动向极其敏感。也难怪,连北京市的副市长都給批了,他们这样的小人物算个什么?所以,那天剧团开大会,那三个所谓摘帽右派就坐得特别端正,头也仰得特别高。 布施仁没有拿发言稿,右臂挥舞着讲了起来:“首先,我要问一句,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大家都看了吗?”演员们说“看了”。他又问:“老李、老耿、老宋,你们三位也看了吗?”李松林、耿清宜站起来高声回答“真的看了”。宋崇兰也站起来,半鞠躬式的点头说:“看了,看了。”布施仁微微一笑,把右手往下一按,说:“哦,看啦?看了就好。坐下吧。大家想到没有,这些年批了不少坏戏、坏电影和坏的文学作品,没有一个有吴晗这么高的地位的。吴晗是什么人呐?北京市的副市长啊!地位可高啦!这次呀连这样地位高的人也挨批了,说明什么呢?”演员们身子动了动,李、耿、宋三人更是把身子抻得直直的,双手放在大腿上,跟劳改犯坐在牢房里的姿势一个样。我当时看着心里直觉得好笑。当然,我关心的是师父,一直在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生怕他出什么事。布施仁那异常响亮的声音在剧场里回响:“这说明,上面抓阶级斗争更进了一步,开始抓大人物啦。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啦。我们一定要紧跟!紧跟才不会犯错误啊!”他略微停顿了一会儿,又说:“姚文元同志的那篇批判文章,最要紧的是最后一节?《〈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这一节彻底揭露了《海瑞罢官》这出戏的政治本质。现在,我给大家念几段听听。”接着,他念了几段: 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 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 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么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 如果像《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工农兵结合,什么革命化劳动化呢?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 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布施仁念完后,对演员们说:“《海瑞罢官》是出戏,但问题却不是一出戏那么简单。这里面问题大了去了!第一个问题是退田。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国家的农村早就是人民公社了,农民的田早在搞初级社的时候就归公了,这个时候鼓吹退田不是在向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动猖狂进攻吗?这是经济方面的问题,是在搞资本主义复辟啊!第二个问题是平冤狱。这是政治方面的问题。在我们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了,不存在冤狱的问题,那么谁才感到自己受冤了呢?只能是地主资本家和五类分子。鼓吹平冤狱,就是为这些坏蛋鸣冤叫屈。你们说,这个问题大不大?吴晗够疯狂的啊!第三个问题,吴晗鼓吹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这里的问题在哪儿呢?海瑞对朝廷刚正不阿,吴晗就是怂恿干部跟党中央对着干。他真是狗胆包天!我们广大革命干部不会上他的当!同志们,学习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搞好思想革命化、改造世界观的具体行动。我们应该动起来。大家说,应不应该动起来批判《海瑞罢官》呐?” 布施仁刚一说完,演员们都尽力高喊“应该”,有人还举起手来。 我跟布施仁谈过话,知道他要把话引入正题了。我一下子就紧张起来,担心会发生对我师父非常不利的事情。我管不了事态的发展,因此心在狂跳不已。 我耳边响起了布施仁那严厉又冰冷的话语:“同志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北京的马连良上演《海瑞罢官》,我们这儿不是也有人在上演吗?还主动跑去北京看戏,兴冲冲的。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里面有没有一点问题呢?” 大多数演员都低下了头,台下一片死寂。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明白,他这样说,明显地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我师父,连有的学员们也低头做出思考的样子。 布施仁笑了笑,说:“大家这些年受了党的教育,思想觉悟都有大的提高,一定明白这里面一定有某种联系。” 演员们、学员们仍然没有人帮腔。 布施仁说:“我知道你们都抹不开情面,觉得都是老熟人、老同事,低头不见抬头见,何必得罪人呢?同志们,大家一定要牢牢树立阶级斗争观念,用阶级斗争观念分析现实问题,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才能采取正确的行动。抗战那会儿,多少老子当了汉奸被儿子给毙了,多少儿子当了汉奸被娘老子给毙了。他们只讲大的政治立场,不讲私人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运用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才能认清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才不会犯错误。” 他看见演员们、学员们仍然没人说话,显然很生气,就说:“这个联系是思想上的联系,说明我们剧团有的人在思想上拥护吴晗的反动谬论的,觉得说出了自己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心里痛快,所以就自己主动去看戏、回来演戏。我们剧团的个别人该好好反省一下,向革命群众做一个有说服力的交代啊!现在大会暂停,各小组讨论,党委开会。” 演员们站了起来,分小组讨论。 我所在的小组,刚开始没人发言,显得很沉闷。约摸过了十好几分钟,郑晓龙问:“布书记说有人主动去北京看《海瑞罢官》、回来还演出,说的是谁啊?” 演员们都没言语,学员们又不知道,有人也在问“说的是谁啊”。有个学员问:“尚泰师兄,你知道是谁呀?” 我当然不理睬他。 另一个学员说:“尚泰,说的是你师父吧?剧团里只有你师父能拿下《海瑞罢官》这出戏呀!” 我见事已至此,瞒是瞒不住的,再说布施仁迟早会公开这件事,就说:“是的,是我师父。”郑晓龙说:“果然是余老师。他胆子真够大的。”我没好气地说:“你知道什么啊!我师父那次去北京看马连良的戏,是经过剧团领导开会研究过的,剧团领导一致同意他去,他才去的,算出差,属于公事,又不是领导不同意、他一个人非要去不可。经过领导开会同意去的也算错误吗?就算是错误,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吧?再说,当时剧团里没人认为《海瑞罢官》是坏戏,我师父工马派,自然想亲眼看看马连良的戏嘛,这能算错误?” 演员们还是不参与讨论,但点头的不少,有人还说“是的,是的”。 郑晓龙不再说话了,但是脸色非常难看。我才不在乎他哩。他算老几呀? 小组讨论没法进行下去,演员们有的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有的闭目养神,有的时不时地扯一两句闲话,都没心思讨论。 要说大家有多高的思想水平,故意抵制布施仁,那不符合实际。中老演员一般没有什么文化,分析历史问题吧,不懂;分析政治理论问题吧,没能力。学员们进校时都是小学生,文化程度也不高,平时聊天,东扯西拉还行,真要他有条有理地说明一个问题是办不到的,所以演员们、学员们往往被布施仁那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言乱语给迷惑住了,看他口若悬河,都以为他有水平,又是剧团最大的领导,自然就听从他的。这是文革前各单位普遍存在的问题。不过没人敢批评这种现象。谁批评,上面就说你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是五七年划右派的标准之一。因此许多单位的领导就敢信口开河,胡乱指挥。五八年的大跃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你说能不出纰漏吗?出了纰漏也不能说,说了就受打击,彭德怀就是指出大跃进当中的问题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些人也是因为这样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 下午五点半,布施仁宣布讨论结束,以后再开。 演员们匆匆回家吃饭,准备晚上的演出。 我那会儿还是太年轻啦,看到这么多演员没有批判我师父的意思,心里高兴极了,心想,你布施仁一个人批我师父,能批出什么名堂来。后来,我才发现,我低估了布施仁的能量。他凭他手中的权力,搞一个像样的批判会,其实并不难,因为剧团里愿意紧跟他跑的并不少。两天后,批判我师父的批判会还是召开了,还不是他主讲。 一九六六年元月份的一天,布施仁通知演员们,下午开大会。我想,开就开,吓唬谁呀,我不怕,人心不在你那边。我准备再看他一个人唱独角戏。唉,我啊那时候太幼稚啦! 那天下午,演员们坐好以后,我看了看师父,发现他脸色很难看,神情非常紧张。我没有跟学员们坐在一起,站起来坐到师父身旁。师父看着我小声地说:“尚泰,你别挨着我坐,跟学员们坐在一起。快走!”我说:“怕什么?又不是搞反革命活动!”师父严肃地说:“你呀,真不懂事,不知天高地厚!记住,待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别动,少给我惹麻烦!”我说:“您放心吧,我绝不乱说乱动,不给您惹麻烦。”师父叹了口气,把头低着,像是在等待判决一样。我顿时觉得师父好可怜呐! 布施仁满面笑容地宣布,现在大会开始!接着,他先讲话:“同志们,前两天我们一起学习了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大家已经认识到吴晗编写这出戏的反动目的。我提出,我们剧团也演了《海瑞罢官》,两个地方呼应得满紧密的哩,指出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一些同志很不理解,觉得不就是演个戏嘛。但是,剧团里还是有人在思考我提出的问题,还表示要发表他们自己的看法。对此,我非常之高兴。今天,就请这几位同志发表他们的意见。现在,请朱珊玉同志讲话。”说完,鼓起掌来。他一边鼓掌,一边瞪着眼睛看着台下。起初,台下没什么动静,不过很快的就有人也鼓起掌来,接着所有演员都鼓起掌来,连师父也跟着鼓掌。师父用大腿触碰我的大腿,示意我也鼓掌。我惊讶地看着师父,看着其他人,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也跟着鼓掌,只是手没抬起来。 朱珊玉走到台上正当中放着的桌子旁站定,拿出两张稿纸,轻轻咳了两声,然后念了起来:“同志们,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写得多么好哇,彻底揭露了反革命分子吴晗的反动面目,挖出了埋藏在北京市政府里的定时炸弹,真是好得很呐!”布施仁鼓掌,演员们都跟着鼓。朱珊玉接着念发言稿,无非是重复布施仁前几天讲过的那些话语,演员们听得也不带劲,有的人还打起了哈乞;不过在翻过第一张稿纸后,他的发言联系到剧团的实际了,演员们一下子都提起了精神。他念道:“平水市离北京一两千里,连我们一向紧跟的武汉京剧团也没有演出《海瑞罢官》,可我们剧团的某个人或某些人居然对《海瑞罢官》兴趣十足,非要演《海瑞罢官》不可。他们瞒着剧团的演员们,策划于密室,派人去北京观摩,硬生生地把这棵大毒草移植到我们平水市来。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反革命行为,替地富反坏右表达内心想说却不敢说的话。尤其令人深思的是,我们剧团的右派人物对这出戏格外感兴趣,死乞白赖地要参演,李松林扮演剧中的退休宰相徐阶,宋崇兰扮演徐阶的儿子徐瑛,一向演武丑的耿清宜竟然一反常态扮演县官王明有。这就奇怪啦,这三个曾经的右派分子为什么这么积极呢?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海瑞罢官》表达了五类分子的心声。不然,我们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布书记经常要求我们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问题、分析问题。我认为布书记完全正确,我就是这样看待那几个老右派死乞白赖要参演《海瑞罢官》这个现象的。姚文元同志分析得很深刻,《海瑞罢官》鼓吹退田、鼓吹平冤狱,正是为了迎合那时阶级敌人掀起的单干风和翻案风,配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鼓噪的反华大合唱。希望剧团的各位演员们、各位学员们,一定要提高革命的警惕性,不要因为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日子刚刚好过了就忘乎所以,放松了甚至放弃了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我的话完了。”说完,她退了两步,站得直直的,给演员们鞠了一个接近九十度的躬。 布施仁站起来鼓掌,连说:“好,好!”演员们、学员们也跟着鼓掌,场面十分热烈。布施仁又说:“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就应该这个样!要敢于批判各种错误的思想、批判各种毒草、批判牛鬼蛇神。下面请郑晓龙同志发言。他的发言更有威力啊!大家好好听!”我听到“更有威力”这四个字顿时紧张起来。我想,会是什么威力呢? 郑晓龙昂首挺胸走上舞台,先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剧场,然后拿出两张稿纸,清了清嗓子,扯着大嗓门念到:“刚才朱珊玉同学发表了她的讲话,尖锐指出了我们剧团主动演出坏戏《海瑞罢官》这个现象的政治本质,确实深刻。有人以为,不就是演一出戏嘛,有这么严重?同志们,老师们,同学们,实际情况比大家以为的要严重得多啊!我在这里提一个问题:为什么余盛昆老师特别积极地要去北京看这出戏、回来演这出戏?这要从余老师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和生活经历三个方面来讲。”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想站起来说他几句。突然感到左膀被师父死死按住,使我动弹不得。我小声对师父耳语:“师父,您怎么怕成这样啊?”师父以异常严厉的口气小声说:“你懂什么?少废话!”我才安静下来。 郑晓龙瞄了我一眼,仍然扯着大嗓门念发言稿:“余老师出身于天津郊区的一户地主家庭,从小吃着由贫下中农的血汗凝成的粮食长大。他自然对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子弟不感兴趣,嫌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是嗓子不好,就是身上不行。我本来差一点就进不了剧团,从中作梗的就是他。谢谢布施仁书记,他对我们这些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子弟充满了阶级感情,坚决抵制了以余老师为首的某些人的阻挠,把我和朱珊玉及其他几个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孩子带上了人民的大舞台。”说到这里,他声音颤抖,还留下了眼泪。布施仁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讲得好!不要哭嘛,把肚子里的苦水都倒出来。”说着,双眼威严地扫视了一下剧场。台下有的人胆怯地盯着布施仁,同时把身子紧缩了一下。郑晓龙说:“我听您的话,不哭,免得有人讥笑我们红色出身的子弟!”他稍微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余老师一家不像贫下中农那样吃了上顿愁下顿,所以有闲心搞点娱乐活动。他父亲喜欢听京戏,尤其是四大须生的戏,还买了唱片,每天吃完了饭坐在家中院子里,躺在藤椅上一边剔着牙齿,一边欣赏留声机里播放的四大须生的唱段。余老师就是在这种地主少爷的优裕生活中长大,并且爱上京剧、学习京剧的。他刚到上学的年龄就开始拜师学艺。他爹见他嗓子冲,就让他拜一位唱老生的演员为师。他师父对他十分严格,练功、学唱都抠得非常厉害。这样,打下了扎实的幼功。经过十年的磨炼,他出师了,可以跟着师父外出跑码头了。他演的是充满封建思想的传统戏,脑子了没有一点点新思想,又经常跑上海、天津、北京、武汉这些大城市,思想深处被地主资产阶级的灯红酒绿的糜烂生活熏染透了,所以他老是对他的徒弟们宣扬什么‘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的成名成家观念,不鼓励年轻一代与工农兵大众相结合。这是在腐蚀青年一代,妄图培养地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这样,他思想上总是跟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难怪他一看马连良在演攻击社会主义革命的《海瑞罢官》,就欣喜若狂,非要演这出戏不可。” 布施仁又站起来鼓掌,大声说:“讲得真好哇!”演员们也跟着鼓掌,只是没有站起来。布施仁脸上流露出不满的神情,皱着眉头坐下了。 郑晓龙接着说:“刚才我从阶级根源、思想根源方面分析了余老师为什么非常喜欢《海瑞罢官》那出戏,现在我从他的人生经历方面分析分析。余老师在旧社会唱戏要到处跑码头,中国那么大足够他跑的,可是,奇怪的是,他在国内跑还嫌不够,竟然到海外去跑,跑一次过个瘾算了吧,还跑了多次。他跑了柬埔寨、泰国、缅甸、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甚至还去过台湾。我不明白,唱戏就非得到国外去不可吗?多少演员没有去国外,不是照样成了名演员吗?他余盛昆要成名就一定得到国外去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我建议,这些问题,余老师有必要跟党和人民讲清楚,特别是几次去台湾。他每次跑国外,都是最后去台湾,难道前面去别的国家是做掩护,真正的目的地是台湾?大家都知道,台湾现在盘踞着国民党反动派,这个反共基地不会是1949年国民党军队逃离大陆以后才开始经营的吧?国民党反动派早就在经营了。在这种情况下,余老师屡次去台湾恐怕不是偶然的吧?我就说到这里。” 布施仁又站起来鼓掌,同时阴沉着脸扫视台下。有的人也站起来鼓掌,马上,演员们纷纷站起来鼓掌,连师父也站起来了,只是没有鼓掌,把手扶在前面椅子靠背上。我也站起来了,也没有鼓掌。我看见师父一直低垂着头,满脸沮丧的神情。我觉得师父真可怜,太可怜了! 布施仁摆动双手招呼大家坐下,说:“刚才晓龙同志讲的话太给力了,像炮弹一样轰轰响,震撼人心。其他人应该向晓龙学习,批判发言要有火药味儿,不能软绵绵的,像有钱人家的娘们儿。今天,会就开到这儿。这样的会以后还要开几次。好,散会了!”他把手一挥,演员们立即站起来,迅速散场,各回各家。 师父没动,坐那儿发呆。我看着师父这副可怜相,真想哭一场。小昆过来了,喊了一声“爸爸”,眼泪就忽的直涌出来。我说:“小昆,师父这会儿正难受哩,你先回去吧,免得师娘等得着急。我陪着师父,你放心吧。”师父扭头对小昆说:“听你师兄的,回去吧。你妈问起来,就说我在跟尚泰说戏。”小昆应了一声,哭出声了。我怕师父更伤心,就扶住小昆的双肩走了几步。小昆掏出手绢,擦干泪水,低着头走了。 我说:“师父,晓龙才多大岁数,怎么知道您过去那么多的事情?我觉得这不正常。我得找他问问,您过去的事情是谁告诉他的?我找那个人评理去。”师父慌忙又坚决地说:“去不得呀!你要是去质问晓龙,我会更倒霉。为了我,你就别闹了。你有这份心意,我已经很高兴了,总算没有白疼你。”师父流下了眼泪。我再也忍不住了,跟着流泪。 “老余,你怎么还不回去?”原来是师娘找来了。师娘看看我们的脸面,也跟着伤心起来,掏出手绢擦眼睛。“我听小昆讲了,气得要命。尚泰,你不知道,当年演出《海瑞罢官》,天天客满,票房可好了。那个倒头的布施仁有一天到我们家去,说剧团演《海瑞罢官》可卖钱了。那会儿,剧团还是自负盈亏,国家补贴,唱戏不卖钱,日子就不好过。唱《海瑞罢官》卖了不少钱,他布施仁夸你师父为剧团做了大贡献。怎么现在上面一批《海瑞罢官》,他布施仁就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让你师父一个人顶缸?这也太没良心了吧!他怕承担责任,就把你师父当替罪羊,替他顶缸。这小子啊,他妈的猴拉稀——坏了肠子。他要是再这样对付你师父,我就当着演员、学员的面戳穿他的假面具。我们老余家的人可不是随随便便让人欺负的!” 听师娘这么一讲,我心里的担忧一扫而光。原来,他跟我说的全是他妈的假话呀,什么自己那会儿临时调到文化局整理材料、剧团领导层开会决定派我师父去北京看戏学戏他一点儿也不知道,都是用来骗我的。这家伙,还是共产党员哩,还是老党员,说谎居然说得一套套的,真坏!把我惹急了,我就跟他卯上,让他不得安宁!我说:“师娘,您要是有一天当着演员学员的面揭发他,我也揭发他!” 师父说:“我正急得没辙哩,你们就别添乱啦!”师娘没好气地顶了他一句:“我们不添乱,你的日子就好过啦?”师父教我们师兄弟练功、唱戏的时候很严厉,可是一面对师娘立马就温和异常。这会儿,他马上不出声了。师娘还在说:“以往你还批评过布施仁,可自从反右以后,我发现你就怕他了。我知道你想跟他搞好关系,可人家没理你那个茬儿啊!五七年反右,人家没放过你;五九年反右倾,人家没放过你;搞四清,人家又没放过你;现在批判《海瑞罢官》,人家还是没有放过你。你怕他有用吗?人家已经盯死你了,跟你卯上了,这是你一辈子的劫。你呀,没做坏事,谁也别怕。该说的时候,你就照事实讲,看他能把你怎么样。” 我说:“师父,师娘讲得有道理呀。您不能光生闷气,那样会把身体搞坏的。您要是有个差错,叫师娘怎么办呐?” 师父什么也没讲,只是说:“回去吧。人总得吃饭呐,一顿不吃饿得慌。”我搀起师父,我们一起回师父家。 到了师父家,师娘留我吃晚饭,我说:“我一点儿胃口也没有,想回家吃我妈做的馄饨。”说完,我就走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像海水一样翻滚着波涛,一刻也平静不下来。我想不通,布施仁这样对待师父,是想捞到什么好处呢?又能够捞到什么好处呢?想不通,想不通! 见了爸爸,我把今天下午剧团开批判大会的情况告诉给爸爸。爸爸皱着眉、直摇头,深深叹了口气,说:“这次不搞运动则已,要是搞运动,你师父肯定在劫难逃。你没怎么看报,报上讨论《海瑞罢官》讨论得可热闹了,也有为《海瑞罢官》说好话的,但基本上是一边倒,批判《海瑞罢官》。你师父当年演出《海瑞罢官》,不管是有心还是无心,只要有权力的人盯住了他,他就跑不了;如果没人盯住他,他就什么麻烦也不会有。这就得看老天爷的意思了。不知道你师父运气怎么样。唉!都快二十年了,这运动就没断过。” 我原本是指望爸爸能帮我分析分析剧团的事的,没想到,爸爸居然这么消极!我吃了姆妈做的馄饨,就回剧团去了。 六六年二月份,中国人已经过完了春节。一天,小昆和我在台上练功。台上只有我们两个,没有别人。小昆说:“师兄,昨天,爸爸回家以后告诉我妈,说是中央下了文件,要求讨论《海瑞罢官》不要随意上纲上线,可以从学术方面进行。爸爸说,这样看来,演出《海瑞罢官》也不是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了。我妈很高兴,说‘本来嘛,演一出戏哪有那么邪乎的,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吓死人了!布施仁就是没岔儿找岔儿。他这么活着,累不累?’我爸说,‘你也别高兴得太早啦。布施仁找我谈话了,要我回答郑晓龙提出的问题。这说明,尽管上面下了文件,他还是不想善罢甘休,硬要我回答问题,其实就是跟演员们表明,他做的是完全正确的。我要是不回答问题,他不好下台。我现在成了他的台阶儿了。’我妈问他打算怎么办。我爸说,唉,不闹了,就回答问题吧,给他个面子吧。冤家宜解不宜结。照这个样子,我爸快没事儿了。” 我也希望师父的事情快过去,这样师父和家里人就都安心了。想到这儿,我是挺高兴的。 二月底,布施仁安排了一个下午开大会,说这个大会很重要,不得缺席。其实,几个月来,批判《海瑞罢官》,又批判了我师父,演员们一个个胆小如鼠,哪儿敢缺席啊!特别是那三位摘帽右派和其他所谓有政治问题的人,早早地就来到剧场台下,坐得端端正正的。 布施仁最后到场。台上正中放着桌子,桌子正中旁边放着一把椅子。他坐在椅子上脸面冰冷地宣布大会开始。他讲了一个开场白:“我们剧团批判《海瑞罢官》有好几个月了,走在了全市的前头。这对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改造世界观、搞好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作用更大。余盛昆同志听了一些同志的批判发言,能够正确对待,虚心检讨自己,思想上有很大的收获。他在剧团支委会上表示,一定要回答一些同志向他提出的问题。这种态度很好。下面,请余盛昆同志讲话。大家欢迎!”说完,带头鼓掌,演员、学员们也跟着鼓掌。 我心里想,这个家伙真是狡猾狡猾的,为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台,可我师父该多难堪呐!师父是个极要面子的人,当着那么多同事、小辈的面检讨自己,别说师父,连我都受不了。我估计,师父不可能自己提出要回答问题,一定是布施仁强硬要求的,师父急于缓和他跟布施仁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得不屈尊上台检讨,丢尽颜面。唉,我的师父啊,您怎么这样懦弱啊!我那时太年轻,一身牛气,哪里明白师父内心的苦衷呕,他是为了一家子的安全呐!后来,经历过生活的磨炼,才理解师父。因此,我一想起师父当年的处境和窘态,心里就非常非常伤感。 奇怪的是,师父上台的时候,面部表情异常平静。他走到台中间,布施仁请他坐,还倒了一杯茶水端给他。师父受宠若惊地接过杯子还连连点头表示感谢。他打开稿纸,声音响亮地念起来:“同志们,我们剧团批判《海瑞罢官》有好几个月了。这对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改造世界观、搞好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本人思想上进行了极其激烈的斗争,觉得应该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放下角儿的臭架子,回答郑晓龙同学提出的几个问题,给剧团全体演员和学员们一个明确交代,以便取得党和群众的信任。” 布施仁带头鼓掌,连说“好哇”。演员们和学员们也都跟着鼓掌,也有鹦鹉学舌说“好”的。 师父继续念道:“我的确出身地主阶级家庭,但是没有享受地主少爷的福。怎么回事呢?原来,我爷爷年轻时有赌博的恶习,十赌九输,把我曾祖父遗留给他的家产挥霍了七八成。屋漏偏遭连夜雨。我祖父晚年又得了肺痨,为治病花了不少钱,可是医治无效,撒手西归。他死了,却把一副烂摊子留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带着一家人靠三十亩薄田过日子。父亲自己种十亩,另外二十亩租给别人种,向他们收点租子。正常年景或者丰收年景还好,要是遇到荒年,租子收不起来,那日子就相当难过。我父亲看见家道中落,无力回天,就希望我学点本事挣钱养活自己,最好还能贴补家人。因为父亲爱好京剧,见我嗓音洪亮,就送我到天津一个戏班子里当学徒,学习唱戏的技能。父亲希望我成角儿,好拿大钱养家。父亲靠那点田产是养不活一家人的。我成角儿以后,拿了大钱,就帮父亲养家。奶奶染病在床,危在旦夕,我得月月补贴父亲。日本人打进来了,家里人日子更难过了。我到处跑码头,不然就赚不到钱,别说养家,就是养自己也难呐。我一直不敢结婚,就是怕成家以后养老婆孩子增加负担。直到解放后,生活安定了,手里有积蓄了,才找的老婆。我是演员,凤妮是工人,我们怎么会走到一起的呢?这还是组织介绍的哩。凤妮是京剧迷,爱听老生唱腔,经常参加演员、戏迷联谊会的活动,我们接触就多了。不知怎么搞的,我们这点事让现在的文化局的党委书记潘云亮同志发现了,就询问布施仁书记,还要布书记出面介绍。我的婚事布施仁书记是帮了大忙的。布书记,您还记得吗?”布施仁笑着点头,大家也都跟着笑了。剧场里的气氛似乎轻松了些。我心里也平静多了。 师父说:“我现在五十多岁,奔六的人了,可我的大儿子小昆生于一九五二年,比尚泰还小。除了梅兰芳那样的大角儿,一般的角儿日子也不一定好过,特别是结婚成家的,日子也是紧巴巴的。这些情况,在五十年代初期向党表忠心那会儿,我都如实交待过。局里是做了政治结论的。这一点,布书记也是知道的。下面,我讲讲鼓励徒弟、学员刻苦练功的事。我能成角儿,离不开扎实的幼功。这幼功非同小可,幼功扎实了,舞台上唱腔悦耳,身段好看,发展前途远大得很呐。在座的有人看过武汉京剧团郭玉崑演出的猴戏。人家郭玉崑是奔六的人了,可是表演孙悟空打出手、翻跟头,那个好哇!为什么他能够表演得那么出色?就因为他有扎实的幼功基础。那位贺玉钦也一样。他们当年练功练得非常刻苦哇。我们这些人应该像他们学习。不错,传统戏里有些玩意儿,在现代戏里用不上,但是功底还是要有的。像《沙家浜》第九场,有战士们翻墙进胡传魁的院子的表演,要是没有扎实的功底,怎么翻得起来呢?翻得起来,怎么翻得漂呢?所以即使演现代戏,传统戏里的武功基础也是要具备的。因此,我非常强调学员们必须练功,包括武功在内。部队的战士要想打胜仗,必须练射击、练刺杀;同样,演员演戏就得练武功;即使唱文戏,演员也要有一定的武功底子。像《白蛇传》里‘断桥’那一折,青蛇看见许仙,非常生气,拔剑刺向许仙,许仙翻了一个抢背,要翻得好看,没有平时的武功基础是不行的。练武功必须吃苦,怕摔怕疼就练不成。你要想当个让内行肯定、观众赞美的演员就得从小打下武功的基础。武汉京剧团演员杨正义,在《走麦城》里只是一个马僮。马僮根本就不算角儿,可人家表演得多好,我们剧团到现在还没有出一个这样水平的演员。人家表演得好,是吃大苦练出来的。我原本打算把尚泰培养出来,像杨正义那样。我唱《走麦城》,去关公,他去马僮。所以,我才说‘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目的是激励年轻人好好练功。将来可以演大戏,成角儿。一个剧团没角儿怎么行呢?没有硬里子的配角儿也不行。” 说到这儿,师父看了看布施仁,又看了看台底下,见大家没有什么反应,轻轻地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下面讲一讲到国外演戏的事儿。那时候,戏班子演出,那像现在呀讲革命,那时候演戏只追求卖钱,有了钱,大家的日子就好过点。国外有很多华侨,平常根本看不到京戏,我们去唱戏,他们特别高兴,争着买票。不光华侨抢着买票,连外国人也来看稀希稀哈儿。我们的票价比在国内高一些,他们也不计较,因此赚的钱比国内要多。与此同时,我们在国外还可以欣赏异国风光,吃外国美食,心情都好多了。出去一次尝到了甜头,以后自然总想去。至于到台湾,那是回程路过的一站。台湾那时候老百姓平时看的基本上是广东戏和福建戏,都是地方戏,基本看不着京戏,京剧戏班去,大受欢迎,也是争着买票。我们自然赚的多一点。因为台湾人是自个儿的同胞,票价比较便宜,但还是比大陆赚的多一点。就我所知,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没有搬到台湾去;就是去了,我们唱戏的跟他们有什么联系呢?” 我看了一下台底下演员们的表情,都是木讷讷的,既不表示肯定我师父的讲话,也没表示否定。场面一片寂静。布施仁完全就是一副死脸子。 师父说:“对晓龙学员提出的问题,我做了解释。晓龙对有些情况不了解,可是在座的有好多是过来人,是老戏骨,他们都能理解我所做的解释。我们党一向强调实事求是,我这次就是按照党的教导做的。” 我一直盯着布施仁,看他的面部表情。我知道,他的面部表情最重要,有的人就是看他的面部表情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动方式。师父讲完了,站起来,走下舞台了,布施仁脸上居然没有一丁点表情,比最不会做表情的演员还不如。不过,他也没有说师父的坏话,只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散会吧!”这个“吧”字几乎听不清楚。他说完,就起身去了后台。 师父当众回答问题以后,我偷偷地找了云飞、小魁,要他们注意演员们、学员们是如何议论的。他们两个拍着胸脯保证:一定把听到的议论百分之百地告知我。特别是小魁态度最坚决,他说他早就看不惯晓龙那副派头,以工人子弟自居,批评这个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批评那个的感情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动不动就说,我们工人阶级不会这样的,不会那样的,甚至把胸口拍得啪啪响,说我这多好的成分。要是有谁批评他嗓子不怎么样,武功底子不怎么样,他就说人家用技术歧视工农子弟,要比,就比阶级感情嘛。 我要他们一定要保密,不然的话,会给我师父带来不少麻烦。他们都说,绝不泄露半点机密。 演员们就像私底下商量过似的,在食堂吃饭、在后台扮戏,大家绝口不提我师父的事情。起先,我还害怕演员们会非议我师父哩,后来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安定多了。 过了两天,云飞、小魁邀我出去散步,我心里知道他们有话要告诉我,就跟他们出去了。 来到江边,小魁先说:“师兄,演员当中没什么人议论余老师,没人说你师父的坏话。只听说晓龙一个人在发怨言,不过有些话,师兄你得注点意。听说他在寝室里讲,布书记对你师父的讲话非常不满,准备以后找你师父谈一谈,让你师父端正自己的态度,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不要放不下高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放不下角儿的架子。” 我说:“放不下角儿的架子?你们都知道,我师父平时根本就不摆角儿的架子,这是剧团里演员们公认的。他就是个老好人,谁也不得罪。要他放下角儿的架子,其实是暗示他摆架子。你们说,这是不是在冤枉他?”小魁问:“师兄,你师父跟布书记是不是有什么仇哇?要是他们没有仇,布书记怎么老是跟余老师过不去呢?”我说:“有没有仇,这不好说。我认为我师父绝对不会跟布书记结仇哇!我师父没这个胆儿啊!要说他们有仇,只能是这么回事:布书记刚来剧团不久,我师父曾经建议布书记钻研一下有关京剧的知识,最好能跟着演员上台表演几出戏,积累一点京剧舞台的经验。”小魁、云飞说:“这本来是好事啊,是帮助布书记提高哇,不可能因此结仇啊!”我说:“谁说不是呢?听说,五七年反右以后,布施仁老是提这句话,什么右派分子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分析,布施仁认为我师父用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来压制他,心怀不满,有了疙瘩。我师父在五七年反右以后就再也没有给布施仁提过任何意见和建议,被搞怕了。哪想到,布施仁会揪着不放呢?他的气量是不是太小了点!” 云飞说:“肯定太小了啦。都过去九年了,还记在心里要报复。也太过份了吧?看来,余老师以后哇没有安身日子过喽。碰到这种领导真是倒霉!”我说:“你们帮我盯着点,我好让我师父心里有数,早早做好心理准备。” 我到师父家去,问他是不是跟布施仁有什么仇怨。师父苦着脸说:“尚泰呀,你说,我哪敢跟他结仇哇,巴不得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免得他总是没岔儿找岔儿,把矛头对着我。我都这把年纪了,怎么不懂冤家宜解不宜结的道理呢?可是,人家根本不待见我,我有什么办法呢?”我问师父,既然这样,那您怎么能入党的呢?师父叹了口气,说:“我入党,是潘潘局长提出的,要布施仁做工作。我估计,这也让布施仁不高兴。我和你师娘好上,也是潘潘局长提出的,布施仁出面做工作。可能,这都让布施仁心里别扭。”师父停了一会儿,又说:“我出身不好,是地主成分,布施仁出身贫农,估计他天生就看不惯我。我又劝他学点京剧常识,最好能上台演出,他认为是拿技术压他。反右以前,他没说什么;反右以后,他认为我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心生愤恨,把我打成右派,多亏潘局长救了我。这种种因素加起来,他就非常恨我了。唉,这辈子算是完啦,没救了!” 我这才完全明白布施仁恨师父的原因了,看来,不把师父整死,他布施仁是不会罢休的。我对师父更同情了,也更担心了。我下定决心,不管遭遇什么风险,一定要保护师父,保护不了也绝不害师父。 我把自己的想法跟爸爸说了。爸爸翘起大拇指,说:“真是好样的,是我老孟家的种!我支持你,我是你的坚强后盾。你的想法有道理,保护不了师父,起码不能害师父。”爸爸在家里来回走了几步,说:“不过,你还年轻,有些成年人的手段你不一定对付得了。”我说:“什么手段?骂我?打我?我不怕!我绝不认怂!”爸爸笑了,说:“我知道你个性强,来硬的你不怕。问题是,他们不来硬的,来軟的,你就不一定抗得住。”我很奇怪:“什么,来軟的?怎么回事?” 爸爸说:“他们会这样跟你说,要是揭发你师父的问题,组织上会非常重视你,培养你,你的前途就非常远大。你一听,这好哇,就跟他们一起揭发批判你师父,去赢得远大的前途。这就是軟的手段。你能受得了这种考验吗?”我说:“您说的这种情况,我根本不知道,原来还有这种手段呐!今天您告诉我了,我一定要注意,绝不上当!”爸爸说:“这就对了!一句话,不管他们耍什么手段,你只掌握一个原则,绝不害你师父,就是自个儿吃亏也不害你师父。你要是害了你师父,别人表面上不会说三道四,其实心里都恨死你了,背后都会戳你的脊梁骨。那样做人才没意思哩。我们老孟家有尊师感恩的传统。当年你老爷爷对李莲英的态度就是个榜样。李莲英得罪过不少人,人家恨他可以理解,可李莲英对你老爷爷还是不错的,所以你老爷爷一直不欺负李莲英,就是在感恩。你师父比李莲英不强多了?强十万八千里都不止。所以,你一定不能害你师父,那怕跟他一起受罪也认了。爸爸做你的坚强后盾。你妈也会支持你的。” 听了爸爸的这些话,我心里更踏实了,决心尽力保护师父。 我那些天非常担心布施仁又组织人批判师父,师父已经身心交瘁,受不了啦。可奇怪的是,剧团一直非常平静,似乎没有开批判会的意思。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猜想,一定是布施仁在做精心的准备,细致地安排开会的各种细节,达到一击置人于死地的目的。这样一猜测,我更着急了,也更害怕了,怕打击太重,师父无法承受。 一天早饭后,小昆来找我,说师父急于见到我。我想,坏了,一定是师父预感到不好的结果,想跟我做最后的交代吧。想到这里,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传统戏里,经常有这样的情节,某个忠臣或者正派的人物在遇难之前向家人交代后事,不久这个人物就遇难了。没想到,戏文里才有的事情竟然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师父招谁惹谁了,竟然会面临这样凶险的处境。 我想哭,可不敢哭,怕小昆、师娘看见了心里更难过。 我随小昆走进师父家,却看见师父、师娘脸色平静,甚至眉宇间略带微笑。我想:难道师父师娘什么都想好了,坦然面对灭顶之灾? 师父说:“尚泰,昨天李团长来过了,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呵,呵,真是没想到,没事儿了。”这的确是没想到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师父师娘这么高兴?师父没等我询问,就说:“潘局长又发话啦,要我们剧团不要大张旗鼓地批判《海瑞罢官》。”我问:“这是为什么呢?”师父说:“李团长告诉我,潘局长到剧团来传达中央文件。说是文件里说了,对《海瑞罢官》可以进行学术方面的讨论,还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潘局长批评布施仁走得太远了,把声势搞得那么大,好像演《海瑞罢官》就是反革命似的,给演员们的压力太大,影响工作,搞得人心惶惶的。要我们剧团传达中央文件,稳定人心。李团长要我安心工作,不要背包袱。” 师娘满面笑容地说:“这下好啦,布施仁就是想整你师父也没辙啦。你不知道,昨天晚上,你师父高兴得喝了半斤北京老白干儿。呵呵!” 我高兴得直拍手,说:“这真是个好消息!”师娘说:“尚泰,我做了几个好菜,你中午来家吃饭。”我笑着说:“这顿饭,我还非吃不可了!” 未完待续……202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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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江‖风雪亦风月风雪亦风月文/许江(重庆) 瑟瑟寒风却吹不散人间烟火 熙熙攘攘的人流都是浅浅的飘落谁曾奢求在这 漫天飞舞中的思念 负数的温度里 还曾有片刻的遐思请给我一夜苍白 好让我安顿思绪 那一片片飘落的雪花 是没有来由的指尖滑落过每一片 都是由心的叮咛 那一片鹅毛般的雪 自由地飘落轻轻地拂动着我温暖的心房 满天的雪花 覆盖了整个世界晶莹剔透的雪花 点缀了谁的妆容 洁白洁白的雪地里却找不到你的影子却只留下我 月光洒落在每一个路口却让风尝尽了无尽的牵挂 风雪亦是风月正如我有一场好风雪 慰籍你冬寒 【作者简介】 许江:中共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成都军区某部副参谋长;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会员;中国现代作协会员;诗歌中国会会员;北京写作学会文化艺术促进会副主席。 业余爱好:创作诗歌、散文诗、摄影。其散文代表作有《他是一位父亲》《军旗为什么总是这么红》诗歌代表作有《好兄弟 归来兮》《枪响了》《永不打烊的小酒馆》等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人民号、西部散文选刊、诗大学文学网、中国现代文化网、腾讯新闻、上游新闻、今日头条、搜狐新闻、新浪新闻西散南国文学等媒体平台。先后被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作家报、文化部《中华英才》半月刊社、全国郦道元文学组委会、中华现代文学艺术促进会、北京写作学学会、中国现代文化报刊管理出版社评为:“全国郦道元山水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实力派优秀作家”、“全国第六届道德教育新闻人物”、“2020最美作家”等荣誉称号。202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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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增杰——网络文化建设成果诗词艺术代表人物左增杰,号新疆好汉,现住新疆乌鲁木齐市,擅长诗、词、联,兼类音乐、演讲。 新疆音乐家协会会员、香港诗词家协会理事、台湾中华禅学会常务理事、新疆作家协会会员、乌鲁木齐楹联家协会秘书长,国学家、中华当代慈善艺术家、百名中国一级作家之一,中国民族艺术家协会副会长, “乌鲁木齐市健康大使"、文化公司“左增杰快板寨”总经理。诗文入选台湾影响最大的诗刊《葡萄园》出版的《30年诗选》。是信天游体诗人、曾出版《军中第一刀罗少伟》传奇传记体章回长篇小说,北京逻辑语言研修学院副教授,台湾名人马英九的大陆朋友,左宗棠四世孙,王洛宾嫡传弟子,1962年对印度自卫反击战参战军人、1964年原子弹爆炸涉核军人,退休于《新疆铁道》报编辑岗位。 左增杰作品之一 2022左宗棠诞生两百一十周年赋 呵呵,广为广州,为有虎门炮台方显虎威;嘿嘿,天成天津,若无大沽炮台必失大气。 琴台捧琴,前高山后流水;歌台挽歌,左渭城右敦煌;而炮台举炮则天垂泪地淌血!虎门炮台、大沽炮台,皆粉身碎骨于被迫之自毁。残垣断壁,尽书耻辱;破铜烂铁,齐鸣哀怨…… 嗟夫,如捧琴之琴台、似挽歌之歌台,不令天垂泪、弗使地淌血的举炮之炮台,有乎?倘有,安在?湘军一兵彭德怀于检阅三军入城迪化后,慨然一叹:“空国仅有的争气炮台,就在这六道湾山梁上!” 哦,此赫赫有名的争气炮台,即“一炮成功”炮台,乌鲁木齐靓丽景点。 清同、光年间,中亚安集延地痞、粟特人阿古柏,受俄沙皇、英女王之唆使,率匪兵窜入我境,先后侵占了喀什、和田、叶城、莎车、阿克苏、焉耆、吐鲁番,继而翻达坂、进犯乌鲁木齐。1876年4月,陕甘总督左宗棠请缨西征,遂奉诏督办西陲军务,提劲旅东入嘉峪关,将行辕大帐扎在了哈密凤凰台。呜呼,抬漆黑棺材、秉银白**、挺花甲铁躯、亮报国赤胆,誓死杀敌之志,惊天地而泣鬼神! 6月29日,大军在六道湾山梁上架起大炮,只一炮,阿古柏与匪兵便抱头鼠窜、落荒而逃了!苟能制侵凌,岂能多杀伤? 于是,全城百姓、大军、杨柳青商帮、湖南商会联袂在其地构筑起了“一炮成功”纪念所——一座圆形碉堡式建筑,土木结构两层,底部直径12米,炮台高8.5米。正面是半圆形拱门,门首镶嵌一块石雕,上书左宗棠题写的 “一炮成功”四字。“成”,右上角空缺,左宗棠掷笔曰:“伊犁仍未夺回,成者尚差一点!” 登今日之“一炮成功”炮台,俯瞰这丝绸之路上的名埠,仰望那翘首欲歌之大炮,热血焉能不沸腾! 故曰:驮真经正史,雀台不抵炮台;吐实话胸臆,人口岂如炮口?抒恩仇情义,儒生难比旗兵;论是非功过,锦袍焉似布衣! 秉刃抬棺大喝英俄两匪,凿渠种柳长吟南北三山。 开炮者:淮军小将马玉昆; 发令者:湘军大将刘锦棠; 指挥者:钦差大臣左宗棠; 左增杰作品之二 勤自勤翔 勤来勤往 善得善报 善尾善头 爆竹脆 镇妖驱孽牵祥瑞 福字飘 敲鼓打锣捧彩霄 (叶韵) 白兔捣药 喜鹊喳喳叫 金鱼蹿竿 银龙脆脆腔 艳艳楹联挂彩 好词好曲 好山水 晶晶府赋披红 长调长歌 长韵刀 佛也道也 善举何汤汤 天空明眸烁烁 孝之忠之 仁行竟淼淼 父母皓齿莹莹 彤彤烈马扬鬃 能踏三天深深波谷 熠熠雄鹰展翅 敢追百丈挺挺浪峰 知平仄 可上天入地 信马由缰展词赋 懂孝忠 当擒匪拿贼 歌功顺谱抻管弦 战锣狠打 扽来好汉剿匪巍巍宝塔 军号频吹 奏出英雄擒敌烁烁金杯 七律 苏轼 苏式酥皮苏轼品,园林苏式逗豪杰。 征程再苦追佳味,世道虽凉挽美穴; 睡饱方为丹凤仔,吃足顿做紫龙爷。 造福四海踢贪腐,潇洒悠悠攥鬼邪! 鹊桥仙 苏堤 杭州艳艳、苏堤灿灿, 翠翠西湖美丽。 子孙代代念东坡, 赞居易,奇功并聚。 为官一任、风调雨顺, 善报迎来好戏。 良知不枉守初心, 甩辞赋,桃红柳绿! 叨叨令 苏东坡 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赤壁豪歌奏, 东坡羽帽东坡袖,东坡笔墨猴王遛。 漂亮、也么哥,攒劲、也么哥, 东坡利剑乾坤透! 鹊桥仙 细君公主* 细君公主,长驱万里,怀抱琵琶挥泪。 回眸故土叹江都,唱社稷,平川再跪。 神州一统,将军挺戢,也凭女儿后辈。 伊犁旷野捧忠骨,子孙拜,兜鍪亮锐! 注 : * 江都公主刘细君、汉文帝刘恒亲重重孙女,江都就是现在的扬州,汉武帝刘彻是她叔祖父,绘就了她光照史册的人生路,令她和亲去乌孙,今天的哈萨克即前汉时期的乌孙。西汉为了联合西域各国,远嫁公主到乌孙。远嫁异国使刘细君心中充满了悲愁,生活的巨大差异让她难以适应,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得不牺牲自己。为此刘细君写了一首伤感的诗,表达她身处异国对家乡的思念,诗词被传到汉武帝的面前。将自己的哀愁,化作“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的诗句,挥洒向漫天飞舞的黄沙。这片黄,是家国责任的担当,是无怨付出的忠诚。刘细君墓,坐落在新疆伊犁州昭苏县的乌孙山夏特大峡谷谷口。墓地距夏特古城约8公里,西接哈萨克斯坦,北扼奔腾不息的夏特河,南依巍峨挺拔的汗腾格里峰,东临乌孙山。墓高10米。 左增杰作品之三 五咏 客(散文)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噫嘘,客者,宾也。1.客人、跟“主”相对,宾客,请客、会客,家里来客了。 2.旅客、客车、客店。 3.作客他乡 4.客商、珠宝客。 5.顾客、乘客、客满。 6.对某些奔走各地从事某种活动的人的称呼,说客、政客、侠客。 7.非本地区或非本单位、非本行业的;外来的客队、客座、客串。 8 客随主便、主随客便。 9 店大欺客、客大欺店。 10 反客为主。 嗟夫,持刀者、刀客, 仗剑者、剑客, 保镖者、镖客,掮客、为买主与卖主之间签订买卖契约、合同,收取手续费或佣金的人,茅盾《锻炼》二四:“袁世凯卖国也要一手包办。替他做掮客的人会被他反咬一口,说是汉奸。”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十一:“朱延年成了西药掮客。”未请而突至者、不速之客。 客客气气、和蔼之至也。骚客、诗人。出自《史通·叙事》。解释1.诗人, 文人。2.指屈原。出处唐·刘知几《史通·叙事》: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 娇客、对女婿的爱称;娇贵的人。 刺客 、人类历史中一种特殊职业,在现代指杀手。常由于政治、私怨等原因,负责对某个目标人物实施谋杀或暗杀。有的刺客是单独行刺,有的则是多人协作;有的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专职刺客,有的则受客观环境影响偶然成为刺客。刺客行刺或受人指使,或出于私恨,或为钱财名声,或为国家人民;等等,不一而足,代表人物:荆轲、聂政、专诸、豫让。 嫖客、门里败,玩弄妓女的男子。 清 李渔《玉搔头·情试》:“做妓女的人,把表记送与嫖客,原是常事,失去就罢了,何须这等认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回:“这个本来是妓女应酬嫖客的口头禅,并不是一定要叫他来的。” 左增杰,号新疆好汉,现住新疆乌鲁木齐市,擅长诗、词、联,兼类音乐、演讲。 新疆音乐家协会会员、香港诗词家协会理事、台湾中华禅学会常务理事、新疆作家协会会员、乌鲁木齐楹联家协会秘书长,国学家、中华当代慈善艺术家、百名中国一级作家之一,中国民族艺术家协会副会长, “乌鲁木齐市健康大使"、文化公司“左增杰快板寨”总经理。诗文入选台湾影响最大的诗刊《葡萄园》出版的《30年诗选》。是信天游体诗人、曾出版《军中第一刀罗少伟》传奇传记体章回长篇小说,北京逻辑语言研修学院副教授,台湾名人马英九的大陆朋友,左宗棠四世孙,王洛宾嫡传弟子,1962年对印度自卫反击战参战军人、1964年原子弹爆炸涉核军人,退休于《新疆铁道》报编辑岗位。 左增杰作品之一 2022左宗棠诞生两百一十周年赋 呵呵,广为广州,为有虎门炮台方显虎威;嘿嘿,天成天津,若无大沽炮台必失大气。 琴台捧琴,前高山后流水;歌台挽歌,左渭城右敦煌;而炮台举炮则天垂泪地淌血!虎门炮台、大沽炮台,皆粉身碎骨于被迫之自毁。残垣断壁,尽书耻辱;破铜烂铁,齐鸣哀怨…… 嗟夫,如捧琴之琴台、似挽歌之歌台,不令天垂泪、弗使地淌血的举炮之炮台,有乎?倘有,安在?湘军一兵彭德怀于检阅三军入城迪化后,慨然一叹:“空国仅有的争气炮台,就在这六道湾山梁上!” 哦,此赫赫有名的争气炮台,即“一炮成功”炮台,乌鲁木齐靓丽景点。 清同、光年间,中亚安集延地痞、粟特人阿古柏,受俄沙皇、英女王之唆使,率匪兵窜入我境,先后侵占了喀什、和田、叶城、莎车、阿克苏、焉耆、吐鲁番,继而翻达坂、进犯乌鲁木齐。1876年4月,陕甘总督左宗棠请缨西征,遂奉诏督办西陲军务,提劲旅东入嘉峪关,将行辕大帐扎在了哈密凤凰台。呜呼,抬漆黑棺材、秉银白**、挺花甲铁躯、亮报国赤胆,誓死杀敌之志,惊天地而泣鬼神! 6月29日,大军在六道湾山梁上架起大炮,只一炮,阿古柏与匪兵便抱头鼠窜、落荒而逃了!苟能制侵凌,岂能多杀伤? 于是,全城百姓、大军、杨柳青商帮、湖南商会联袂在其地构筑起了“一炮成功”纪念所——一座圆形碉堡式建筑,土木结构两层,底部直径12米,炮台高8.5米。正面是半圆形拱门,门首镶嵌一块石雕,上书左宗棠题写的 “一炮成功”四字。“成”,右上角空缺,左宗棠掷笔曰:“伊犁仍未夺回,成者尚差一点!” 登今日之“一炮成功”炮台,俯瞰这丝绸之路上的名埠,仰望那翘首欲歌之大炮,热血焉能不沸腾! 故曰:驮真经正史,雀台不抵炮台;吐实话胸臆,人口岂如炮口?抒恩仇情义,儒生难比旗兵;论是非功过,锦袍焉似布衣! 秉刃抬棺大喝英俄两匪,凿渠种柳长吟南北三山。 开炮者:淮军小将马玉昆; 发令者:湘军大将刘锦棠; 指挥者:钦差大臣左宗棠; 左增杰作品之二 勤自勤翔 勤来勤往 善得善报 善尾善头 爆竹脆 镇妖驱孽牵祥瑞 福字飘 敲鼓打锣捧彩霄 (叶韵) 白兔捣药 喜鹊喳喳叫 金鱼蹿竿 银龙脆脆腔 艳艳楹联挂彩 好词好曲 好山水 晶晶府赋披红 长调长歌 长韵刀 佛也道也 善举何汤汤 天空明眸烁烁 孝之忠之 仁行竟淼淼 父母皓齿莹莹 彤彤烈马扬鬃 能踏三天深深波谷 熠熠雄鹰展翅 敢追百丈挺挺浪峰 知平仄 可上天入地 信马由缰展词赋 懂孝忠 当擒匪拿贼 歌功顺谱抻管弦 战锣狠打 扽来好汉剿匪巍巍宝塔 军号频吹 奏出英雄擒敌烁烁金杯 七律 苏轼 苏式酥皮苏轼品,园林苏式逗豪杰。 征程再苦追佳味,世道虽凉挽美穴; 睡饱方为丹凤仔,吃足顿做紫龙爷。 造福四海踢贪腐,潇洒悠悠攥鬼邪! 鹊桥仙 苏堤 杭州艳艳、苏堤灿灿, 翠翠西湖美丽。 子孙代代念东坡, 赞居易,奇功并聚。 为官一任、风调雨顺, 善报迎来好戏。 良知不枉守初心, 甩辞赋,桃红柳绿! 叨叨令 苏东坡 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赤壁豪歌奏, 东坡羽帽东坡袖,东坡笔墨猴王遛。 漂亮、也么哥,攒劲、也么哥, 东坡利剑乾坤透! 鹊桥仙 细君公主* 细君公主,长驱万里,怀抱琵琶挥泪。 回眸故土叹江都,唱社稷,平川再跪。 神州一统,将军挺戢,也凭女儿后辈。 伊犁旷野捧忠骨,子孙拜,兜鍪亮锐! 注 : * 江都公主刘细君、汉文帝刘恒亲重重孙女,江都就是现在的扬州,汉武帝刘彻是她叔祖父,绘就了她光照史册的人生路,令她和亲去乌孙,今天的哈萨克即前汉时期的乌孙。西汉为了联合西域各国,远嫁公主到乌孙。远嫁异国使刘细君心中充满了悲愁,生活的巨大差异让她难以适应,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得不牺牲自己。为此刘细君写了一首伤感的诗,表达她身处异国对家乡的思念,诗词被传到汉武帝的面前。将自己的哀愁,化作“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的诗句,挥洒向漫天飞舞的黄沙。这片黄,是家国责任的担当,是无怨付出的忠诚。刘细君墓,坐落在新疆伊犁州昭苏县的乌孙山夏特大峡谷谷口。墓地距夏特古城约8公里,西接哈萨克斯坦,北扼奔腾不息的夏特河,南依巍峨挺拔的汗腾格里峰,东临乌孙山。墓高10米。 左增杰作品之三 五咏 客(散文)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噫嘘,客者,宾也。1.客人、跟“主”相对,宾客,请客、会客,家里来客了。 2.旅客、客车、客店。 3.作客他乡 4.客商、珠宝客。 5.顾客、乘客、客满。 6.对某些奔走各地从事某种活动的人的称呼,说客、政客、侠客。 7.非本地区或非本单位、非本行业的;外来的客队、客座、客串。 8 客随主便、主随客便。 9 店大欺客、客大欺店。 10 反客为主。 嗟夫,持刀者、刀客, 仗剑者、剑客, 保镖者、镖客,掮客、为买主与卖主之间签订买卖契约、合同,收取手续费或佣金的人,茅盾《锻炼》二四:“袁世凯卖国也要一手包办。替他做掮客的人会被他反咬一口,说是汉奸。”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十一:“朱延年成了西药掮客。”未请而突至者、不速之客。 客客气气、和蔼之至也。骚客、诗人。出自《史通·叙事》。解释1.诗人, 文人。2.指屈原。出处唐·刘知几《史通·叙事》: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 娇客、对女婿的爱称;娇贵的人。 刺客 、人类历史中一种特殊职业,在现代指杀手。常由于政治、私怨等原因,负责对某个目标人物实施谋杀或暗杀。有的刺客是单独行刺,有的则是多人协作;有的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专职刺客,有的则受客观环境影响偶然成为刺客。刺客行刺或受人指使,或出于私恨,或为钱财名声,或为国家人民;等等,不一而足,代表人物:荆轲、聂政、专诸、豫让。 嫖客、门里败,玩弄妓女的男子。 清 李渔《玉搔头·情试》:“做妓女的人,把表记送与嫖客,原是常事,失去就罢了,何须这等认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回:“这个本来是妓女应酬嫖客的口头禅,并不是一定要叫他来的。” 左增杰,号新疆好汉,现住新疆乌鲁木齐市,擅长诗、词、联,兼类音乐、演讲。 新疆音乐家协会会员、香港诗词家协会理事、台湾中华禅学会常务理事、新疆作家协会会员、乌鲁木齐楹联家协会秘书长,国学家、中华当代慈善艺术家、百名中国一级作家之一,中国民族艺术家协会副会长, “乌鲁木齐市健康大使"、文化公司“左增杰快板寨”总经理。诗文入选台湾影响最大的诗刊《葡萄园》出版的《30年诗选》。是信天游体诗人、曾出版《军中第一刀罗少伟》传奇传记体章回长篇小说,北京逻辑语言研修学院副教授,台湾名人马英九的大陆朋友,左宗棠四世孙,王洛宾嫡传弟子,1962年对印度自卫反击战参战军人、1964年原子弹爆炸涉核军人,退休于《新疆铁道》报编辑岗位。 左增杰作品之一 2022左宗棠诞生两百一十周年赋 呵呵,广为广州,为有虎门炮台方显虎威;嘿嘿,天成天津,若无大沽炮台必失大气。 琴台捧琴,前高山后流水;歌台挽歌,左渭城右敦煌;而炮台举炮则天垂泪地淌血!虎门炮台、大沽炮台,皆粉身碎骨于被迫之自毁。残垣断壁,尽书耻辱;破铜烂铁,齐鸣哀怨…… 嗟夫,如捧琴之琴台、似挽歌之歌台,不令天垂泪、弗使地淌血的举炮之炮台,有乎?倘有,安在?湘军一兵彭德怀于检阅三军入城迪化后,慨然一叹:“空国仅有的争气炮台,就在这六道湾山梁上!” 哦,此赫赫有名的争气炮台,即“一炮成功”炮台,乌鲁木齐靓丽景点。 清同、光年间,中亚安集延地痞、粟特人阿古柏,受俄沙皇、英女王之唆使,率匪兵窜入我境,先后侵占了喀什、和田、叶城、莎车、阿克苏、焉耆、吐鲁番,继而翻达坂、进犯乌鲁木齐。1876年4月,陕甘总督左宗棠请缨西征,遂奉诏督办西陲军务,提劲旅东入嘉峪关,将行辕大帐扎在了哈密凤凰台。呜呼,抬漆黑棺材、秉银白**、挺花甲铁躯、亮报国赤胆,誓死杀敌之志,惊天地而泣鬼神! 6月29日,大军在六道湾山梁上架起大炮,只一炮,阿古柏与匪兵便抱头鼠窜、落荒而逃了!苟能制侵凌,岂能多杀伤? 于是,全城百姓、大军、杨柳青商帮、湖南商会联袂在其地构筑起了“一炮成功”纪念所——一座圆形碉堡式建筑,土木结构两层,底部直径12米,炮台高8.5米。正面是半圆形拱门,门首镶嵌一块石雕,上书左宗棠题写的 “一炮成功”四字。“成”,右上角空缺,左宗棠掷笔曰:“伊犁仍未夺回,成者尚差一点!” 登今日之“一炮成功”炮台,俯瞰这丝绸之路上的名埠,仰望那翘首欲歌之大炮,热血焉能不沸腾! 故曰:驮真经正史,雀台不抵炮台;吐实话胸臆,人口岂如炮口?抒恩仇情义,儒生难比旗兵;论是非功过,锦袍焉似布衣! 秉刃抬棺大喝英俄两匪,凿渠种柳长吟南北三山。 开炮者:淮军小将马玉昆; 发令者:湘军大将刘锦棠; 指挥者:钦差大臣左宗棠; 左增杰作品之二 勤自勤翔 勤来勤往 善得善报 善尾善头 爆竹脆 镇妖驱孽牵祥瑞 福字飘 敲鼓打锣捧彩霄 (叶韵) 白兔捣药 喜鹊喳喳叫 金鱼蹿竿 银龙脆脆腔 艳艳楹联挂彩 好词好曲 好山水 晶晶府赋披红 长调长歌 长韵刀 佛也道也 善举何汤汤 天空明眸烁烁 孝之忠之 仁行竟淼淼 父母皓齿莹莹 彤彤烈马扬鬃 能踏三天深深波谷 熠熠雄鹰展翅 敢追百丈挺挺浪峰 知平仄 可上天入地 信马由缰展词赋 懂孝忠 当擒匪拿贼 歌功顺谱抻管弦 战锣狠打 扽来好汉剿匪巍巍宝塔 军号频吹 奏出英雄擒敌烁烁金杯 七律 苏轼 苏式酥皮苏轼品,园林苏式逗豪杰。 征程再苦追佳味,世道虽凉挽美穴; 睡饱方为丹凤仔,吃足顿做紫龙爷。 造福四海踢贪腐,潇洒悠悠攥鬼邪! 鹊桥仙 苏堤 杭州艳艳、苏堤灿灿, 翠翠西湖美丽。 子孙代代念东坡, 赞居易,奇功并聚。 为官一任、风调雨顺, 善报迎来好戏。 良知不枉守初心, 甩辞赋,桃红柳绿! 叨叨令 苏东坡 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赤壁豪歌奏, 东坡羽帽东坡袖,东坡笔墨猴王遛。 漂亮、也么哥,攒劲、也么哥, 东坡利剑乾坤透! 鹊桥仙 细君公主* 细君公主,长驱万里,怀抱琵琶挥泪。 回眸故土叹江都,唱社稷,平川再跪。 神州一统,将军挺戢,也凭女儿后辈。 伊犁旷野捧忠骨,子孙拜,兜鍪亮锐! 注 : * 江都公主刘细君、汉文帝刘恒亲重重孙女,江都就是现在的扬州,汉武帝刘彻是她叔祖父,绘就了她光照史册的人生路,令她和亲去乌孙,今天的哈萨克即前汉时期的乌孙。西汉为了联合西域各国,远嫁公主到乌孙。远嫁异国使刘细君心中充满了悲愁,生活的巨大差异让她难以适应,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得不牺牲自己。为此刘细君写了一首伤感的诗,表达她身处异国对家乡的思念,诗词被传到汉武帝的面前。将自己的哀愁,化作“愿为黄鹄兮归故乡”的诗句,挥洒向漫天飞舞的黄沙。这片黄,是家国责任的担当,是无怨付出的忠诚。刘细君墓,坐落在新疆伊犁州昭苏县的乌孙山夏特大峡谷谷口。墓地距夏特古城约8公里,西接哈萨克斯坦,北扼奔腾不息的夏特河,南依巍峨挺拔的汗腾格里峰,东临乌孙山。墓高10米。 左增杰作品之三 五咏 客(散文)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噫嘘,客者,宾也。1.客人、跟“主”相对,宾客,请客、会客,家里来客了。 2.旅客、客车、客店。 3.作客他乡 4.客商、珠宝客。 5.顾客、乘客、客满。 6.对某些奔走各地从事某种活动的人的称呼,说客、政客、侠客。 7.非本地区或非本单位、非本行业的;外来的客队、客座、客串。 8 客随主便、主随客便。 9 店大欺客、客大欺店。 10 反客为主。 嗟夫,持刀者、刀客, 仗剑者、剑客, 保镖者、镖客,掮客、为买主与卖主之间签订买卖契约、合同,收取手续费或佣金的人,茅盾《锻炼》二四:“袁世凯卖国也要一手包办。替他做掮客的人会被他反咬一口,说是汉奸。”周而复《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十一:“朱延年成了西药掮客。”未请而突至者、不速之客。 客客气气、和蔼之至也。骚客、诗人。出自《史通·叙事》。解释1.诗人, 文人。2.指屈原。出处唐·刘知几《史通·叙事》:昔文章既作,比兴由生,鸟兽以媲贤愚,草木以方男女。诗人骚客,言之备矣。 娇客、对女婿的爱称;娇贵的人。 刺客 、人类历史中一种特殊职业,在现代指杀手。常由于政治、私怨等原因,负责对某个目标人物实施谋杀或暗杀。有的刺客是单独行刺,有的则是多人协作;有的是受过严格训练的专职刺客,有的则受客观环境影响偶然成为刺客。刺客行刺或受人指使,或出于私恨,或为钱财名声,或为国家人民;等等,不一而足,代表人物:荆轲、聂政、专诸、豫让。 嫖客、门里败,玩弄妓女的男子。 清 李渔《玉搔头·情试》:“做妓女的人,把表记送与嫖客,原是常事,失去就罢了,何须这等认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三回:“这个本来是妓女应酬嫖客的口头禅,并不是一定要叫他来的。”2022-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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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力派优秀作家唐志祥作品欣赏:咳嗽咳 嗽 文/唐志祥 电梯里的一声陌生咳嗽,吓出了一声冷汗。瞬间,被窒息,血管的夹窄失去比例。 跑出电梯,迫不及待地深吸了一口气。缺氧的大脑似乎慢慢清醒过来。 我想,那声咳嗽,不是《歌德巴赫的猜想》的伪命题,一定是德特里克堡传来的病毒。 庚子年武运会是咳嗽之源,西方人一直没有读懂。把中国汉字咳嗽谐音的引申义污名化,使地球震动。 由此,武汉因一声咳嗽被封城,国家因一声咳嗽抗疫3年。付出的代价里隐蔵着制造咳嗽的鬼影。 快过年了,想去给老母坟头祭灵,又怕那声咳嗽把家乡的沃土毒化。无奈,站在梦影的高处, 用老花的眼睛去眺望那远方的祭坛。模糊了视线在泣泪中忏悔,难道一声咳嗽把祖灵都忘记吗? 我不想让咳嗽在喉头扎堆,去祸害人。只想用生命的信仰去消炎止咳,给莅临的兔年,给一个没有咳嗽的春天。 作者简介: 唐志祥(与共和国同成长)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散文诗作协,中国现代文学作协,中国乡村作协,中国作家网,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中国散文家,山东省散文学会,四川省散文诗学会,南国作家协会,酒泉市作协等会员。被授予“中国当代实力派优秀作家”、“2020最美作家”荣誉称号 咳 嗽 文/唐志祥 电梯里的一声陌生咳嗽,吓出了一声冷汗。瞬间,被窒息,血管的夹窄失去比例。 跑出电梯,迫不及待地深吸了一口气。缺氧的大脑似乎慢慢清醒过来。 我想,那声咳嗽,不是《歌德巴赫的猜想》的伪命题,一定是德特里克堡传来的病毒。 庚子年武运会是咳嗽之源,西方人一直没有读懂。把中国汉字咳嗽谐音的引申义污名化,使地球震动。 由此,武汉因一声咳嗽被封城,国家因一声咳嗽抗疫3年。付出的代价里隐蔵着制造咳嗽的鬼影。 快过年了,想去给老母坟头祭灵,又怕那声咳嗽把家乡的沃土毒化。无奈,站在梦影的高处, 用老花的眼睛去眺望那远方的祭坛。模糊了视线在泣泪中忏悔,难道一声咳嗽把祖灵都忘记吗? 我不想让咳嗽在喉头扎堆,去祸害人。只想用生命的信仰去消炎止咳,给莅临的兔年,给一个没有咳嗽的春天。 作者简介: 唐志祥(与共和国同成长)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散文诗作协,中国现代文学作协,中国乡村作协,中国作家网,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中国散文家,山东省散文学会,四川省散文诗学会,南国作家协会,酒泉市作协等会员。被授予“中国当代实力派优秀作家”、“2020最美作家”荣誉称号 咳 嗽 文/唐志祥 电梯里的一声陌生咳嗽,吓出了一声冷汗。瞬间,被窒息,血管的夹窄失去比例。 跑出电梯,迫不及待地深吸了一口气。缺氧的大脑似乎慢慢清醒过来。 我想,那声咳嗽,不是《歌德巴赫的猜想》的伪命题,一定是德特里克堡传来的病毒。 庚子年武运会是咳嗽之源,西方人一直没有读懂。把中国汉字咳嗽谐音的引申义污名化,使地球震动。 由此,武汉因一声咳嗽被封城,国家因一声咳嗽抗疫3年。付出的代价里隐蔵着制造咳嗽的鬼影。 快过年了,想去给老母坟头祭灵,又怕那声咳嗽把家乡的沃土毒化。无奈,站在梦影的高处, 用老花的眼睛去眺望那远方的祭坛。模糊了视线在泣泪中忏悔,难道一声咳嗽把祖灵都忘记吗? 我不想让咳嗽在喉头扎堆,去祸害人。只想用生命的信仰去消炎止咳,给莅临的兔年,给一个没有咳嗽的春天。 作者简介: 唐志祥(与共和国同成长)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散文诗作协,中国现代文学作协,中国乡村作协,中国作家网,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中国散文家,山东省散文学会,四川省散文诗学会,南国作家协会,酒泉市作协等会员。被授予“中国当代实力派优秀作家”、“2020最美作家”荣誉称号2022-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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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石先生词八首||过客来时,半樽芳酒,且就白云眠#瘦石先生词八首# -01- 少年游·生涯即事 半生跌宕入云烟。纵笔势经天。 弹指如剪,蚕眉如画,倾泪动河山。 回首已是秋霜客,风雨共阑干。 皓月拥怀,锦书在侧,携酒醉长安。 -02- 少年游·雨霁登临 风倾雨盖涤尘埃,振衣独登台。 圭塘如画,韩陵尽染,诸事动帘来。 南城结社西园会,风雅邺边裁。 片石依竹,月光拂面,长与少年偕。 -03- 少年游·夏日 凭阑诗酒醉东风。双燕入帘栊。 流苏湖畔,红楼深处,花事总朦胧。 浮生一枕黄粱梦,多少事成空。 醉倒花间,远山如黛,长厌送飞鸿。 -04- 少年游·秋思 萧萧寒日雨苍茫,银杏泛金黄。 梧桐犹苦,湖边乌桕,残梦落南塘。 秋风病酒佳人恼,无意看鸳鸯。 槛月谁怜,雁书谁寄,常话簪花郎。 -05- 少年游·流苏湖畔 金风如许一壶间。睡起解云鞍。 千顷湖光,一川烟柳,谁共钓江山。 弦歌阵阵流苏舞,轩外笛声闲。 过客来时,半樽芳酒,且就白云眠。 -06- 少年游·别后有怀 那年相送,南门柳下,飞絮入蒹葭。 今宵月下,流苏如雪,红袖妒榴花。 廊桥遗梦,花间醉酒,何处是卿家? 万许情怀,千般愁绪,归去莫惊蛙。 -07- 少年游·抗疫即事 驱魔闭户倚高楼。疫至把身囚。 白衣红帽,逆行披甲,情义暖心头。 人间拼把千番苦,惟念护金瓯。 汉宁长安,相州无恙,儿女竞风流。 -08- 少年游·暮春有怀 湖光收尽小红楼,芍药醉闲畴。 青春如火,弦歌如水,长惹一川鸥。 浮生作客人将暮,空白少年头。 漫道风情,个中风物,不计觅封侯。 ---------------------------------------------------------------------------- 作者简介 魏延庆,笔名瘦石,诗人、学者。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七子诗社成员,已出版诗集《空谷见幽兰》《弄菊香满衣》《再顾已倾城》等著作11部。以诗言志,以词言情,以文会友,微信号w52716182022-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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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国东:新征程上我不是旁观者——学习二十大报告有感已逾古稀之年,本该是波澜不惊的心态,可是,二十大的胜利召开,却让我激动不已。 今天,在通过“腾讯会议”收听了省作协会员培训班高原丽同志关于《二十大精神专题辅导》课程后,又产生了一陈心迹的冲动。 退休后,离开主流社会工作岗位近二十年了,目睹了十八大以来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对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做出的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我是积极拥护,高度赞赏。中央宣布要召开二十大时,我就热切地企盼。二十大召开时,我就每天盯着电视,听报告。二十大的召开,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命运,是为国家未来几十年的发展确定了大政方针,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可以说,新征程的号角再次吹响,关键看下一步,我们全党全民如何来落实了。 特别是二十大后,相关部门组织了一系列的学习报告,包括这次省作协组织的线上学习辅导,让我更加深了对二十大精神的理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切为了人民,是每个中共党员的行动宗旨;讴歌时代,讴歌人民,是每一个作家的神圣使命。我做为一名退休多年的老党员,在新征程上我不是旁观者,我应该为民族复兴的伟业继续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正是在这种感情和责任的驱动下,做为一个作家,退休后,我一直尽着自己的责任。 我做为新中国同龄人,沐浴过共和国温暖的阳光,也经历过共和国成长历程中的风风雨雨,是共和国成长的奉献者,也是见证者。退休后,回首大半生,有了太多的人生感悟。我想,我一生的感悟,应该是一笔精神和思想财富,应该回馈给社会。于是,连续伏案,殚精沥血,写了一部留给后人的“家书”《心田留与子孙耕》,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定位为“当代传世家训”,予以出版。 2017年5月7日,在北京以“弘扬家庭文化 传承民族血脉”为主题举办的《心田留与子孙耕》研讨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心田留与子孙耕》语言朴实,感情真挚,内容精粹,是一部砥砺青少年成长成才的优秀教育读物。特别是国务院参事忽培元同志在《心田留与子孙耕》研讨会上说:“我们应该先讲正确的话,再讲精彩的话。我认为《心田留与子孙耕》里讲得很正确,其中更不乏精彩!严格说,这既是一个大散文,也是一个大传记,是一个人从心灵里流淌出来的充满钙质和维生素的一种能养人的书,能育人的书,是一部人生教科书!” 同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由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促进会等部门组织的“第三届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高峰论坛”上,《心田留与子孙耕》被评为中国传承传统文化优秀成果金奖。2017年末,家乡齐齐哈尔市在第三届文艺奖评中,授予我“文艺突出贡献奖”。 2018年4月,齐齐哈尔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通过正式文件形式,把《心田留与子孙耕》作为关心青少年成长励志读本,向全市七区九县推荐,希望这部书能走进千家万户…… 2018年5月,在文化部中国文化进万家工作委员会等部门主办的践行中国梦全国优秀文艺作品征评活动颁奖典礼上,《心田留与子孙耕》荣获一等奖。 2018年孟春,已是89岁高龄,曾荣获中央宣传部授予“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奖章、国防大学授予“优秀导师”奖牌、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两次授予“先进个人”表彰的井冈山革命老前辈、党史专家毛秉华先生,看了我的书,为我题写了“《心田留与子孙耕》是关心下一代教学的珍品”的赠言。 《父母课堂》的编辑在给我的信中说:“这些隽永如流水一般的文字,无时无刻不向我们昭示着人生智慧。我相信它会像灯塔一样为许多年轻人指明人生的方向。” 龙江县前宣传部长赵铁胜先生在《鹤城晚报》撰文:“房国东同志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写出最痛彻的人生体验——《心田留与子孙耕》,用这部丰厚的精神财富养育连绵的子孙,实在是难能可贵。作者虽然是写给自己孙儿‘一个人看的’家训,但依我看,它有普遍的借鉴意义,它是部闪烁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光芒的新作,是关心下一代最现实的一部教科书。” 2020年12月28日,在北京举行的第六届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高峰论坛上,凭借《心田留与子孙耕》的良好社会影响力,本人又被授予“杰出文化传承人”和“国学应用突出贡献奖”。 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如果《心田留与子孙耕》可以作为家庭教育的有益读本造福千家万户,那将是我响应习近平主席关于关心下一代、注重家庭建设伟大号召的有力践行。 由此,我也有了有意义的晚年生活。曾受邀在《鹤城晚报》创刊三十周年系列活动中,就“家风家训”课题,用半年时间,到一些中小学做义务讲座;曾受聘齐齐哈尔外国语学校在“周五家长课堂”组织了46期家长培训班。当齐齐哈尔市、肇东市、安达市、通河县、汤原县,和远在内蒙、辽宁等地的有些学校、单位约我去做“家庭教育”讲座时,我不顾劳顿,赶过去做义务宣讲。 特别是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受辽宁省盘锦市《心田留与子孙耕》热心读者们的邀请,赶赴盘锦市参与做家庭教育。半年多时间里,我曾十几次深入盘锦市盘山县沙岭村、双桥村、孟家村、双台子区常家村,走进村民种花大棚,坐在农民的炕头上宣讲家庭教育。受邀为盘锦市兴隆台区妇联家长微信群,就家庭教育、人生管理等话题,连续作了18次线上授课······ 《心田留与子孙耕》一书也同时走进了沙岭村600多户农家,在村里掀起一股读书风。2022年初,我受邀走进盘锦市交通文艺广播电台现场直播。盘锦市交通文艺广播电台历时半年,由60多位读者在电台的读书节目里,朗读了《心田留与子孙耕》全书······ 受二十大精神鼓舞,我仍坚持不做新征程上的旁观者。近期,由于一时的疫情原因,居家抗疫。我又敲起了键盘,字斟句酌,完善了一部以反映抗美援朝老兵事迹为主题的电影文学剧本《铁血人生》;主编完成了一部20多万字的《家庭教育参考资料》;结合自己读书思考写了一部《妙答人生百问》的系列文稿;还整理了《荧光片羽》《岁月留痕》两部文集书稿和20多万字的读者对《心田留与子孙耕》的读后感言······ 老伴规劝我,这么大年纪了,别再点灯熬油,耗费心神了。是啊,这把年纪,已经视名利为浮云。只因为自己是一名党员,要尽到自己的一点心力。也许,这些作品在我生前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问世,但我自信,它们都是我血管里流淌出来的血,充满正能量,总有一天会造福社会。作品成功与否是另一回事,关键是,当新征程的号角再次吹响的时候,做为一名党员,一个作家,我没有“躺平”。尽力了,我就无愧于这个时代。 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 齐齐哈尔作家协会理事 房国东2022-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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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德艺双馨艺术家——刘中秋 「《闹天宫》传奇」二刘中秋,男,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兼教历史。出生于京剧世家,一向喜爱文史,同时喜欢写作。于二0一四年加入深圳市作家协会。近年,也在某些刊物上发表作品,如2016年刊登在深圳福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九十五周年专刊《一轮红日照东方》上发表散文《重访上陈铺》。参加征文大赛也多次获奖,如小说《假如一只蚊子成了精》在深圳市福田区作协主办的杂志《莲花山》2016年第十期上发表并获得三等奖,在深圳福田区第五届《“千里路·万卷书·文明人”征文》大赛中获得优秀奖,诗歌《我们的三沙》于2018年获得中国首届郦道元山水文学征文比赛一等奖,童话《龙猫成材记》于2019年获得首届魅力中华文学书画大赛铜奖,散文《鄂州西山好风光》2020年10月获第二届郦道元山水文学征文比赛一等奖。书评《历史小说应该尊重史实》于2020年4月在紫薇杯首届全国书评征文大赛中荣获最佳优秀奖,2021年散文《偏僻山乡的沧桑巨变》入选深圳社会组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诗歌朗诵会作品集,同年在全国首届《书蕴杯》诗词歌赋网络评选大赛中获新星诗人奖。 作品赏析: 长篇小说节选 《闹天宫》传奇 (一位京剧角儿的成长史) 二 靳小姐,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曾祖父跟着师父联系外面的戏班子进宮给皇上和慈禧老佛爷演戏解闷,在师父的指点下就成了能够看门道的内行,在宫里被戏称为“菊部尚书”,在票友圈里被戏称“菊部员外郎”。 你问为什么戏称我曾祖父为“菊部尚书”?这得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明朝的中央机构有六部,就是吏、户、礼、工、刑、兵,各自管一部分工作,各部设立一个主要负责人,叫尚书。二,这菊部是怎么回事呢?传说宋高宗时候内宫有位菊夫人,擅长歌舞,精通音律,宫中称她为“菊部头”。梨园行专指京剧,菊部的范围就大了,指的是整个戏剧界,当然包括京剧界。我曾祖父专门负责联系宫外各个剧团进宫唱戏的差事,就成了菊部中人了,所以给他起了这个雅号,寻开心的,逗乐子的。我曾祖父脾气比较随和,对这个雅号无所谓。别人喊他菊部尚书,他从不生气,还乐呵呵地跟喊他的人搭讪、说笑。 后来,辛亥革命改朝换代,宣统退位,不少人离开了紫禁城,可隆裕太后把我曾祖父留下了,说是看戏离不开他。他也帮小皇上和太后联系了很多戏班子,有唱京剧的,有唱梆子的,也有唱秦腔的,还有唱昆曲的,南腔北调,煞是热闹。 宫里的一些头脑灵活的太监见到听到时局的变化,认为紫禁城里日子很难保证永远太平无事,因此为了给自个儿留个后路,或者弄几个钱花,就常常偷宝贝出去卖。曾祖父从来不知道宫里有这档子烂事儿,直到有天半夜三更里急上厕所,让他撞上了。偷东西的一帮小太监吓得要死,就忍痛割爱,拿宝贝收买他。我曾祖父本来是想做个清白人,不想沾惹上腥气,可是经不起太监们的劝说,就动了心,心想东西又不是我偷的,是他们送的,不要白不要,再说有宝贝就有钱,日子可以过得滋润点儿,就笑纳了。以后,起了贪念,也跟着偷。不过,每次看着偷来的宝贝,又难免犯愁,怕东窗事发,会被赶出宫去,不但宝贝会被没收,还弄得名声不好,以后怎么在外面混呐。幸亏老天爷成全。一天半夜,紫禁城里发了一场大火,当值的太监大喊大叫要太监们救火。那些个太监看见火势正盛,都在心里偷着乐哩,谁肯出力,致使藏宝的宫殿烧得个废墟一片。宫里宫外哀声叹气的多了去了,特别是考古学家最伤心,说以后研究历史缺乏证据。可是,那些偷宝贝的太监高兴得要死,以后清点宝贝就不用怕了。曾祖父也非常高兴,做梦都笑醒过几回。曾祖父平时就常常利用外出联系戏班子的机会把宝贝运出宫,藏在自己的私宅里,后来西北军阀冯玉祥赶宣统皇帝出紫禁城,他更是带了不少宝贝跑出来了。他比一些傻太监聪明,宝贝从不卖到荣宝斋这样的地方,只卖给外国人,特别是日本人,而且只收美元,或者大黄鱼,因为听说美元稳定,金子能够随行就市,都不可能贬值。这样,他日子自然过得不坏,吃香喝辣没有问题,平常没事的日子就在京剧界里混。因为懂得门道,人头又熟,所以在圈里混得顺风顺水,赞誉声声。 最难得的是老太爷对唱戏的没有什么偏见,甚至认为唱戏的跟做官的是一回事儿,都是挣钱吃饭,所以他想培养儿子——就是祖父——当演员。可惜,我祖父天生五音不全,一张嘴就黄腔跑调,把老太爷的鼻子都气歪了。老太爷心想,我半辈子搞京剧,儿子却没有京嗓子,连京剧细胞也残缺不全,唉,天妒英才呀。当然,想归想,以后也就死了心,就培养儿子学生意。欸,我爷爷还可以,很快就入了门,可惜只能打打算盘,算算账,当不了老板。不过,每月有些收入,又因为有家底,所以混个衣食无忧、月有盈余倒也没有问题。有了盈余,又有老太爷积攒的家底,自然就有了当票友的资本。他经常看戏,还经常往票友协会跑,聊聊戏,聊聊京剧界的名人轶事,或者跟角儿们聚会,相互探讨一些舞台艺术,跟角儿学几招。因此,日子过得十分惬意。 北伐军打北洋军阀那会儿,爸爸出生了。爷爷给爸爸取了个名,叫孟进财。爷爷说:“我做生意没有赚多少钱,给儿子取个响亮的名字,看他能不能撞大运。做生意赚大钱,唱戏成角拿大钱。”我曾祖父也是这么想的。 民国初期,北方军阀们老打仗,曾祖父带着全家来到武汉,住在汉口永康里。武汉这地界儿戏班子不少,方便看戏。到了爸爸这一辈,打小跟爷爷出入戏场,到后台去玩,见过一些名角儿,就有了当京剧演员的念想。可是,爸爸跟我爷爷差不多,也是嗓子不得劲儿,唱不出高音,假嗓也不行。曾祖父至此失望之极,临死的时候说:“我是京剧内行,可儿子孙子都唱不了戏。是不是我贪了宫里的宝贝,老天爷惩罚我啊!”他嘱咐我爷爷:咱们老孟家一定得出个京剧角儿! 曾祖父这句话成了我们家的万金遗嘱,祖父时时刻刻记在心里。他暗暗发誓,我不行,儿子也不行,将来有了孙子,就一定把孙子培养成京剧演员。 抗战时,祖父迁居到了重庆。抗战胜利后南下,来到汉水旁边的平水市,像曾祖父一样,在京剧团附近买了房子住下了。 爷爷选择在平水市落户也是有个考虑。平水市在汉水边,离汉口龙王庙只有三四十里,坐小火轮到汉口一个多钟头,去新市场看戏不麻烦,看完日场下午坐船就能回到平水市,就是看夜场,散戏后在附近旅馆住一宿也方便。平水市的物价比汉口的便宜多了,日常开销不大,凭他的收入和那些家底,足够应付了,维持个温饱生活水平没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平水市京剧团虽说比不了武汉京剧团,但是也算不错的了,四梁四柱都出身于正规科班,班底也还地道,而且基本上是北方人和上海人,一进他们的圈子里就仿佛到了北方的小环境了。这些人都是战争时期从北方、上海流落到这儿的,所以特讲义气,重感情,非常团结。这些特别对爷爷的脾气。他还能够入乡随俗,也看湖北的地方戏,听他们的曲调,看他们的演技,慢慢地就习惯了,还喜欢上了。他经常到各个戏班去玩,结交朋友,聊各剧种的特点,颇有见地,完全一个内行的样子,久而久之,信服他的人多了,爷爷就建立起自己的人事圈子来。 这时,爸爸刚刚结婚,我妈是北方人,叫孙桂馨。爸爸希望找北方人,给未来的儿子创造一个说北方话的小环境,以便培养个京剧演员来。一九四八年八月,爸爸终于把我盼来了。祖父高兴地说:“孙子,你太爷爷的夙愿就指望你小子啦!”可是,一年后,祖父就去世了。临死时,他对我爸重申了老太爷的那句遗嘱:“咱老孟家得出个京剧角儿,好告慰你爷爷的在天之灵!以后你要多上心呐!” 爸爸当年最大的心愿就是下海当京剧演员,但是他嗓子实在不争气,这样一来,当演员只能是幻想。俗话说:耕田无牛客无本,唱戏没有喉咙不怕你有狠。就是说想种田可是没有牛,想当商人可是没有本钱,想唱戏可是没有好嗓子,就不怕你有多狠,再狠也没有用。唱戏这碗饭其实并不是随便就吃得上的,就是当个二三路也不容易,要是想当角儿拿大钱,那就非常难了。俗话说得好: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当演员吃开口饭,好多是家里太穷,无法可想,才走上这条路的。可是,我们家培养孩子当演员并不是因为穷,而是出于执着的理念。这种情况也不是我们家独一份儿,有不少人下海当演员,不是因为穷,而是喜欢上这一行。像昆曲名演员俞振飞,先是票友,后来下海当了演员,他家里就不穷。因此爸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还给我起了个颇有意味的名字,叫孟尚泰,意思就是做梦也想上京剧舞台,“尚泰”跟“上台”是谐音。 爸爸在京剧团宿舍有朋友,就是老生邓崇余、花脸赵宝魁、琴师杜沪宁,青衣姜尚梅,花旦汪丽彩,常有来往,谈戏论技。因此,我也常到京剧团宿舍去玩,跟这些角儿都熟。 爸爸自然把培养儿子唱京戏当作祖辈父辈交给他的神圣使命,一刻也没有忘记。见我嗓子还不赖,就一心一意督促我往这方面努力。我还没记事的时候,爸爸就带我看戏,他自个儿在台下边看边跟着哼;我读幼儿园的时候,爸爸就教唱京戏唱段,一句一句教,一字一字抠,愣是把我训练出来了,唱得有板有眼;爸爸结交了一些票友和演员,就常常带我参加票友聚会,或者到京剧团宿舍见角儿,支持我跟京剧团宿舍的孩子们交朋友。你还別说,我还真结交了不少小朋友,有邓志高、赵小魁、杜云飞,等等。上小学后,不等爸爸带,我自个儿就跑去找朋友玩,玩得挺开心。 京剧团宿舍里,孩子们玩的项目非常多,又很独特,跟街道边、巷子里的孩子们玩的不一样。 学唱戏是京剧团宿舍里孩子们专有的家常事。可以这样说,京剧团宿舍里孩子们绝大多数没有不会唱几句的,还唱得字正腔圆,嘴里还都能来锣鼓点子,还充满京剧味儿。这都是从小被京剧唱腔熏陶出来的。听,有两种情况,一是听演员在舞台上唱戏,一是听演员调嗓子。所谓调嗓子,就是在剧场、或在家里练习唱腔。琴师一般也愿意给他们拉琴,因为这也是在练习呀。俗话说得好:三天不唱口生,三天不练手生。演员和琴师都明白这个理儿。我就经常看到琴师也是经常一言不发坐在那里揣摩曲谱,嘴唇微动,身子摇晃,还打着手势。我还经常看见琴师和演员相互探讨某一句或某一字该怎么唱。 他们看戏是家常便饭,看走台(不化妆、不穿行头、甚至边看剧本边说戏,不打锣鼓家伙))、响排(比走台多一点,就是要打锣鼓家伙)、彩排(扮戏穿行头、打灯光和锣鼓家伙),看正式演出,那是常有的事,乐此不疲。看多了,自然就把词记住了,把锣鼓点子记住了,就模仿大人表演起来。由于没有经过正规训练,表演总不能到位,甚至洋相百出,惹得大人哈哈大笑,但仍然兴味不减。在唱的时候,没有京胡伴奏,旁边的人就用嘴来顶替,也一样唱得尽兴。常年这样搞,也搞出些折子戏或戏中某些片断来过个戏瘾。 有的大点的孩子喜欢组织孩子们学演戏剧。他们会画脸谱,就叫其他孩子准备五六寸宽、一尺左右长的硬纸壳,他们用学生蜡笔画脸谱。孩子们将硬纸壳两边各挖一个洞,穿上绳子套在耳朵上,再把人物眼睛鼻子处挖个洞,就开始演戏了。有时,不带面具,也不扮戏(化妆),就演起戏来。我记得他们演过《火焰山》第二场,各人去(去,戏班行话,“扮演” 的意思)不同的角色;还演过《水帘洞》的一部分。演出地点有时在楼房中间的空地上,有时在某个孩子的家里。邓志高、赵小魁、杜云飞家里就经常搞这类活动。每当“演出”之时,看热闹的大人、孩子很多。我也经常参与活动,去个小角色什么的。 看彩排是京剧团家属的“专利”,每年都有好多次。这是“外行”(戏班的人对戏班外的人的统称,属于戏班里的行话)的家属羡慕至极的事。 那时,看戏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是奢侈,大多数人经年不曾看过,原因是工资低。进剧场看戏门票要两毛(角)伍,大多数家庭舍不得花那个钱。两毛伍,在今天看来是微乎其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可是,在那时,这笔钱能买两碗半热干面,或一碗肉丝面,或一碗粉蒸肉等。一般家庭一定到请客或喜庆之事或实在要对得起自己的时候才舍得花那个钱。 京剧团的家属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当时还享有这个“特权”,就是每个京剧团演员的家庭,可以每月免费得到两张戏票,自看或送人均可,剧场门口检票人只认票不认人。我当时是外行,没有这些特权,可是我的朋友们都愿意帮我,让我混在剧团家属当中进剧场看彩排。 还有,三伏天乘凉聊天可算是一道风景线。那时,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没有电扇,更不知道空调为何物,只拿着一把“芭蕉扇”加上拼搏精神跟酷热进行顽强的斗争。也有斗不起的,就生些与热有关的病。午睡很麻烦,不睡则头昏,睡吧也头昏,很不好办。到了傍晚,在家的人就到各自地盘——家门口自不必说——摆放竹床木床(木床由床架子或条凳支撑);公共之地就按自然形成的范围处理,但各家之间留出狭小空间,以便行走;然后在竹床上地上浇冷水,再把竹床或木床放好。晚饭后,人们陆续出来,坐着或躺在自家的床上,扇着扇子,自得其乐。如果有凉风吹来,即使不大,也是让人高兴、满足的。 坐着乘凉聊聊天,也是让人高兴的事儿。我经常进京剧团宿舍玩,晚上不回家,就在那儿睡,这样可以听他们聊天。有聊雅点儿的,有聊俗点儿的,有主讲的,有傍角儿的,或笑或叹,或喜或嗔,各得其乐。五十年代初,人们聊天的内容比较宽泛,顾忌较少,人事圈子比较大。反右以后,圈子小了,顾忌多了,政治内容一次次减少,家长里短、鸡毛蒜皮倒一天天多了起来,但聊的劲头仍然保持着。剧团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好像天生就是聊天的种,个个都会说,说的时候还带着唱戏的腔调,有眼神,有动作,跟舞台上唱戏差不多,好玩儿的很,外行想学都难。这些都給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还有,戏班里会说鬼故事的特别多,年轻演员听了往往半夜不敢上厕所,但还是照听不误。三年饥荒时期,腹中无食,百无聊赖,不上班的人在家也没什么聊的,就互相讲些鬼故事,用来分散注意力和消磨时间,于是鬼故事特别流行。我就听过《木刀杀人》。到六十年代,大搞思想革命化,移风易俗,讲鬼故事的逐渐少了,鬼故事基本上销声匿迹。文革中后期,人们听多了政治宣传,逐渐产生厌烦情绪,书店里又只卖革命书籍,因此鬼故事又流行起来,其中有变相的鬼故事或者说是恐怖故事,如《绿色的尸体》等。 我最喜欢听鬼故事,可是听的时候又害怕,往往硬挤到人堆里去才放心;听完故事散场更是我害怕的时候,一个人不敢回家。那时节,平水市停电是家常便饭,楼房的走廊黑洞洞的,似乎到处有鬼,随时会抓住我一把掐死——这是鬼故事里常有的情节,也是大人们的说法。我和其他发小都深信不疑,因此特别害怕在黑灯瞎火的地方走。爸爸常常晚上十点钟左右才回家,于是我老是在家门外面的路灯下等待他回来。碰到下雨,我就撑着伞,在凄风苦雨中等待。看到爸爸回来,我非常高兴,而爸爸以为我是在等他,也表现得相当高兴,笑容满面的。其实,他哪里知道我心里的小九九。有时,爸爸回来太晚,我实在等不及了,非常想睡觉,往往就“冒险”回家。我轻轻地走到家门口,把门先推开一条缝,为的是不让鬼一下子就能抓住我;看看没有什么动静,再蹲下来——因为听说鬼不能弯腰——往屋里爬;爬到书桌旁,伸手摸到事先就放好的火柴,蹲着划亮,站起来点燃蜡烛,再右手拿起蜡烛,先后在头顶、左肩膀、右肩膀照一下——听说要是不照一照,鬼仍然会从头顶和某个肩膀处抓过来,然后回头去关门。上床、进被窝前要吹蜡烛,事先把红领巾系在我睡的那头的床架子上——听说鬼怕红色的东西,而红领巾是烈士的鲜血染成,鬼肯定怕,然后就安然睡觉了。这种情况延续了好多年,直到我长大点了,懂了一点点科学知识了,才结束这可笑的举动。 我耳濡目染,能说一口纯正的北方话,连说话时的腔调、眼神、动作都跟京剧团宿舍的孩子相差无几了。等到我九岁,赶上学校里提倡说普通话。爸爸鼓励我在同学们中间、在学习过程里说普通话。也许是遗传的原因,我挺喜欢京剧,也梦想当京剧演员,所以经常唱京剧选段,当然是不太标准,不过在学校里还是受欢迎的,被班主任当成班宝。爸爸看在眼里,喜在心头。 好消息接着来了:五八年,市戏曲学校招生,有京、汉、楚、评四科。爸爸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把我叫到跟前,又一次系统讲了家史,要我牢记这是老祖宗的夙愿,有出息的后代儿孙必须实现祖上的希望。我听着连连点头,小拳头攥得紧紧的。 爸爸亲自带我报名,还找了平水市京剧团的熟人也是当家老生云英诚,请他帮忙。云英诚完全了解我们父子的情况,又见我是块料,就一口应承下来。 爸爸的老朋友、市报记者焦慕天——听说是仰慕盖叫天才改的名儿——来到爸爸家,一进门就说:“戏曲学校今天招生,我估计你儿子没问题。那些报名的好多从来就没唱过戏,哪里比得过尚泰?尚泰一定会被录取,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爸爸说:“估计录取是没什么问题的,可拿下《闹天宫》,得看这小子争不争气了。我希望他能拿下这出戏,不过难呐。郭玉崑、贺玉钦能把《闹天宫》演得那么好,吃了多少苦哇,尚泰吃得了那么多苦吗?我实在不敢保证,得看他呀!” 焦叔说:“这也得看你的态度。你激励得法,也起很大的作用哩。在他面前,不说消极丧气的话,只说鼓励的话,他一定会努力的。” 这时,我急着说:“爸爸,您放一百个心,我一定能吃苦受罪,争取早点儿拿下《闹天宫》和《徐策跑城》,给自己争脸,给爷爷太爷爷争脸。” 我妈回来了,带了四根油条。她把油条放在桌上,到厨房拿出一锅稀饭,说:“別光顾了说话,先把肚子塞饱再说。” 焦叔说:“那就谢谢了。”我妈说:“別谢了。你在我们家吃了多少次了,每次都说谢谢,烦不烦呐?嘿嘿。” 焦叔也笑了:“是说得太多了。以后不说了。呵呵!” 我说:“妈,礼多人不怪嘛。焦叔要说,您听着不就结了。” 爸爸说:“你焦叔也没有白吃啊!他经常跟我们讲京剧界的名人轶事,这可算得上是送精神产品,跟我们的物质产品扯平啦。” 我妈跟我说:“看见没有,你爸会算计哩,不会吃亏。” 焦叔当记者,在平水日报工作,主管文化部门这一块,主要是戏剧界,因此经常采访各剧种的演员,特别是角儿,又爱看跟京剧有关的书籍,所以对京剧界的掌故知道的多了去了,茶余饭后跟一些演员、票友聊天,谈笑风生。他聊的东西一般人不知道,或知道却不很清楚,这样听者津津有味,言者眉飞色舞,大家那个高兴呐,简直没法儿形容。有时候,在爸爸家聊,我准定坐在旁边听,非常专注。班上搞故事会,我就讲京剧界的掌故,你还別说同学们了,连班主任也喜欢听,边听还边发议论。后来,有的老师也慕名前来,看我能讲京剧界的掌故,惊讶得了不得。我因此成了学校的小名人。班主任本来就把我当成班宝,现在更成了宝中之宝。 市戏曲学校招生,搞了两次考核。第一次考核是七号进行的,是初考,地点在戏曲学校大操场。 那天,爸爸陪我去的。学校老师把家长拦在操场进口,让考生进到操场当中。那里摆了一些双人课桌,每张课桌后面坐了一位老师。我前面有十几个人,一个一个上去应考。 轮到我了。我一点也不害怕,原来主考的老师我认识,是琴师杜沪宁。我跟他儿子杜云飞非常熟悉,常在一起玩。他爸也认识我。我一走上前去,他就说:“我知道你小子准来。”他先问我一些问题 ,要求我回答要快,要说得清楚。我爸事先告诉过我,老师问话,是在观察你的口齿清不清楚,要是这一关过不去,下面就没戏了,这跟平常在学校里回答老师提问不一样,得非常小心。还好,我口齿还算行,过关了。 第二考嗓子。杜老师要我来一段儿,最好来一段儿京剧唱段。我轻松地唱完了《八蜡庙》里花脸的一段,“八叉庙,好热闹,家家户户齐把香来烧……”杜老师边听边点头,旁边一起考试的老师也点头。 杜老师说:“你小子行啊,嗓子挺冲。回去告诉你爸爸,准备复考。”这就是告诉我,我过关了。 我急忙跑到戏校门口跟我爸说了。他也挺高兴的。以后好多天,他不准我吃辣的,也不天天调嗓子,说是保护嗓子,还告诉我一个说法,就是“耕田无牛客无本,唱戏没有喉咙不怕你有狠”。他解释说,想唱戏却没有嗓子,就不怕你有多厉害,再厉害也没有用。我记住爸爸这个说法,非常爱护嗓子,吃早点,热干面里再也不放辣椒,一点也不放。以往吃热干面,我放辣椒满多的,热干面都变成红色的了,辣得头上出汗、辣得嘴里咝咝直叫,我才过瘾。可等待复考的那些天,我是一忍再忍,憋得我难受极了。我把这当成考戏校的代价,认为值! 半个月后,我接到了参加复考的通知。复考那天,爸爸和我妈都请不动假,是我一个人去的。我其实不想让他们去,我当时想又不是幼儿园的,干嘛要他们陪呢? 那次复考,也是一个一个轮流进考场,参加考核的老师有十位。 过了一个钟头左右,该我进场了。我毫无畏惧地进去了。 我看见坐在当中的是余盛昆老师,看样子是主考。我知道,他是剧团的当家老生,文武两边抱,是台柱子。他担任主考,一定是严格的。 余老师也认识我,曾经辅导我唱过《徐策跑城》里的一段唱段“湛湛青天不可欺……”,说我嗓子不赖,可以造就。我那时不懂什么叫“嗓子可以造就”是什么意思。问爸爸,爸爸说,意思是嗓子可以训练出来。我奇怪了,嗓子不是天生的吗,还怎么训练?爸爸说,你以为只要嗓子好就可以随便唱啊,不行的,得经过老师教,特别是经过角儿的训练,戏班里的行话就是“抠”,不抠是练不出来的。我当时并不明白这“抠”是怎么回事,但明白一点,就是必须由老师教才行。 余老师第一句话是“不要紧张”,又说“要好好考,考好了就可以录取。你要是过份紧张,没能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就错过了机会。”我听了直点头,紧张的心情放松了不少。 余老师先叫我唱一段,嘱咐我尽最大的气力唱。我把《徐策跑城》里“湛湛青天不可欺”那段唱了。唱的时候,时不时偷觑一下老师们的表情。真让我高兴,老师们纷纷点头,微笑。我就更来劲儿了,顺利唱完。声音刚落,有的老师居然鼓起掌来。余老师看着我笑得阳光灿烂。 余老师说:“你唱功不坏,下面考你的做功。” 我那时不懂“唱功”、“做功”的意思,我只知道唱功就是唱得不错,做功就是做得好。我不知道余老师会怎么考我的做功,心想看他怎么考,我就怎么应付。 余老师说:“你现在表演一段。假设,你拎着油瓶去买酱油,可是走到柜台前一摸口袋,钱没了。这时候你怎么办。”我说:“我一定非常着急呀!”老师们笑了。余老师笑着说:“不需要你说,你把自己的心情通过动作、表情给表演出来。”坐在旁边的邓崇余老师说:“这回是考你的做功。好好表演,看你有没有当演员的本钱。” 我想都没想,马上就来。我假装手里拎着一个瓶子,走到余老师面前,说“同志,买酱油!”接着往裤子左边口袋里掏钱。钱没了,我又在裤子右边口袋里掏钱,还是没有。我又掏上衣的口袋,还是没有。我眉头一皱,迅速把裤子和上衣口袋都掏出来,还是没有。这时,我不知如何是好。余老师假装问我:“钱呢?”我说:“我的钱丢了。您等一会儿,我去找找看。”我低下头,弯下腰,眼睛到处看,还是没有。我说:“同志,您再等一会儿,我一定把钱找到。”我假装走出店门,迈着台步,沿着来路找去,仍然没看见钱。我跑回店里,说:“钱找不着了。我回去拿钱。”说完,我跑步走开。注意,这时候的跑和走都得是台步,像平时那样跑那样走是不行的。这些台步是跟京剧团宿舍里那些朋友们学的。爸爸也平时也督促我练过台步。我跑了半个圆场然后气喘吁吁地跑到店里,把钱交给余老师,拎着油瓶离开。 看见老师们都满意地点点头,我纠着的心放了下来。 邓老师笑着说:“你小子行呐,唱得不赖,做戏也行。”别的老师也夸我不错。 回到家里,我把我参考的经过一点一滴地讲给爸爸姆妈听。爸爸说:“看样子,你是通过了。就等看榜啦。榜上有名才算数啊!” 半个月后,戏校公布了录取名单。爸爸跟我一起去看榜。我榜上有名。爸爸激动地说:“尚泰,你实现了你高祖父的心愿。我们老孟家也有唱戏的了。不过,成角儿还有好长一段路要走哇。你现在只是刚刚开了个头,以后能不能成角儿,还得多多努力啊!这一点,你能明白吗?”我说我明白,会努力的。 中午,爸爸特地请慕天叔来吃饭。慕天叔一进门就连连恭喜,说:“你们老孟家终于有唱戏的了。老太爷九天有知,也会笑的。” 爸爸平静地说:“能唱戏,不一定能成角儿呀。他以后的路还长得很哩!”慕天叔说:“那倒是哩。小子,你要准备吃大苦、耐大劳哇。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世界上,没有那碗饭容易吃到嘴里,想吃香的喝辣的都得出大力呀。” 爸爸说:“你以前只是戏曲爱好者,能唱几句就行了,人家还会夸你。现在不行喽,你当了演员,戏班里就要按正规演员的标准要求你。一开始,你得过练功这一关。练功苦啊,你到时候可别做孬种,哭哭啼啼的,丢人现眼。” 慕天叔说:“老孟,你放心,我看好他。他完全能过练功这一关,将来还要拿下《闹天宫》哩。” 我说:“我爸教我唱《徐策跑城》,余老师也抠过我。我将来要拿下《跑城》,演得跟陈鹤峰一样。” 慕天叔说:“《跑城》是文老生的戏,《闹天宫》是武生的戏。你要是文武两边抱,你就全面啦,成大角儿啦。你得有这个念头,才有大出息。京剧团的余盛昆就是这样的人才。你将来要是能投在他门下,就是造化呀!今后,你好好表现,让他喜欢你,愿意培养你,那就是天大的福分喽。” 一番话,直让我内心热乎乎的。我下决心,一定要成为余老师那样的角儿,给爸爸姆妈长脸,给高祖父长脸。 我知道,成角儿,谁都想,但能不能成角儿,那得靠自己努力了。吃饭时,慕天叔给我讲了武汉京剧团名演员贺玉钦当年进科班儿练功的事情。他说:“那个苦哇,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用‘玩命’这个词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他接着讲起贺玉钦练功并取得成绩的经过:他父亲曾对他说:“你进戏校后要不怕吃苦受罪,出科后一定要成前三名,要成角。如果达不到就不认你。”为了不辜负老师和父亲的期望,他为了练好基本功,就自己练私功。什么叫练私功?就是在老师教你练功以外,自己练,甚至练老师没教你练的功夫,就叫练私功。贺玉钦就天天自己练功。每天天还没亮,因为怕影响学校的师生们的睡觉,他就翻院墙出去。院墙外面有一条河流,他为了练好飞脚,就从比较窄的地方打飞脚过去,一直练到能从宽的地方打过去。如果打不过去就会掉进河里。三九寒冬,北风刺骨,在苦练中,有一次,他把自己的手掌中的虎口打炸裂了,鲜血直流,他忍着剧痛继续练。由于延误了治疗,造成严重的发炎,整支左手和膀子全肿了。后经一位老中医给他治好。老中医当时就说,你要再晚一点来的话,就性命难保。多年后,他手上虎口处仍然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疤。就这样不怕吃苦、不怕受罪,甚至连命都不顾,才练就了过硬的基本功和绝技。真是玩命呐!在《四杰村》里,他一个飞脚过五张桌子;在《小行者力跳十二堑》里,他窜出过十二个藤圈;在《界牌关》里,他在一张桌上走串小翻磕子。慕天叔说:“,他的本事多了去了。我今天说的这些只是凤毛麟角。你能像贺玉钦那样吃苦吗?” 我听慕天叔叙说贺玉钦当年练功的事,简直不敢相信,当角儿得吃这么多这么大的苦?我以前总以为,只要练了功、经常吊调嗓子就能成角儿了。看来,我想得太简单啦!但是,我仰慕名角儿的愿望压倒了我的恐惧。我跟爸爸和慕天叔表态:我一定刻苦学习,以贺玉钦为榜样,练一身本事,拿下《闹天宫》。 爸爸说:“下决心容易,让决心变成实际行动可就难于上青天了。你思想上要有准备,别到时候哭鼻子。” 慕天叔说:“老孟,我相信他,他一定能成为平水市京剧团的小余盛昆。” 九月一号,平水市戏曲学校开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去报到。那天,爸爸陪我去的。报到结束,爸爸临走时对我说:“该说的,我和你慕天叔已经说得够多的了,你也多次表态了,这些都是虚的,以后你就要来实际的了,准备吃大苦吧。我是不会心疼你的,你以后别来找我诉苦。” 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 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学员就开始练功了。 靳小姐,你问我练功有哪些内容。细细说起来,项目相当多,不过有三项是最基本的,一是耗腿踢腿,二是拿顶,就是倒立,三是下腰。耗腿踢腿是练腿功的。耗蹆,就是把一条腿放在一根杠子上,抻直,另一条腿站得直直的,不得稍微有点弯曲,面对杠子,身子不断往前压,先是让额头挨着脚尖,再让鼻子挨着脚尖,一直练到下巴颏都能轻松地挨到脚尖,最好能双手抱住脚,让下巴颏超过脚尖。耗完了两条蹆,就是踢腿。踢腿有几种类型,一是一般性地踢,即双手叉腰,双腿轮流向前向上踢出,脚尖要正对着鼻子尖,如果对着额头还不算最好的;二是侧踢,即左腿脚尖要对着右边太阳穴,而右腿脚尖要对着左边太阳穴;三是偏腿,即伸开双手,左腿踢起往左边动,要正碰着右手,而右腿踢起要正碰着右手。四是压腿。为了迅速提高你的腿功,师父会叫你平躺在地面上,当然是垫了毯子的,师兄弟们按住你一条腿,师父抓住另一条腿往你头部按压。这样练,腿很疼,但是出功夫。第二项是拿顶,即倒立,就是双手撑在地面,双脚蹬起靠在墙上。这个项目是练臂力的,非常重要,是后面练习翻跟头的基础。倒立的时间越长越好,可以出功夫,就是臂力大大增强。第三项是下腰,就是双手伸直,人往后弯曲,手掌落地,要求中指尽量靠近脚后跟,能轻松靠近,双手抻直抓住脚后跟则最好。这个项目是练腰功的。为了练腰部功夫,还要加练两个项目,一个叫甩腰,就是师父把住徒弟的腰的两侧,徒弟做下腰的动作,手掌落地后即刻复原,再下腰,再复原,如此反复多次,速度越快则越好。此外,师父会抱起你把你的腰放在他的大腿上,一手按住你的两条腿,一手按住你的胸脯,轻轻地按压,这样你的腰功就能逐渐进步。有了这三项基本功,京剧的功夫才算入了门。 练功只入门是不行的,还得练下去。那三项基本功练完,就要练难度再大点的了,就是跑虎跳,砸踺子,还有翻前桥后桥。这几个功夫不太好说,我说了你也不一定清楚,干脆,我做给你看吧。跑虎跳,即侧身翻,就是先抬起双手,落地前,双手变成一前一后的,在接近脚尖的地方落下,同时双脚猛的一蹬,身子侧着翻过去,双脚先后落地。砸踺子,动作要领跟跑虎跳一样,只是双脚同时落地,为此在翻的过程中身子需要适当扭动一下以便使双脚能够同时落地。 翻前桥,就是像拿顶一样,但脚不靠在某物上,却在蹬起后于身后落下,落地后自然站起;后桥,是先下腰,双手落地后,双腿蹬起翻过来落地,人站起来。 以上这些项目都是为翻跟头做准备的。等练好了上面几个项目,就开始练翻跟头了。跟头有小翻儿、小翻儿提、蛮子、前扑,旋子、单提、窜毛、摔嗑子、趴虎、轱辘毛、吊毛。小翻儿就是先双手向前伸直,再弯腰,然后猛的往后面翻过去,双手落地后双脚即刻也落地,身子挺直,双手高举。小翻儿提,其实是两个动作的结合,先翻一连串小翻儿,在翻完最后一个小翻儿的时候双脚落地的同时再用力一蹬往后翻一个空翻,双脚落地,身子挺直,双手高举伸直。前扑,也是两个动作的结合,先跑虎跳,在跑完最后一个虎跳的时候双脚落地的同时扭过身子朝前朝上翻过去,双脚落地。蛮子,即侧空翻,就是小跑几步,把腿一蹬,侧身翻过去。旋子,先站好,左腿不动,双手往左侧摆动的同时右腿猛蹬,整个身子腾起再变成水平状,翻过去,右腿落地,身子挺直自然转一圈,恢复最初的状态,再翻。翻得好的,可以绕舞台边缘翻三四十个。单提,人蹲着,往后面空翻。这个动作要求双腿非常有劲,同时有很好的腰功和收腹的能力,否则翻到一半掉下来会扭了脖子。窜毛,人站好,借助小跑的前冲力,双腿猛蹬,人往上往前翻过去,双手落地的同时头也落地,人翻了过去。摔嗑子,借助小跑,双腿向上面猛蹬,人跳起来老高,往后仰面朝天又提起臀部,背部落地。这是武生演员必备的一门功夫。你来不了,你在武行群里就地位低下,不被重视。扫堂腿,人蹲下,双手扶地,以左脚为中心,猛蹬右腿转圈子。扫堂腿是武生必备的一门功夫。它常常跟旋子结合起来,就是先使扫堂腿再翻旋子,这更是武生必备的一门功夫。趴虎,有前趴虎、后趴虎。前趴虎,就是身体往前扑,双手伸掌落地,紧接着胸脯落地,腹部再落地;后趴虎,双腿猛蹬,身体往后翻过去,双手伸掌落地,紧接着胸脯落地,腹部再落地。 我都演示了一遍,你看见了,一个京剧武生必须有这些功夫,不然在台上就不能把人物勇武的一面表现出来。样板戏里那些八路军战士、游击队员就得依靠有武功的演员才能表演。《沙家浜》里八路军战士摸到胡传魁家外面,通过翻各种跟头过院墙,凭的就是平素练就的武功。唱文戏的演员可以不练习翻跟头,但其他的武功还是得练,好比说抢背,还有吊毛。这样在台上表演的时候身上就不僵硬,动作就好看。像老戏《乌盆记》里那个老生刘世昌吃了坏蛋赵大送来的放有毒药的食物肚子疼痛难忍翻过桌子并满地打滚,没有平素练就的武功底子是做不出这些动作来的。特别是后面直挺挺地倒下来,更见功夫。这个直挺挺倒下来的动作叫僵尸,是生角儿必备的一项功夫。你看我做给你看。怎么样,不容易吧?技巧在肩膀先落地。会不会摔坏身体?那得看你练的好不好。练好了,摔不坏;平时怕摔,不好好练,在台上就做不出来,勉强做了,就容易出问题。有一点你放心,演员在袍子里面垫了厚厚的棉坎肩儿,可以护住肩膀。 唱旦角的有一项功夫要练,就是小碎步。两脚并拢,一只脚向前走半步,另一只脚紧跟着也走半步,两只脚不停地走,速度越快越好,到了既能直行、又能跑圆场、跑圆场既能跑圆圈又能跑阿拉伯数字8字形,同时身上、手上也有相应的动作,到了这样的程度才算练成了。为了练这个功夫,演员往往先用绳子把两只脚限制住,如果在练的过程中稍微分一分神,步子迈大了一点,就会摔跤。即使摔疼了哪儿,也得忍着。 跑圆场, 这是很重要的基本功,男女演员都要练。不但传统戏要用到它, 现代戏也要用它;不但是表现生活内容的东西, 而且有很高的艺术技巧。讲究稳、快、美, 上身不能摇晃, 保持纹丝不动, 两脚要跑得快如风, 看上去人象飘在水上一样, 还要掌握节奏。这就和扎实的腰腿功分不开。怎么,你想体验一下。好哇,试试看。怎么样,不容易吧。你以后帮我们宣传一下,当演员不容易啊,成角儿特别艰难,成名角儿更是难上加难。 我扮相不错,身材也行,练功非常刻苦,进步很快。领导和老师们研究,决定将我交给平水市京剧团当家文武老生余盛昆老师重点培养。 本来,这是学校里正常的分工,可爸爸知道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认为非同小可,跟我说,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就买了礼品,带着我上门拜师。余盛昆老师说,现在是新社会了,不兴拜师那一套啦。爸爸说:不行,不行,你教他的本事够他吃一辈子的,不拜师怎么行呢?戏班的老规矩还是得遵守。遂叫我跪下磕头。余老师也欣然接受了。 在回家的路上,爸爸跟我说:“儿子,今天拜师了,以后就得把师父当爹,把师父的爱人当娘,把师父的儿女当自家兄弟姐妹,这是绝对不能含糊的。要是我听说你敢顶撞师父师娘、敢欺负他们的子女,小心我揍你。”我一个劲地点头。 我知道我这位师父可了不得,文能唱《徐策跑城》,武能演《闹天宫》。为了能演好这两出戏,师父特地跑到武汉京剧团请陈鹤峰老师和郭玉崑老师给说的,他看这两出戏都不知看过多少回。看完回家就仔细揣摩,边揣摩边做身段,经过几年努力,终于能上台表演了,更重要的是,陈老师和郭老师都肯定了他的演出。我暗暗下定决心,非要把这两出戏也拿下来不可。 我把自己的决心跟师父讲了,师父说:嘿,看不出来,你小子有这个决心呐,有种,像我年轻的时候。小子,下决心容易,干实事难呐。你得好好练功,唱念做打,样样都不能含糊。你的决心不要到处去说,暗暗努力就是。 我以后常常提醒自己,好好练功,争取早日拿下这两出戏。 我首先要过练功这一关。 每天早晨六点半钟起床,处理完内务,就到操场上去练功、喊嗓子,老师们就在旁边盯着,既督促我们,又保护我们。那三项基本功夫,男生、女生都练。 别看我有想成为名角儿的决心,其实我每天练功,心里还是怕啊,还是烦呐。一听到起床的哨声,心里别提有多别扭,多反感,巴不得再让我睡一会儿,不得已起床的时候,心里常常忍不住抱怨老师太无情,就这样一边打着哈乞,一边整理内务,然后去操场。 第一是练腿功。先把一条腿放在杠子上,不能弯曲,另一条腿要站直了,也不能弯。脸要面对前面,身子不断向前压过去,尽量把额头挨着脚尖。注意,额头挨着脚尖,这只是最初的也是最低的要求,以后要练到鼻子尖挨着脚尖,嘴巴挨着脚尖,然后练到下巴颏挨着脚尖,最好能练到双手抱住脚心,脸挨着腿睡觉。我没练到这一步,可有的师兄弟、师姐妹练到了这一步,我只练到了下巴颏挨着脚尖。练到这一步,忍受了好长时间的疼痛。不过,好处很大,后来练劈叉就不怎么受苦了。 练腿功,老师还有招数,就是压腿。人躺在地上,几个师兄弟把一条腿紧紧按住,老师把另一条腿抓起来,一手顶住膝盖,一手抓住脚后跟,把脚尖往你额头上按压,挨到额头了,停一会儿才放开手。接着在按压另一条腿。按压之后,要你不停地踢腿,老师要你停你才能停。 经过这样的磨炼,我能在开会的时候,把双腿抻直成个“一”字放在长条椅子面上,直到会开完了都无所谓。老师们都夸我腿功好。 第二是练拿顶。练拿顶真累,往往要坚持五分钟。平时聊天、散步,五分钟一下子就过去了,可是练拿顶呐,就觉得时间过得忒慢,过了半天,才只过了一分钟,真把人急死。你觉得好笑吧。那会儿,我就是这种心情。每当这时,年长的老师就跟我们“痛说革命家史”,这么说当然是开玩笑喽,其实就是老师讲他们当年学艺的辛苦。一位老师说,我们当年练拿顶,师父点一支香插在地上,说是等香灭了,你们才能下来。我和师兄弟们一听全吓坏了,一根香得要多长时间才能烧完呐。老师接着说,我们就硬撑着。春夏秋三季还好点,最要命的是冬季,天又冷,清鼻涕流下来都挨着地了,还得硬撑着。虽说是太苦了点,可是特别长功夫,两个膀子非常有力气,以后练翻跟头就不是那么吃力了。现在是新社会了,领导不许烧香看时间,但是你们至少也得坚持五分钟啊,以后练跟头就进步快点。老师说的话确实很对,你拿顶坚持的时间越长,以后练跟头就越轻松。我每次拿顶,就尽量坚持时间长点,两个膀子又酸又疼,有时候还发抖,似乎坚持不住了。我是硬挺下来的,逐渐能够达到十分钟了,后来练跟头就容易些了。 第三是练腰功。腰功在拿顶的时候就顺便练了。拿顶讲究塌腰,就是把头抬得尽可能高,最好能顶着屁股,这样把腰也练了。 我们首先是练下腰。学生站在老师面前,老师伸出一只脚,学生双脚夹住老师的脚,老师伸手卡住学生的腰部两侧,学生举起双手往后下去。初学时,腰部比较直,弯度不够,老师就抓住学生的双肩往屁股处掰,这是学生特别疼的时候,往往就哭出声了,老师不为所动,继续用力,使学生的双手指尖尽量靠近脚后跟。我进戏校之前跟京剧团的朋友们练过下腰,所以无所谓,可是那些从来没有练过下腰的同学就遭罪啦,被掰得疼呐,哭哇。 为了尽快练好腰功,老师会给你按压腰部。就是把学生的腰部放在老师自己的大腿上,一手按压你的双腿,一手按压你的胸部。这样练,腰也疼啊,可是为了出功夫,你得忍受。我那时候很怕练这个。每次,老师把我放在他大腿上的时候,我都紧张得想哭。有的师兄弟还真的哭出声儿来了。他这一哭,惹得一些同学也跟着哭起来了。你问这时候老师怎么样?老师毫不理会,绷着脸,照老规矩办事,有时候说“有什么好哭的,我们当年受的罪比你们的大多了,这算什么呀?哭哭啼啼的,有什么出息?”说得铿锵有力,没有回旋的余地。同学们当中没有一个敢反对,只能默默忍受。后来长大了,回忆起这些事,除个别人外,一般来说,都是感谢老师的。我爸老是教育我,说老师越是这样严格要求你,对你越有好处,你将来越有出息,要我像武汉京剧团名角贺玉钦那样不怕苦地练功,说只有达到贺玉钦那个境界你才能拿下《闹天宫》。焦叔也是这样鼓励我。我前有老师的严格训练,后有爸爸、焦叔的不断鼓励,我自然就能咬紧牙关闯过练功这一关。 练腰功最后一个项目是甩腰,就是学生两只脚夹住老师的一只脚,老师卡住学生腰部的两侧,学生下腰,再迅速前来,然后再下腰,再起来,这一下一起,速度越来越快,要在一两秒钟之内完成。甩腰的时间越长越说明你腰功好,老师越满意。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一些女学生在起来的时候,由于速度太快,辫子长了就会毫不留情地打在老师的头上或脸上,惹得同学们哈哈大笑。 我练甩腰还比较顺利,这是因为前面的功夫练得好,老师很满意。 练完这些功夫,女生再练小碎步,用小碎步跑圆场。你看,就是这样跑,边跑边练扭腕子,练云手,就这样。男生练跑虎跳、砸踺子,还有别的。老师过来给练跟头的学生抄跟头。所谓抄,就是学生在翻跟头的时候,在关键处老师出手助他一点劲,使他能顺利翻过去。翻跟头,开始都是老师抄,练到自个儿能翻了,老师就在旁边看着,保护学生。每次练完,个个都是一身大汗,从头到脚心全是湿淋淋的,累是累点,可是通体舒坦。也有怕苦怕累的,不想起早床啊,抱怨拿顶时间过长啊。不过这些人常常被同学们嘲笑。 还要喊嗓子。这也是基本功。京剧喊嗓是京剧演员的练声方法, 一般是在清晨, 在空旷地区, 大声喊出a、i、 en等元音,由低到高,直至最高, 再由高而低, 反复进行。这样喊有什么用?当然用处大了。喊a,可以练出大嗓;喊i,可以练出小嗓;喊en,可以练鼻音。 喊嗓得坚持勤学苦练, 不要期望一下子就练成。只有进行“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的艰苦磨炼,然后才能让自己的演唱达到让内行满意、观众赞赏的程度。 过去那些名角唱的时候根本不用扩音器,可是嗓门亮得很,连最后一排观众都能听得见,听得清楚。像武汉京剧团的著名老生演员关正明,唱一出折子戏,叫《宋江题诗》,就是《水浒传》里面宋江在浔阳楼喝酒又在墙上题反诗那一段。人物还没出场,先在二道幕侧幕后唱一句。我唱给你听听:“在牢营只觉得心头惆怅”,唱到“怅”这个字的时候,锣鼓点子是“巴答孔矿”,人物才缓步出场。要是嗓子不行,前面的字观众就听不见或者听见了却听不清楚,演员唱戏就失败了,得不到观众的认可,你以后还怎么在戏班里混呐! 喊嗓也不能急,必须循序渐进。有些初学者恨不能在短期内喊出一个又亮又美的嗓音来, 于是违反规律,一天喊个五、六个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结果是嗓子被喊坏了。 喊嗓要注重反复练习,使技巧成为习惯,使习惯成为自然。 这个跑圆场,也得给你说说。我们戏曲演员, 在台上一招一式, 唱、做、念、打, 全要靠基本功扎实, 才能漂亮、让观众特别是票友戏迷看得舒服,你的艺术才能征服人。掌握基本功, 没有诀窍,只有一个字,就是“练”,它是练出来的. 跑圆场, 这是很重要的基本功, 不但传统戏要用到它, 现代戏也要用它; 不但是表现生活内容的东西, 而且有很高的艺术技巧。讲究稳、快、美, 上身不能摇晃, 保持纹丝不动, 两脚要跑得快如风, 看上去人象飘在水上一样, 还要掌握节奏。这就和扎实的腰腿功分不开。 舞台上的圆场, 并不是永远一样的, 还要根据剧情的要求, 跑得各有特色。简单的举几种, 就有追人、逃跑、看景、赶路等。象《盗仙草》和《断桥》两出戏中都有圆场, 但两者不一样。《盗仙草》的主人翁白素贞是用踏着碎步的圆场出现在观众面前的, 边挥动云帚, 边巡视, 寻找灵芝仙草。表现了白素贞为救许仙焦急如焚的急切心情。而在《断桥》里, 白素贞刚刚经过跟法海的激烈战斗, 已经精疲力尽, 再加上有了身孕,所以这个圆场要体现她激战后败下阵来, 又累、又气、又急、又怨、又痛的心情。就用蛇形步的圆场。还有, 象《打焦赞》中杨排风的圆场, 为了把排风年轻聪明、武艺高超和不畏强手、诙谐调皮的性格表现出来, 演员着重在“耍弄”焦二爷这点上重加笔墨, 这样她在圆场中就显得天真烂漫, 光彩照人了。 在圆场技巧中, 最难的恐怕是扎了大靠的圆场, 你的功夫有多大, 扎了靠后跑几步就显出来了。这和腰功关系最大, 一定要立腰,就是把腰挺直, 走起来才有精神。另外, 扎在身后的四面靠旗, 跑圆场时走动有风, 搞不好就要飘乱, 影响角色形象。一定要练得在走动时四面靠旗顺势前进, 和脚底下配合起来, 再与呼吸的节奏凝成一体, 使靠旗操纵得犹如自己的肢体一样, 显得动静适宜。你看过关肃双表演的《铁弓缘》没有?那真叫绝啊?她身上扎着大靠,跑起圆场来,姿态优美,观众喝彩,内行钦佩,不容易啊! 刚开始学戏,武的不行,就得狠下苦功去练。这么练?就得加码。比方说,如果戏里要求做五个鹞子翻身, 你私底下就练二十五个, 而且是一气呵成。这样, 在台上翻五个就一定能出色。像调嗓子, 平时调门比演唱时稍微高一点, 坚持下来就能出功、长功。 你说唱戏怎么这么难,的确,世界上干什么事都难,你当记者不是也不容易吗?都一样,哪一个行业都有它的难处。唱戏也挺难的,成角儿更是难上加难。 练功练完了,吃早餐。吃完早餐,我们分开跟老师学戏。每个人学什么戏,老师们是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安排的。 以前跟老师学戏,用的方法是“口传心授”,就是老师说一句台词,你跟着说一句台词,老师唱一句,你跟着唱一句。你问为什么要这样教?这也是没办法。老底子啊,唱戏的一般是穷人家出身,基本上没什么文化,能识几个字就算了不起的。老师也是这么过来的。师生都没文化,教戏只能用口传心授的办法。这种办法的坏处是教一出戏的时间周期比较长,学生的记忆力得非常好;但是好处也大得很,就是学生在学的过程中,入戏特别快。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在教你戏词儿的时候,顺带着把表情、语气、节奏和京剧里的上口字也教给你了。什么是上口字?京剧语言中与普通话声、韵(声调除外)不同的那些字。京剧道白中的字音和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常常是不同的,即使你是北京人,你的口音也跟京剧道白的一些字的口音是不同的。比如说:街道的“街”,日常生活的北京口音念作“接”,可在京剧道白中就念作“jiai”,就是“鸡子”的“鸡”跟“悲哀”的“哀”两个字的合音。我念给你听。这是根据《中原音韵》来的。如果看剧本,那么表情、语气、节奏和京剧里的上口字是学不到的,以后还得专门学,入戏就慢了。 这是最初的培养,看你是不是可塑之才。是的,就进一步培养,使你成角;不是的,就当班底,当二三路。一个戏班子不能只有角儿,还得有二三路和班底,没有这些人,光靠几个角儿怎么唱戏呢?尤其是《闹天宫》那样的大戏,天兵天将,风婆雨神,都是二三路演员和班底出演。 四小名旦排名第一的张君秋,最开始是唱小生的,经人介绍认识了李多奎。李多奎就是电影《铡美案》里面饰演刘国太的那位演员。李教了张君秋几出老生戏,发现他嗓子适合旦角,就介绍给旦角名家李凌枫为徒,李是乾旦,教了他不少剧目。张君秋又经人介绍认识了“通天教主”王瑶卿,又是乾旦,拜王为师,学了不少旦角戏,也走上了乾旦的道路。你问什么是乾旦?在戏班里,乾指男人,坤指女人,乾旦就是男人唱旦角。梅兰芳、程砚秋都是乾旦。 老师们先教我们一些小戏。小戏有两种,一种是剧情不复杂、人物不多、台词也不多的戏,像《小放牛》、《打城隍》、《打面缸》,它们都是短小独立的戏;一种是大戏里的某一段,这一类戏就多了,像《鸿鸾禧》是大戏《金玉奴》开头的一个片断,《拾玉镯》、《法门寺》是大戏《双娇奇缘》中的两个片断。大戏中的片断,戏班里行话叫折子戏。这些戏虽然小,但唱好并不容易。我因为基本功不错,嗓子比较亮,所以老师经常安排我去主角儿。哦,“去”这个词儿呀,属戏班里的行话,就是扮演的意思。我爸跟我说,小子,你要明白啊,安排你上主角,是在培养你啊,你可得识相啊,以后对老师要更加尊重,完全听老师的,不许耍脾气,老师说什么,你都得点头答应,不能还嘴,你要是敢跟老师耍脾气,我知道了就尅你!我爸还说,对那些只演配角、打下手的师兄弟也要客气,平日里说话别盛气凌人,对他们出手要大方点,别小气,钱我有,不用你操心。爸爸这些话,我都记在心里哩,也照着做。你觉得好笑是吧?我后来才明白这都是做人的诀窍,确实有好处。出道以后,我无论什么时候找师兄弟跟我配合,他们都是乐呵呵的,这都是多年培养的感情呐。戏班子里特别注重感情问题,有了感情,相互配合,相互关心,戏就能唱得好。告诉你武汉京剧团的一件事儿:有一年夏天,演《千里走单骑》。你想啊,大热天,光脊梁都出汗,可演员还得穿行头演出,那就更热了。唱到《古城会》一折,饰演关羽的演员高盛麟已经很累了,又穿着那么厚的行头,快支持不住了,他一把抓住饰演张飞的演员张宏奎的右边膀子,张宏奎也是老戏骨,一下子就明白高盛麟的状况有问题,赶忙用力托住,让高盛麟顺利走了一个圆场,又扶高盛麟坐在椅子上。那天,要不是张宏奎帮助,高盛麟会多难受多难堪呐。张宏奎在高盛麟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帮了忙,这都是多年培养出来的感情呐,也是演员的道德。 我们演过哪些戏?多了去了。刚才说了几出,我演过的还有《一箭仇》,去反派史文恭;还有《雁荡山》,去贺天龙;还有《三岔口》里去任堂惠;还有《四杰村》里去余千;还有一些。通过这些戏,积累了一定的舞台经验。 我们学生的演出都是在戏校的小舞台演的,实际上就是彩排。一出戏能在台上公演,要经过三个阶段,一是走台,二是响排,三是彩排。走台,就是演员不扮戏,不穿行头——行头就是服装,场面上的不出动,场面上的就是打鼓、打锣、拉胡琴的。大家根据记住的台词排戏。响排,就是在走台的基础上排戏,演员不扮戏,不穿行头,但是要上场面,锣鼓家伙敲起来,演员念台词要流利还要带表情。走台和响排的时候,导演会在一旁盯着,随时纠正演员在排练中的不当之处,给他们说戏。所谓说戏,就是给演员分析剧情分析特定情景分析人物特点,要求演员根据这些分析,采取相应的动作表情。如果导演满意,走台和响排就继续进行。怎么,你没听明白,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我师父是武汉京剧团名演员郭玉崑的仰慕者,特别爱看郭的猴戏,只要他演出猴戏,我师父总要去看,有时候还到后台去当面请教。我师父为什么仰慕他?你不知道,我告诉你,当年观众当中有一个说法,中国有三个半猴子,一个是北京的李少春,一个是上海的小王桂卿,第三个是江苏绍剧团的六龄童。你看过电影《三打白骨精》没有?江苏绍剧团表演的,那个演孙悟空的演员就是六龄童。了不得啊!那半个呢,就是郭玉崑,等于名列第四。你想啊。京剧诞生一百多年,演孙悟空的人该有多少,个个都有本事,郭玉崑能排第四,就不得了哇。他也是我一辈子的楷模。我师父还崇拜武汉京剧团名演员陈鹤峰,特别是他的《徐策跑城》,绝了,我师父说,他学了十几年了,还是赶不上陈鹤峰的火候。《跑城》里即将结束的时候,陈鹤峰那个跑圆场,真是精彩呀,穿着厚底儿跑,越来越快,快得像风一样。像这样跑,跑直线都相当难,何况跑圆场啊!稍一不慎,就会摔得够戗。简直是玩命!可是,那些老戏骨们为了对得起观众,就是这样玩命呐!呦,扯远了,还是谈导演说戏吧。我师父去汉口看戏,经常带我去。他还经常去后台直接找角儿请教问题。我因此经常看见武汉京剧团的演员导演们排戏。有一次,我师父找到陈鹤峰老师请教问题,我来到台底下看他们排戏,排的是《走麦城》,正排到关羽在帐中为军情紧急在来回踱步。扮演关羽的是名角儿高盛麟,扮演周仓的演员是老戏骨陈少泉,用一些动作表现他劝告关羽不要过于着急,要注意身体。导演是于宗昆,他对陈的表演不太满意,就跟陈说戏,还表演给陈看,一边表演,一边说着潜台词。陈领会了导演的意图,用自己设计的动作和表情表演了一遍,导演和旁边的演员都点头称赞。 你问什么是潜台词?所谓潜台词是演员表演时不说出口而在心里默念的台词。平素说戏时经常说出潜台词,以便演员尽快理解,尽快设计出相应的动作表情来。戏班子排戏是相当费脑筋费体力的。 彩排,演员要扮戏,要穿行头,场面要上,跟正式演出差不多。戏班里对彩排特别重视,前台后台,演员场面,灯光布景,搞得正儿八经,直古直令的,就跟正式演出一样,不能有一点闪失。 可是这些铁律在戏校学生彩排时往往不起约束作用。跟你讲点好玩的。我们每次演出,京剧团的家属和发小们一定都来。台上小演员,台下小观众,大家都相当熟悉。在演出过程中,小观众指指点点,笑声不断,引得小演员也往往忍不住会笑,这就形成了热闹的气氛。老师们都是老戏骨,特别忌讳笑场。笑场就是演员在台上在不能笑的时候随便发笑,这是对观众不尊重,又影响演出效果,戏班会背上坏名声的。可是,小观众哪里管那些个规矩,小演员往往又忍不住,老师们只能望笑声兴叹。当然,事后还是要批评的,还表扬没有笑场的学生。后来,学生经历得多了,就养成不笑场的定力了。我笑过没有?我哪里忍得住,也笑过,还哈哈大笑哩,后来被批评过几回,被爸爸骂过几回,慢慢就改过来了。呵呵! 小戏唱多了,就慢慢开始唱大戏,像《大闹天宫》、《穆桂英挂帅》、《双娇奇缘》、《连环套》、《薛刚反唐》、《十五贯》等等,我们都排演过。排练这些大戏,老师学生都累,当主角儿的更累。我去孙悟空、徐策、岳飞这些角儿,每天都累得吃饭不香、睡觉不宁,但是心情非常愉快。我知道,这是组织上在培养我,师父在培养我,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我得争气,让他们觉得培养我没有培养错。爸爸更是常常鼓励我,说是每成功唱完一出戏,就是向我的人生目标前进了一步,离实现祖爷爷的愿望就更进了一步。每唱完一出大戏,爸爸姆妈就要带我去汉口海陆饭店、璇宫饭店或五芳斋去吃大菜,说是犒劳凯旋的战士,还要带上礼物去师父家表示谢意,回家以后,又是一番教育,说是要永远感恩师父师娘,将来有机会的话,一定要照顾师父师娘和师父的儿女。我爸爸说的话,我都能倒背如流。呵呵!爸爸对我的这些教育确实起了作用,文革十年,我从来没有说过师父一句坏话,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更没有在剧团领导组织的批判会上批过我师父一句,我因此被剧团领导多次点名批判过,我也没有改。我爸把我盯得死死的,我思想上一有动摇情绪,我爸就提醒我,有几次还骂我,还差点揍我。我妈总是站在爸爸一边,帮着爸爸说我。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伤害师父一点点。这是我这些年来一直感到自豪的地方。 在演大戏之前,学校领导班子经过研究,把我安排给我师父专门培养。我能唱《闹天宫》、能唱《徐策跑城》都是我师父一手一脚教出来的。他教戏非常认真,一招一式一板一眼,抠得厉害,有一点点不过关都不行。他告诉我,接受培养我的任务的时候,他提了一个条件,就是不经他的允许,我就不能上台。领导知道他的脾气,完全同意。所以,我练得很苦,苦到连别的老师都看得不忍心了,可是我师父还是严格要求。每次上台之前,我都得把戏先演给他看。他往那儿一坐,绷着脸,皱着眉,我看着都心跳,因此特别小心,不敢有一点点儿懈怠。没有请场面上的,他用嘴巴将锣鼓点子和胡琴节奏吟诵出来,我根据他哼出来的锣鼓点子和胡琴节奏表演。表演完了,他满意的话,会叫我去他家里吃饭,同时告诉我哪里还可以提高。吃完饭,稍微休息一下,我把师父要我提高的地方再练练。 师父教我练上场也特别严。一般人认为,上场有什么难的,不就是从幕后面走出来嘛。他们哪知道,戏曲上场跟话剧上场是完全不一样的,有讲究的。戏曲传统剧目中的上场形式,大体归纳一下,约有唱上、念上、舞上和溜上等几种。唱上常用于剧中人物的抒情。例如武汉京剧团名角关正明主演的《宋江题诗》里宋江上场,就是唱上,台词是“在牢营只觉得心头惆怅”,前九个字在二道幕侧幕后唱,在“惆”字收音的时候人物出场,唱完“怅”字用来抒发郁闷、愤恨的感情。念上就是演员在上场门儿幕后念一句台词再上场。像全本《穆桂英》里《穆天王》一折,穆桂英临上场时在幕后喊了一句“众喽啰,人马回山呐”,众喽兵啊了一声再上,然后穆桂英上。舞上经常是用于人物行动性较强的时候,比如在行路时,有的骑马,如《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打虎上山》那一折就是趟马上;有的夜行,如《夜奔》的林冲走边上。起霸上,常是表现武将的整装待发,像岳飞戏里的《挑滑车》高宠上场就是这样的。舞上在行动中要显露出人物的心情,,如《八大锤》的陆文龙,打败了岳家军,得意洋洋,舞枪而上,如果仅有枪花的形式,而没有心情得意的内容, 就是不好的表演。《白水滩》如果不带《打堂》,青面虎上场时也是用〔九锤半〕,因他两手带铐,只得用搓链子来代替,而其作用是一样的。溜上是这样的,例如《乌龙院》中,宋江自言自语说到“他们逃出虎口,投奔梁山”时,刘唐上场,在后面张望,注意着宋江的行动。刘唐的这种上场,没有任何锣鼓的交代,但他一上来,就要在戏里;而且不能脱离宋江的戏,也不能不让观众注意到。这种溜上,人物在台词上没有交待,但在前面的剧情里有交待,观众一看就明白。另一种溜上,是有交代的,比如《十三妹》中,,两个骡夫黄俊狗和白脸狼去送信,黄俊狗说:“我说的就是这封信呐!”把声音挑起,引出了〔撕边〕接“崩登仓——嘟”,十三妹溜上(也可叫做“暗上”)。师父告诉我,上场看起来简单,其实非常重要。像《闹天宫》里,孙悟空是山大王,众猴拥戴,他本人神通广大,志得意满,因此他上场要舞上,要舞得潇洒,动作不妨大一点,用来表现孙悟空那种得意洋洋的心理。 我爸对我师父的做法百分之百支持,焦叔也支持我师父的做法,说这是师父在把我往成角儿的路上引,别辜负师父的一番苦心。焦叔跟我讲过一位名角儿对待儿子演出的事儿。话说他儿子在北京吉祥戏院演出《武文华》的万君兆,儿子请父母看戏,他爸爸说:"这几天你妈身体不好,我们就不去看戏了。你好好演吧。"其实,那天他爸爸和他妈在开戏不久,就到了剧场,只是悄悄地坐在剧场的后边。也不知是哪位同学眼尖嘴快,就在他快上场前,那个同学对他附耳言道:"你爸爸和你妈都来了,一进东安市场就让我看见了。"说者很得意,听者却立即紧张起来。话说他扮演的万君兆在头场走边下场时,三个扫堂腿没走完,大带的穗子就缠绕在右腿上,动弹不得了。到他蹬上两张桌子高的院墙往下翻"台蛮"时,耳朵里听扶他上桌子的老师嘱咐说:"别慌,立腰提气。"可他一蹬上桌子就感到身不由己了,一头扎下来,就坐在台上了。强烈的自尊心,使他马上闪出一个念头:"我是名角儿的儿子怎么如此丢人。"当时他真想钻到台毯底下去。演出后,他的妈妈想到后台看看儿子摔着没有,再送给儿子一包糖,安慰一下儿子。可那位爸爸就不一样了,很严肃地说:"行呐,就你这样还要吃糖啊?"夫妇俩到后台,先到主教老师面前道乏致谢,再分别到各衣箱上向各位师傅道乏。走到儿子跟前,他看了看儿子,过了好一会儿,才一伸大拇指,说:"真行,你说我怎么夸你好?"这是一句反话呀,直羞得儿子无地自容,差点哭出声儿来。他冷冷的一句话,使儿子没齿难忘。也怪,从那天起,一向贪玩的儿子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在学校可以经常看到他和同学在练习《英雄义》的枪架子。这位角儿这么说她儿子,是因为这是他儿子啊,老子说儿子还用得着客气吗?记得你有一次在你师父面前演《闹天宫》,你把金箍棒掉在台上了。你师父只是狠狠地嗯了一声,没说讽刺话,也没把你怎么样。是吧?你要是他儿子啊,大嘴巴子早抡过来了,刀坯子早上身了。你师父对你是客气的。你不能嫌师父要求太高。他对你要求高,是对你抱有希望,希望你早日成角儿。千万别忘了师父的恩情呐!你说,我听了两位前辈的这番话,我还能抱怨师父吗? 正是师父这么严格要求我,我才顺利搞完《闹天宫》和《徐策跑城》的彩排,然后正式上大舞台演出。我心里挺得意的哩,没想到,我爸爸给了我劈头盖脸的一顿训。他说:“你演完这两出戏,我和你妈带你到汉口璇宫饭店吃饭,那是为了鼓励你,你可别太得意。你演出的时候,我在台底下看,你的一招一式确实跟你师父一样,可是你注意到没有,你师父演的时候台下经常掌声雷动,可你演的时候台下的掌声有多少,少得可怜!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只是会比划那么两下,境界还差得远。你以后还得多练练,练到你师父的程度,也是掌声雷动。你就真正成功了。大家都喊你“小余盛昆”,你就光彩喽!人家郭玉崑演猴戏演得多好,还只算半个猴子。你算什么?最多算一跟猴毛。”爸爸一番话说得我都快哭了,心想,我演这出戏累得够戗,您还这样说我!不过,我还是记住了爸爸的话,反复练习这两出戏里的玩意儿,再就是仔细观看师父的演出,观看武汉京剧团郭玉崑、陈鹤峰的演出,揣摩他们的技巧所在,争取学到手。 师父教我的玩意儿多了去了,耍花枪、耍花刀,练剑使鞭舞大锤,打出手,还特别教我走边。什么是走边?一种说法是因为戏剧中人物因怕人看见而多在墙边、道边潜身夜行,故而称“走边”。京剧圈里有种说法,就是《恶虎村》的黄天霸走边最难,《夜奔》的林冲走边最累,《蜈蚣岭》的武松走边最吃功夫。谁能拿下这三出戏里的走边,谁就是这个(大拇指)。这三出戏,数《夜奔》最难。戏剧界里有这样的说法:“男怕《夜奔》,女怕《思凡》”。不懂吧?我告诉你。《水浒》你一定看过,林冲在山神庙杀了企图谋害他的陆谦等人,要上梁山。在一路上担惊受怕,《夜奔》这出戏表现的就是林冲这种心情。这种心情在舞台上就要通过动作表情来展现。这既讲究唱工又讲究做工,身段非常繁复,并且整出戏都是边舞边唱。几乎每个字都有身段,要求演员一招一式不得含糊,而且需要满宫满调地唱昆腔,这对演员的表演技术和功力都要求很高。一般演员是拿不下来的,能拿下这出戏的演员演一场下来往往累得够戗。我师父教我这出戏十分严格,抠得厉害,足足教了半年,我在他面前表演了十几次才勉强过关,同意我先彩排再登台。 你问这出戏是谁弄出的?听师父说,这出戏原本是昆曲,后来京剧大师杨小楼在上海向牛长保学习昆曲《夜奔》,增加了武打,将这出戏改造成一出京剧大戏,《夜奔》从此也成为京剧的常演剧目。不过京剧《夜奔》虽然是京剧曲目,唱的仍是昆曲牌子。 为什么唱昆曲牌子?我想呢,是为了保持它原有的特色吧。京戏里,昆曲有两种,一种是苏昆,就是用江浙口音唱;一种是京昆,就是用北方口音唱。京剧里的《春香闹学》,全剧唱昆曲,是苏昆;京剧里的《拦马》、《桂枝写状》,全剧唱昆曲,是京昆。有的戏里,只是有的人物或者有的唱段用苏昆或京昆,像京剧《挑滑车》里只有高宠唱京昆,像《左维明巧断无头案》里,杀人犯荀含春只在受刑时唱了一段苏昆,别人唱都是京剧曲调。唱京剧用的是胡琴,唱昆曲用的是笛子,京剧里面叫吹腔。 你问女怕《思凡》是怎么回事?是这样的:清朝初年,昆曲吸收了《孽海记》中的《思凡》与《下山》两出戏,保存原有的唱词,经过加工,成为著名昆曲折子戏。戏中讲述了明清时期,体弱多病、出生贫寒的女孩往往会被送去道观与尼姑庵寄活,她们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却被迫过着非常寂寞的生活。在尘世人欲和宗教法门两者之间苦苦挣扎。一个叫色空的小尼姑内心尤其苦闷。有一天,尼姑庵里那些顽固的老尼都有事外出。色空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逃出尼姑庵,去寻求她向往的生活。为了表现色空深沉细腻的心理状态,改编者加入了丰富的舞蹈身段和表演技巧。这对演员的素质要求特别高,没有深厚扎实的功底,演员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所以女怕《思凡》。 三 京剧发展是有波折的。特别是五八年,上面要求演现代戏,表现工农兵。 这下剧团里炸开了锅。演员们一直都是演传统戏,特别是老戏骨们,平素说的话和一些动作都带有传统戏的范儿,那眼神儿、那语气,简直就像在表演剧目。现在要求演员们抛弃熟悉的角色去演不熟悉的人物,真是勉为其难。 演员们在单位小组会上和私底下都在讨论演工农兵的事。我们当时是学生,根本就不知道表演工农兵是怎么回事儿。我们私下议论,这演现代戏可怎么念台词啊。有人用中州韵念“报告张连长”,还行举手礼,惹得大家都笑了。不过呢,议论归议论,牢骚归牢骚,演员们还是很听党组织的话的。我师父就说,党既然要求我们表现工农兵,我们就照办吧。旧社会管我们叫戏子,是侮辱我们的人格;现在新社会了,党管我们叫艺人,对年纪大的叫老艺人;有的人在旧社会抽鸦片,上了瘾,没人管;新社会,组织上管这个事儿,帮他们把烟瘾给戒掉了,像武汉京剧团的高盛麟发表过文章,说组织上帮他戒掉了烟瘾,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我看了他的文章,感动得不得了。我们应该听党的话,多演演工农兵。其他的演员听到剧团最大的角儿都这么说了,谁还愿意说反对的话呢?五七年反右的教训都还记得哩!就这样,大家都表示愿意演工农兵。 京剧演员演现代戏是有传统的。自民国开始,一种崭新的戏曲形式就出现了,当时叫文明戏。文明戏和传统戏的区别有两点:一是剧目的时代背景不同。一般来说,文明戏反映的是清朝社会的生活和民国社会的生活,演员穿着清朝或当代社会的服装,而传统戏穿着清朝以前朝代的戏装,最明显的是反映清朝社会历史的戏里面的人物都拖着条大辫子。二是念白上的区别。这里,先跟你讲讲京剧念白的一个特点。京剧念白有京白和韵白的区别。京白就是说北京话或普通话,韵白就是说词要上韵。什么韵呢?一是中州韵,其实就是河南话里一些字的口音。戏剧里有的人物出场自报家门,念“俺——”,这“俺”字是河南话里表示“我”的词,就是中州韵。用“俺”字比用“我”字好。为什么?这里有诀窍。用“俺”,嘴唇可以张开,声音还可以拖长一点,这样说话人的气势就出来了,而用“我”字呢,嘴不能张开,气势也出不来,要是把声音稍微拖长点,演员的嗓子也受不了哇。京剧的韵白还有一种是湖广韵,就是湖北、湖南话里一些字的读音,我发现这些字的读音在广大农村还在流行,而在武汉、长沙却听不到了。举个例子,《霸王别姬》里,虞姬有一句唱词,“看大王在帐中合衣睡稳,我这里出帐外遣散愁情”。这句唱词里的“出”的口音,既不是北京话也不是武汉话或长沙话,而是湖北农村蕲春县的口音。我有个同学文革中下放到蕲春县农村插队落户,比较熟悉当地人的口音。他告诉我,那里的人念“出”的口音不是北方话的“初”,也不是武汉话的“曲”的第三声,我学给你听。“出”用蕲春话的音就好听,用北京话或武汉长沙话的音就不好听。京剧的老前辈谭鑫培是湖北黄冈人,蕲春口音跟黄冈口音基本一样。会不会是谭鑫培想到了这一点,所以唱“出”字不用北京话或武汉长沙话,而是用了黄冈那里的口音?当然,这只能是分析猜测了。但我想,可能就是这样的。我用三种口音唱给你听,你判断一下用哪种音好。怎么样?“出”字用黄冈或蕲春的口音就好听些。你知道了京剧念白的情况,我就再告诉你,文明戏几乎所有的人物都用京白,有的戏里只有个别主角仍然上韵,其他人物还是用京白。像京剧《小刀会》,除了主角刘丽川仍然上韵,其他人物还是用京白。在京剧《林则徐》里,连第一主角林则徐也用京白。 好多京剧老演员都唱过文明戏。我师父就唱过。《秋海棠》这部小说你看过吧,是秦瘦鸥写的,写得好哇,我师父年轻时就唱过,饰演乾旦吴玉琴,就是秋海棠。秋海棠是吴玉琴的艺名。那时候,刚唱文明戏,演话剧会演,可京剧怎么演呢?大家都没经验,演员们就搞“话剧加唱”,就是念白模仿话剧,再加一些唱段。这样唱是有点别扭,可是观众能够接受。多数观众看的是故事,少数观众就是票友,看的主要是艺术。一出戏,故事能打动人心,一般观众是非常喜欢看的。 最初演文明戏,没有规定演什么样的人物,编剧觉得故事好就把故事编成戏,演员觉得人物应该是什么样子就按什么样子表演。演员们根据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现实生活的理解来塑造人物。所以精神上没有压力。这种情况一直到五八年以前都没变。那个时候演《白毛女》,杨白劳就是哭哭啼啼的形象,演员模拟喝了盐卤,踉跄出门,一个僵尸倒在地上,往往还赢得观众的掌声。观众鼓掌不是欢呼杨白劳的死,而是赞美演员表演僵尸动作做得好。 可是一九五八年要求表现工农兵,人物应该是什么样子就不由编剧、导演、演员怎么想了,而是由上面说了算。排一出戏,得由上面审查,说那儿不行,你就得改,改得不行就再改,直到上面领导满意为止。剧团的人总是跟不上领导的意图,往往不知所措。不过,还是那句话,演员们还是很听党的话的,要演员演什么就演什么,要演员怎么演就怎么演。解放后,上面经常要求演员们改造世界观以便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还说演工农兵的过程就是改造世界观的过程,于是演员们就真诚地表现工农兵,用来改造世界观。 我经常看见师父认真地阅读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跟我讨论怎么演好工农兵。剧团里的角儿们,像老生邓崇余和云英诚、花脸赵宝魁、青衣姜尚梅、花旦汪丽彩、琴师杜沪宁,也跟我师父一样认真钻研毛主席的《延座讲话》。你问他们钻研得怎么样,那能怎么样呢?别看他们都有高级知识分子的头衔、都享受高知的待遇,其实他们的文化程度都很低,我师父只有初小的水平,可是就这水平在角儿里头还算高的哩。什么叫初小?现在中学分为初中、高中,老底子小学也分为初小和高小。小学一至四年级是初小,五六年级是高小。我师父就这文化水平,怎么读得懂《延座讲话》?其他的角儿就更不行了。可是,他们非常努力,一字一句慢慢读,慢慢体会。不是角儿的演员也在努力钻研《延座讲话》。我那时候小,不明世事,看着他们慢慢啃书本的样子,往往禁不住暗暗好笑。 演员们读了毛主席的《延座讲话》,听了领导的报告和一些学习《延座讲话》的积极分子的心得体会,思想被武装了,就积极演好现代戏,表现好工农兵。 演员们还是搞话剧加唱,硬是把上级要求演的戏给演下来了。我们剧团是紧跟武汉京剧团的,他们演什么戏,我们也演什么戏。那时,剧团领导的想法是,既然不知道怎么演好工农兵,就紧跟省城的大剧团,一来可以模仿别人,都是现成的,自己可以少费好多劲,二来不会犯错误。怎么会有这个心理呢?原来我们剧团演过《白毛女》,我师父去杨白劳,还是按过去的样子演,念白全部上韵,听说北京的李少春演杨白劳也是全部上韵,特别是演杨白劳僵尸倒地,赢得观众喝彩。没想到,第二天,上面一个电话打来了,说那样演没有表现出劳动人民在封建压迫面前所具有的反抗精神,丑化了劳动人民,根本不能适应表现工农兵的需要,还有僵尸这个动作还是传统戏的那套,居然赢得掌声,太不像话,得改。这一下可把剧团领导吓坏了,赶忙召开全体演员大会,传达了上面的电话内容,演员们都大吃一惊,因为以往多年都是那么演的,从来没有挨过批评,这一次怎么会捅了这么大的篓子?演员们都想不通。我师父那天坐在台底下十分不自在,一脸的惶恐。我那时理解不了上级电话的份量,只是觉得师父怪可怜的。他那样钻研剧本,揣摩编剧、导演的意图并设计好人物的动作表情,在家里、在台上练了一遍又一遍,可是,到头来,上面还是不满意,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这种批评跟指名道姓的批评其实没有两样。你说,我师父能不怕吗?那天,师父回家以后,师娘哭着跟师父吵了一架,说师父逞能,搞什么僵尸,这下惹祸了吧?还说当心把你划成右派,让一家子人跟你受罪。一些老朋友都去解劝,师娘的情绪才缓和下来。还好,那时候还不像后来那么极左,剧团领导去师父家安慰师父师娘,后来也没有把师父怎么样,还是让他演杨白劳。我师父这才缓过一口气,向领导提出建议,以后演现代戏就向武汉京剧团学习,他们演什么戏我们就演什么戏,他们怎么演我们就怎么演,免得犯错误。领导正不知今后怎么办呢,听了我师父的建议,很以为然,就这样做了。 愿意听党的话表现工农兵是一回事,可是怎么演才能演好工农兵是另一回事。剧团以武汉京剧团为样板,鹦鹉学舌。剧团演《白毛女》,我师父去杨白劳,念白仍然是韵白,花旦汪丽彩去喜儿,赵宝魁去黄世仁,他们都用京白。演《箭杆河边》,念韵白的就多了,连有的配角也用韵白。演《党的女儿》,主角李玉梅用京白,可是她二姐用韵白。二区桃花乡的党支部书记的爱人,在书记牺牲以后有一段唱,用的曲调是二黄,在后台唱,不出场,这在戏班里叫“搭架子”。显然是用了老传统。 演员演现代戏经常要借鉴传统戏里的一些玩意儿,可是那次挨了批评后,演员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些负责审查剧目的都是些外行,跟他们解释,他们怎么也听不明白。态度谦虚点儿的呢,还能听你说两句;态度不谦虚的呢,还怀疑你玩什么花招。演员们又不敢抱怨他们不懂京剧、不懂艺术。当时有一种说法,就是外行能够领导内行。你要说了相反的话,或者抱怨他们,他们就说你散布右派言论,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大帽子压下来,说你是个漏网的右派,可以把你吓死。我师父自从听了上面的批评,又被师娘说了一顿,就再也不敢乱设计动作了,更不敢乱说话了。这么一来,借鉴传统戏的玩意就成了危险的事。 我偷偷问过师父,以前学的刀枪把子,还有出手什么的,还用不用得上。师父说:“看样子是用不上喽。以后得学习拼刺刀、开枪、舞镰刀啦。” 我心里凉了大半截儿,照这样下去,以前学的东西不是白学了吗?为拿下《闹天宫》、《徐策跑城》所练的玩意儿不是都白学了、白练了?当时,我觉得眼前一片茫然。这里又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以前练过的功,以后还练不练呢? 我问师父。师父想了好一会儿,说:“这得看以后形势的发展了。” 以后形势怎么发展,谁能知道?我当时才十岁,当然不知道,可是我想知道。既然师父不知道,就回去问爸爸和焦叔吧。就算爸爸也不知道,焦叔是记者,文化水平高,他应该知道一些。所以我回去问他们。 爸爸说:“以后形势怎么发展,只有天知道。不过呢,把过去学的玩意儿都丢掉,也太可惜啦。看你焦叔怎么说吧。” 我跟爸爸一起找到焦叔家里,向他请教。焦叔倒也干脆,说:“过去学的玩意儿可不能丢。”爸爸说:“这以后不演老戏了,那些玩意儿留着有什么用呢?”焦叔一本正经地说:“我估摸着,将来老戏还得上。” 他抿了口茶,说道:“你们没看见吗,现在演现代戏,剧团卖不出票啦,经常只有两三成座。这唱戏不挣钱,能撑多久哇?撑不住的。我瞎猜,演现代戏撑不过几年,剧团不挣钱,演员们吃什么?上面一定会考虑这些事的。我们都看着吧。” 听焦叔这么一说,觉得真是那么回事,心里有数了。我仍然每天练功,特别练刀枪把子,耍鞭舞槌舞棍子。我的那些朋友邓志高、赵小魁、杜云飞、余志高,特别是小昆经常跟我一起练功。 演员演现代戏经常要借鉴传统戏里的一些玩意儿,是完全正确的。文革的时候,把样板戏说得神圣得不得了,还是是对京剧传统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真是活见鬼!那是为了捧江青,把她说成是什么“旗手”。为了捧江青,神话江青,就坚决砍断现代戏特别是样板戏跟传统戏的关系。其实,几个样板戏都是建立在传统戏的基础上的。文革中鼓吹的所谓“成套唱腔”,传统戏里就有。《杨门女将》里,佘太君那段唱词“一句话撩得我火燃双鬓”,还有武汉京剧团名角儿关正明在折子戏《宋江题诗》里刚出场时那一段唱词就是“成套唱腔”。还有,《沙家浜》最后一场八路军战士夜袭胡传魁翻跟头进胡传魁家的院子,就是模仿传统戏《雁荡山》里士兵翻城的情节。没有传统戏基础的演员不可能演好样板戏的。样板戏里面的主要演员哪一个不是以前唱传统戏的角儿啊?把传统戏批得那么不好,简直就是儿女长大了不承认是爹娘的后代。什么玩意儿啊! 我们跟着武汉京剧团演现代戏也惹了一些麻烦。你觉得很奇怪吧?情况是这样的。武汉京剧团演了《红军远征》这出戏,反映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史实。我们也跟着演。我们本以为这是万无一失的事情,哪知道我们剧团的书记布施仁却看出了问题。他是解放军南下的干部,在部队搞宣传工作,武汉解放以后,部队留了一些军队干部转到地方,布施仁就这样留在了湖北,分配到平水市文化局工作,五三年被领导派到我们剧团当书记。他这个人很不好说,说他是外行吧,他一直在搞宣传工作,其中包括戏曲演出,经常跟知识分子打交道,对文化工作多少知道点门道;说他是内行吧,他一不会唱,二不会跳,流行的交际舞不会跳,民族舞更不行,三么对京剧简直就一窍不通,连装模作样的哼哼也没见过。好在他知道自己的短处,所以初来剧团的时候极少对演员的表演说三道四,也从不提什么修改意见。不过,五七年反右以后,批判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他就开始端起来了,经常指责哪个演员哪个地方演得不对。起初,人家还跟他解释一下,后来看他实在太外行了,就不理睬他了,由他指责,采取“虚心接受,坚决不改”的态度。那次演《红军远征》,演指导员的那位演员叫邓崇余,以文人的形象表演,把一张纸卷起来拿在手里,一看就是个知识分子的样子。布施仁在全团大会上批评那位演员演得不对,不像部队里的指导员,倒像个学校里的教书先生,这样表现部队的指导员是世界观改造还不彻底的结果。邓老师脸色也白了,站起来很委屈地说:“我从来没在部队待过,我哪知道部队的指导员是什么样子呢?您在部队待过,您说应该是怎么个扮相呢?”布施仁半天没有说话,大会冷了场。剧团的李团长在部队文工团待过,就说:“老余,你就扮威武点嘛。唱了几十年戏了,扮威武点总会吧。”邓老师说:“李团长,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再演《红军远征》我就知道怎么扮戏了。”后来,剧团又上演《红军远征》,他把脸上抹成黄褐色,眉毛画得粗粗的,外加络腮胡子和一字须,在台上昂首挺胸,叉腰甩膀子,动作做得挺大,把嗓子憋得很粗。布施仁看了很满意,李团长微微一笑,这就算过关了。听说,那天完戏后,在家里跟邓师母谈笑风生,可高兴了。其实,他儿子——也是我的小师弟邓志高——告诉我,邓老师私下里告诉他,这个《红军远征》不能经常演,不然会把嗓子憋坏的。邓老师工余派老生,老演这个像花脸一样的指导员实在不行。唉,那时候,像邓老师这样背思想包袱的角儿们真不少。 你问邓老师怎么这么胆小吗?那是被反右搞怕了。那年刚开始整风,剧团领导、文化局领导反复鼓励演员们给党组织提意见,甚至上门做工作,要人家提意见。邓老师是贫下中农出身,对党只有感激的份儿,根本不想提意见,可是经不起领导的一再动员,就给布施仁提了一条意见。注意,在整个向党提意见的过程中,他就提了这么一条意见。什么意见呢?他要求布施仁以后多研究研究京剧方面的常识,最好能上台参演几出戏,这样就能更好地了解京剧、了解演员,跟演员心贴心。有一次,布施仁在台底下看青年演员练功,正好邓老师也在场辅导。布施仁说,看来,当演员也不容易呀,练功这么苦!邓老师说,您不知道哇,不练功就没法在舞台上把人物表演出来,没有武功底子怎么演好武松啊孙悟空啊。邓老师做梦也没想到,他的这条意见和这几句话惹下大麻烦了,差点要了他的命。后来,在反右的时候,布施仁在全团大会是指名道姓地批判邓老师,说他憎恨共产党派来的领导干部,宣扬“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动言论。我记得布施仁是这样讲的:“他要我学京剧常识,最好上台演戏,把我放得这么低,明摆着是骂我外行!说什么‘学了京剧常识以后,就能更好地了解演员,跟演员心贴心’难道没学京剧常识就不能跟演员心贴心吗?在部队里,好多营连干部不是神枪手,不是机枪手,不是投弹手,照样能跟战士们心连心!像我这样的干部被派到剧团里来,不是来唱戏的,是来做思想工作的,是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是来帮助演员们改造世界观的,要是像他要求的那样,也上台唱戏,我还是代表党来管理剧团的吗?我看到青年演员练功很苦,感叹得不得了,他马上就说我不知道。说我不知道,就是嫌我是外行,这是瞧不起工农兵的表现,因为我是工农出身的士兵嘛。他这样说话,说明他的世界观根本没有得到改造。老邓,你在剧团里挂二牌,但也是个当家老生,你本来可以为党和人民继续做贡献,但是你要是不彻底改造世界观的话,就会滑到反革命那边去,到了那时候,党和人民就不会需要你了,就会把你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所有的演员都知道邓老师说的那些话,觉得满对嘛,起码心意是善良的,可是经过布施仁的嘴这么一分析,竟然有这么严重的问题,听起来吓死人的。中老演员们都见过日本飞机大轰炸的场面,可从来没见过这种场面,都吓坏了,脸色刷白,特别是角儿,把头垂得低低的,将手掌直往裤子上抹。有的演员提的意见比邓老师提的要厉害些,他们更是直喘粗气,有人吓得趴在椅子靠背上不敢抬头。布施仁看着开会的现场,微微笑着。我那时还小,怎么也看不明白:演员们都吓成那样了,他布施仁怎么还笑呢?反右后期,布施仁把邓老师在内的一批人作为右派分子给报上去了。邓师母在火柴厂做工,回家听到这个消息,当天就急病了,住进医院。幸运的是,文化局领导经过全系统平衡,看到右派分子人数太多,又了解到邓老师出身贫下中农,就把邓老师给排除了。邓老师总算逃过一劫。但是,上面还是给留了个尾巴,就是把邓老师划为中右,成了内控人员。内控就是内部控制,控制使用,有好事轮不到你。一九六一年,政府照顾高级知识分子,补助了不少粮票油票,我师父得了这些补助,日子好过多了。可是,邓老师因为是内控人员,是中右,就得不到这些东西。邓师母气得躲在家里哭。我师父于心不忍,就串联了几位老哥们儿,凑了点粮票油票送到邓老师那儿。一向脾气刚强的邓老师感动得直流眼泪,把我师父抱住喊哥。唉!焦叔也得了补助,拿出一点粮票给我,要我暗地里资助邓志高,说志高正在长身体,不能饿着。为什么要暗地里?这种帮助内控人员的事情要是让布施仁知道了,他又得开全体大会骂人了,骂一些人阶级立场有问题。那时候,被说成阶级立场有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能把人吓死。唉,想讲点良心也是顾虑重重,得偷着来。 把邓老师划为中右,真是冤枉啊!邓崇余老师是余派老生。他原名邓招财,因崇拜余派创始人余叔岩,就改名叫邓崇余。河北省保定府人氏。他祖宗八代都是农民,穷得叮当响。他爷爷在他出生后,见他浓眉大眼,对他寄予极大希望,希望他能够有大本事,改变他们老邓家世代穷困的处境。他一周岁生日那天,他爷爷看他抓周。他抓起胭脂、胡须这些东西。爷爷一看,心里就凉了,叹了口气,说:“这小子将来就是个当戏子的命。我们老邓家要想翻身过好日子,怕是没什么指望喽。”他爸爸说:“爹,自古道:笑贫不笑娼。当戏子总比当妓女好不是?再说,当戏子成了角儿,能赚大钱,总比从泥巴里刨食儿强啊!”奶奶一旁也帮他爸爸说话。爷爷说:“唉,能当上角儿,当然好,可他有这个命吗?我指望的是他能够给我们老邓家撑门面,当戏子虽然有点钱,可还是算下九流的,没有什么出息。”他爸爸说:“爹呀,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能有两个活钱花花就算不错的啦,还指望他当官儿光宗耀祖啊!您想得也太多了!”爷爷给他取了个自认为吉祥的名字——邓招财。邓老师长到六岁时,他爸爸送他去读私塾。爷爷说:“这小子将来当戏子,读什么书啊?白费钱!”爸爸说:“不管他将来干什么,能识文断字儿总是好的。”奶奶说:“我们老邓家几辈子翻不了身,就是没人能识文断字儿,写点什么还得请人帮忙。人不求人一般高。就从招财这儿起,养一个能识文断字儿的后代吧。不指望他当太学生,能写写字儿、记记账就行。”别看那年月讲究男尊女卑,可是在他们家里,奶奶当家,不说一言九鼎,一言八鼎还是有的。他爷爷见大当家的发话了,才没再言语。这样,邓老师进了乡里的私塾。两年后,邓老师就能给家里记记账、读读报了。这年,乡里来了个戏班子唱社戏。村民们可乐坏了,十里八乡的人天天往这里来看戏。邓老师那是天天不落,看得格外认真。看完戏回家,还学着唱,学着表演。他跟爸爸说,那戏班子里也有他那么大的孩子唱戏,有的比他还小,他想去学戏。他爷爷没言语,他爸爸说:“你别看着他们唱戏满好玩,听说他们练功挺苦的。”邓老师说:“他们苦,比我们种田还苦吗?我不怕。我就喜欢唱戏,又翻跟头,又打仗,好热闹哇。”爸爸笑着说:“你爷爷说着了,你就是唱戏的命。不过,我得把话说头里儿了,唱戏练功是很苦的。你别到时候哭哭啼啼找我们带你回来。”邓老师昂着头说:“进去了,我就把这碗饭吃到底,不回来了。”爸爸说:“好吧,明天带你去戏班说说看。不知道人家要不要你哩。”第二天,爸爸带他去了,向班主说明来意。班主惊异地看着他,说:“你真想唱戏?唱戏苦啊!别到时候哭爹喊娘的!”邓老师说:“我不怕吃苦!您放心吧。”就这样,邓老师进了戏班子。进了戏班子,他才知道,唱戏练功真的好苦。耗腿得先把额头挨到脚尖,再把鼻子挨到脚尖,然后把下巴颏挨到脚尖。拿鼎(倒立),得烧完一炷香才能下来。练腰功,先下腰,同时师父把他拎起来,将他的腰放在师父大腿上,师父用双手按压他的胸部和腿部,尽量靠拢,这时候喘口气都难;再练甩腰。这三项是功夫的基础,耗腿练腿功,拿鼎练臂力,甩腰练腰功。有了这三项功夫,以后练跟头就容易进步。邓老师练这三项功夫就练了一年多,每天累得够呛。他经常在被窝里哭,想娘想奶奶。往常在家,他一有委屈不敢找爸爸找爷爷,因为他们不但不理睬他,还会骂他没用;可是找娘找奶奶,她们一定会抚摸着他的头,把他抱在怀里安慰他。现在,在戏班儿里,远离家人,找不到安慰他的人,他只好一个人自己安慰自己。不过,他从不考虑逃走的事,认为那没出息。师父常说:“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功夫练不到家,別怪祖师爷不赏饭吃。等成角儿了,吃香的,喝辣的,你就什么都明白啦。”他觉得师父说得有理,所以决心继续熬下去。从十岁起,师父安排他唱老生,文武两边抱。他知道,师父这是在抬举他,培养他成角儿哩,所以学起来非常刻苦。十年后,他师父有一天对他说:“小子,你现在可以自己飞啦。你在乡下草台班里唱了这么些年,本事长了不少,现在应该立大志,去闯闯大码头,以戏会友,学更大的本事,赚大钱孝顺孝顺父母,让他们也过上几年好日子。”邓老师给师父师娘磕了头,拿起铺盖卷儿就走了。他先后去过上海,还有杭嘉湖一些地方,感到自己能力有限,就去了武汉,觉得还是不行,又去了大后方,在南充搭班儿,成了角儿,挂头牌。抗战胜利后,他想回保定,没想到在武汉遇到老朋友,老朋友邀他在新市场江夏剧院唱几天。哪知道,这一唱就没离开。解放后,他觉得在武汉很难出头,就来到平水市京剧团,三天打炮戏唱下来,剧团挽留,他挂了二牌。他教我们练功的时候,老爱忆苦思甜,说旧社会唱戏的社会地位低下,谁唱戏,谁就三代不能埋进祖坟,不能上家谱,可是新社会党和政府不许骂唱戏的是戏子,称唱戏的是演员、是艺人,有人还进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武汉京剧团演员高盛麟被政府树为红旗标兵,享受极高的荣誉。我们听了非常振奋。你说,像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反党呢?可布施仁就是要把他打成右派。他有一番说词哩。他说:“不错,邓崇余是苦出身,但是他后来尽唱传统戏,满脑子封建思想,已经不是贫下中农了,他已经蜕变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所以,他才散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反动言论。党对他们实行团结、利用、改造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不改造不得了!”邓老师委屈得在家里哭。邓师母也在旁边哭着说:“像我老邓这样贫苦出身的人怎么可能会反党呢?我们家得了共产党这么多的好处,还反党,不是作吗?不合常理嘛!”可是,邓老师、邓师母哪里说得过那个布施仁呢?只能干忍着,生闷气。朋友们也来劝他们别再认死理了,不要再钻牛角尖了,反正没当右派,就已经烧高香了。邓老师、邓师母听了朋友们的劝说,就再也没找布施仁申诉了。本来相安无事算了,可是谁想到,文革一来,布施仁又找上门来了。这是后话。 四 你问我后来为什么又让传统戏登上舞台了?还是焦叔有远见。他说现代戏不叫座,卖不出钱,剧团怎么维持下去?后来还真是这样的。那些观众,基本是不爱看现代戏,觉得还是传统戏看得过瘾,尤其是传统戏当中的武打戏、公案戏和苦情戏,特别吸引观众。武打戏你是知道的,我就不说了。公案戏,像《左维明巧断无头案》、《勘玉钏》、《杀子报》就属于这一类。苦情戏,像《双玉蝉》、《半把剪刀》就是。现代戏基本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内容,像《党的女儿》、《豹子湾战斗》就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类型的故事,电影里有的是,场面非常逼真,你说,谁还来看舞台剧呢?这样,观众自然不爱看现代戏啦。后来,又碰上三年自然灾害,老百姓处于饥饿状态,就更不爱看现代戏了。在这种情况下,戏剧舞台上只有上传统戏才能叫座,所以传统戏又吃香了。武汉京剧团演连台本戏《封神榜》,叫好又叫座;上海京剧团演《火烧红莲寺》,场场客满。我们剧团跟着他们学,上座率非常高,领导满意,观众满意,演员更满意,手里有两个子儿,可以上集贸市场买瓜菜填饱肚子了。这是皆大欢喜的事儿啊! 我那时候不操心吃饭、穿衣的生活问题,在家里有爸妈操心,在团里有组织上操心,有食堂操心,我关心的是演传统戏,我以前学的那些功夫又都用上了。所以我满开心的,庆幸自己一直在练功,没有荒废功夫。我的一些师兄弟们像志高、小魁、云飞、小昆也非常高兴,一上传统戏,他们也都拿得出来,上台一点也不含糊,中老演员满意,观众也满意。 可是,没想到,粮食不够的问题不但没有缓解,还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一九六0年,成天吃不饱饭,靠瓜菜填肚子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演员们没有体力练功,这样演员天天练功的传统被破坏了。其实,想上进的演员非常想练功,可是力不从心呐,只得作罢。 我爸爸始终牢记我们家老太爷的那个万金遗嘱,想方设法塞饱我的肚子,让我有精力练功。好在我们家从老太爷起到我爸爸这一辈,节衣缩食,精打细算,又有一些家底,早就兑成现金存在银行里了,平时基本不动它,现在饥荒来了,不想动也得动了。爸爸每个月取出两三百块钱,利用不上班的时间到处转悠,买各种能够吃的东西,什么洋姜、野茭白、莲子壳粉、芦苇根,等等,凡是能吃又不吃坏肚子的都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塞饱我的肚子,好有力气练功。最让我感动的是,爸妈常常就只吃这些买回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把粮食省下来给我吃。我常常看见他们呕酸水,因此我吃好东西的时候,往往流眼泪。 焦叔也常常帮助我们家。他是记者,免不了要出差。在火车上、轮船上吃饭不要粮票,他就足吃足喝。每次出差返回,他一定买好多饭,放到装饼干的铁盒子里带回家,必定给我留一份儿。如果到农村采访,他尽可能请当地干部帮他弄点莲藕、萝卜、土豆、山药和其他能吃的野菜什么的带回家,给我们家一部分。一年冬天,他争得了一个出差新疆的任务。别人嫌冬天新疆太冷,可焦叔认为这次出差油水很足。临行前,他特地去我们家一趟,跟我爸爸商量去新疆采购点什么为好。我爸爸说了自己的意见,焦叔完全赞同。我爸爸给了他一百多块钱,焦叔自己也动了家底,去了新疆。他回来带了一只大木箱,那是给别人看的,其实箱子里头装了四个风干的羊腿,还有风干的鸡子。他回来后,晚上用麻袋装了两只羊腿和几只鸡子送到我们家来了。我们家房子是解放前夕买的,属于私房,属于独自家,周围没有什么邻居,因此不用担心被别人看见。我爸妈对焦叔千恩万谢,以后就做红烧鸡给我吃、炖羊肉汤给我喝。当然,每次享用,我都把师弟小昆带来。看着师弟狼吞虎咽的样子,我们全家都笑得不行。我还趁天黑,把炖熟再晒干的羊肉块儿送到师父家,让他们的家人也尝尝这些美味佳肴。 当然,有好东西吃的机会毕竟不多,挨饿终归是常事。三年饥荒首先在农村发生,五九年上半年的时候城里还不太严重,到处走走还能碰上有的饭馆有好饭好菜卖。到了下半年,城里也感觉紧张了,像原来一毛钱一碗的热干面比较多,吃一碗基本可以应付一个上午,现在不行了,一碗的热干面比原来的要少些,早上吃一碗刚过了上午十点左右就感觉饿得慌。到了六0年,饥饿就完全控制了城里人。这时,弥补定量带来不足的因素消失殆尽,特别是粮食,非常紧张,27斤粮根本不够吃,即使是中学生的三十三斤,由于肚子里几乎没有什么油水,也不够吃。因此,除经济收入较高的人可以下饭馆买点好菜以填补空空如也的肚子外,绝大多数居民只得想尽一切办法搞吃的、做吃的。搞吃的,就是找能够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如干莲子粉、野茭白、薯类、萝卜、洋姜等;做吃的,就是“改进”做饭的方法,如把饭蒸两道,先蒸熟一道,冷却后加水再蒸一道,此为“双蒸法”,还有,把少量的饭跟好多萝卜、青菜一锅煮来吃、用少量面粉或糯米粉裹萝卜丝蒸熟了吃,等等。其实,这些不过是骗骗嘴巴、骗骗肚子的玩艺儿而已,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因为这样搞出来的“饭”,吃了确能撑一会儿肚皮,可只要尿个一两泡尿马上就饿了。 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吃薯类、萝卜还可获得营养,而吃莲子壳粉、野茭白就没有营养了,特别是莲子壳粉,看起来很细腻,其实人体无法吸收,吃了也白吃,但能撑一撑肚子,还能随大便拉出来,不像吃米糠、观音土,吃了却很少能顺利拉出屎来。 吃萝卜、吃薯类,只要洗干净了就连皮一起吃下去。萝卜上带着的根呐须的,也吃下去。吃红薯,有两种吃法:生吃,熟吃。生吃就像吃水果,特别是吃新鲜的,有些水分,还带点甜味,很好吃。熟吃更好吃,更有甜味,还带着香味,往往成为人们的最爱。那时的红薯有两种:一种是白芯的,相当粉,但不甜;再一种是红芯的,相当甜,但不太粉。不过,在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管白芯红芯的,都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它可以代替一部分粮食。 街上卖冰棒,是雪糕的,即使是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只要经济条件允许,也一定买来吃。其实,谁都知道冰棒怎能充饥,但照“吃”不误,为什么呢,因为饿啊!嚼一嚼过个干瘾。 大饥荒最苦的是六0年。普通老百姓已经把搞吃的潜力挖掘殆尽,难以忍受了。饥饿成了摆脱不了的梦魇。每个老百姓成天想的就是一个字——“吃”。上班、上学没有一点劲。打武行的演员们连一点练功的意思也没有了。 这里要提到两件事,听起来开心,想起来伤心。第一件事:大饥荒初期,上面有规定,得了肝炎的人可分配几斤黄豆补身子,钞票自理。有人得了肝炎,很高兴,津津有味地嘴嚼着黄豆,这让没得肝炎的人气得要死,又羡慕得要命。等到下一次体检,没得肝炎的人得了肝炎,会高兴得奔走相告,而被查出肝炎“好”了的人,则愁眉苦脸。第二件事:现在人吃饭,一咬到细沙子,就赶紧往外吐,一点渣滓也不留。可那时恰恰相反,咬到沙子,就想办法把它弄出来,绝不会吐;沙子太细,实在弄不出来了,就喝一两口水把嘴里的东西冲进肚子里去,绝不浪费。 爸妈买过一些饼子,都有霉味儿了,烤一烤还是照吃不误。吃的时候经常有苦味,不知为何。有一次,我咬到一个东西,泛出苦味,我舍不得丢掉,硬吃进肚子里去了。不想,又吃到一个东西,同样泛出苦味,这次我忍不住拿出来看。一看,吓了一大跳,原来是一只甲虫。我掰开饼子,发现里面还有一个。不过,我仍然舍不得把饼子丢掉,只是把甲虫拈出来丢掉,再把饼的碎块全吃了。又有一次,我吃蒸熟的野茭白,一节一节咬下来吃,觉着味道有点怪怪的,就把野茭白从中间掰开,发现里面有半只小拇指粗的白虫子,心里一阵恶心,不过没有作呕——不会呕的,只把虫子的“遗体”抠出来,再把野茭白吃了。 六0年底、特别是六一年,上面说要备战,把粮食又扣了两斤半,真是雪上加霜啊。不过,党的政策这时候也有了很大改变:首先是在农村允许扩大自留地,农民有了多余的蔬菜;接着,政府允许农民到城里卖菜。我曾亲见一条横幅,上写“欢迎农民兄弟进城卖菜”。与此同时,很多单位,只要有土地的,就分给集体或个人种菜、种粮、种薯类。这样一来,城市居民以“瓜菜代”的方式将粮食紧张的状况大大缓解。“瓜菜代”早就在搞,只是因为最初不准农民进城卖菜,城市居民的菜仍嫌不够吃,所谓“瓜菜代”就并不能解决问题;现在允许农民进城卖菜了,这样“瓜菜代”才真正解决了问题。 此外,还有两大变化: 一是允许城里人和乡下人在城区摆地摊卖熟食,什么“藕糊”、“洋姜”、“野茭白”,只要是能吃又不死人的,都行。这些玩意儿我全吃过,多少塞“饱”了胃囊。这些东西做得并不卫生,有不少细沙子——估计是卖者有意加上去压称的。城市居民和进城的农民卖的熟食中也有质量优越的,但价格很高,如一个面窝,正常年景卖三分(五十年代)或四分(六十至七十年代),这时候就买两毛四分。普通人家吃不起。可我爸爸仗着有点家底,还是经常买几个回来吃,当然主要让我吃。 二是市面上卖“高级点心”,价格很高,一个往常只卖一毛(角)钱的饼子这时要卖四毛五分,还有更贵的,但不要粮票,同时质量绝对保证。爸爸也经常买一点,他和我妈都不怎么吃,全都塞进我肚子里了。 后来,政府对某些群体——高干、高知——加以照顾。六一年,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全国各地划出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给予额外照顾。我父亲是平水市三级高知,每月都有补贴。我家的生活顷刻间就好了起来,对我正在发育的身体起了滋补作用。 我比跟我同龄的不少人吃得多、吃得好一些,所以有精力练功。当然还是得悠着点,运动量不能过大,只要练到能在台上对付过去就行了。 那时候,国家对武打演员是非常照顾的。非武打演员一个月粮食定量才二十七斤,而武打演员的定量是三十五斤,要多八斤呐。可是他们仍然处于饥饿状态。为什么呢?因为武打演员中,有拖家带口的,就得把粮食匀出一部分给家人吃,这样他能吃到嘴里的就少了,这能不饿吗?再就是,平时没有什么肉吃,肚子里没有油水,寡得很,容易饿。可是,当时我们剧团属于自负盈亏性质的,不唱戏就没收入,所以再饿也得开锣啊。光唱文戏观众有意见,为了吸引观众看戏,好多卖点钱,演员们可以多点福利,武戏还是得上。只是花架子多了。好比说,唱《长坂坡》,演赵云的演员不会再像从前那样卯上,能省下的动作就尽量删去。可是有的武戏不能搞花架子,像《白水滩》、《嘉庆府》、《四杰村》那样的武打戏,翻跟头多,旋子和扫堂腿也多,没法删减一些动作,不能欺骗观众啊,就只好硬着头皮硬干。这时候,剧团领导就想办法挤点经费出来弄些米啊面的,给演员们填填肚子。这样,武打演员在以后唱武戏的时候就肯卖力了。我对布施仁一向看法不好,可对他做的这件事,我倒是非常非常满意的,有人情味啊!我跟我的一些师兄弟们就享过这样的福。 剧团里家大口阔的演员可苦啦。为了搞钱买吃的,不惜把家底掏空。我师父工资高,以往省钱买了一些行头,还有头面——头面就是头上的装饰品,像簪子啊,钗环啊,在哪几年都拿出去卖了。卖给谁?卖给乡下的剧团,或者卖给有钱的票友戏迷。师父有了钱就走东串西,到处寻找能吃的东西。我爸爸就经常帮助我师父外出买东西。焦叔也经常帮助我师父。 我爸爸动用家底买了师父一些行头。这事儿是我师弟小昆告诉我的。我当时好难堪,好生气,觉得爸爸乘人之危,太不够意思。回到家里,我跟爸爸提起这事,义愤填膺地说:“您要我把师父当成自己的父亲,把师母当成自己的娘,把他们的儿女当成自己的兄弟姊妹,可您倒好,乘人之危,买走我师父的行头。您不怕别人议论您,可我在剧团里怎么做人呢?”说着,我哭了。我妈说:“傻呀,小子,你懂什么!你师父把行头卖给别人就永远要不回来了,可是你爸买你师父的行头,将来是会送回去的。你爸爸把钱给过你师父,你师父抵死不收。你不知道,你师父硬气得很,不想求人施舍。你爸跟我商量了半天,决定用这个办法帮助你师父师娘。你懂什么呀!还哭哩。你爸要是像你这么傻,还保得住你祖爷爷留下的家底吗?”三年灾害过去之后,我爸爸就把从我师父那儿买的行头要我都送回去了。以后,师父师娘对我就更亲了。 我想演出《闹天宫》,师父一直不同意。我说:“我已经演出过几次了,为什么不能再演出呢?”师父说:“那能叫演出吗?台底下几乎听不到掌声。为什么?你的功夫还不够,观众看着不满意。只是看你还那么小就敢演出《闹天宫》,才没有起哄喝倒彩。我在后台看着心里急。你演好了,我可以露脸;你演得不怎么样,我脸上就挂不住。也难怪,你还小哇,才十一二岁,演这么大的戏还欠火候。你别急嘛,我再辅导你练练出手,练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耍耍鞭,玩玩拐,弄一弄乾坤圈。到时候我陪你唱《闹天宫》,我去二郎神。怎么样?”我看师父已经把话说到这份儿上,还能再说什么呢?我把师父的话说给爸爸听。爸爸说我师父说的全对,要我“一切由师父做主。” 武打演员唱武戏,也是有苦难言。不演吧,唱戏不叫座,卖不出钱来;演吧,肚子又饿。可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再困难也得上啊!我师父就演过几次《闹天宫》,确实叫座,可人累啊!他每次下了台都要坐在化妆室直喘。我看师父累得够戗,师娘眼圈红红的,心里老大不忍,跑回家跟爸爸说了。我妈催爸爸想办法。爸爸说,办法是有的,我们得破费几个。我妈说,破费就破费,不就是我们少吃一点吗,没什么大不了的。后来,每逢师父演大戏,爸爸总要买两三个高级点心,叫我带到后台,偷偷地递给师娘,请师娘交给师父吃下去。每次师娘都感激不尽,摸着我的头,夸我是好孩子,夸我爸爸妈妈是大好人。师父拿过点心不敢在后台大明大摆地吃,免得遭人妒忌,遭人议论,就躲在厕所里吃。在厕所里吃点心,现在想起来就恶心。可那时候,饿坏了,哪里顾得了那么多啊?每次师父都要留半块点心让我吃。我记住爸爸的嘱咐,每次都偷偷地塞给小昆,小昆每次都是一口就塞进嘴里,再抿一口茶水,把点心泡软了,然后吞下去。甄小姐,你觉得他的这种形象难看吧,那他也是没办法呀。那会儿,人都饿疯了,有点东西吃就兴奋得不得了,哪里还顾得上美好形象喔!我师父那么硬气的人,接过点心,张嘴就吃,也是因为饿的呀!那些没有吃的武打演员每次一下场就找地方躺下来休息,为什么,还不是想节省体力。我每次想起这些事儿,就非常难过。 好在党中央贯彻八字方针——哪八个字?就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经济形势逐渐好转,吃的东西多了,价格也降下来了。特别是政府对高级知识分子有很大的补贴,我家里、我师父家里得到了补贴,日子就好过多了。我和师兄弟们肚子不饿了,体力也增强了,又开始天天练功了。师父经常把我叫到他家去开小灶,手把手教我,我的本事越来越大了。到了六二年,我十五岁了,他同意我以后上演《闹天宫》,他去二郎神,还给我把场子。 我每次演出《闹天宫》和《徐策跑城》之前,师父一定监督我先表演一遍,边看边指出我的不足,有时候还表演给我看,要我体会其中的窍门儿,抠得好严啊,真让我受不了。我认为我已经很熟悉了,心里不想再练,可是又拗不过师父,只好耐着性子、硬着头皮表演给师父看。师父看出我心里不高兴,就说:“烦了是吧?你要是烦下去,你就没法长进喽。刀是越磨越快,本事是越练越大。”师娘有时候也说:“尚泰呀,你师父对你抠得越狠,你的进步才越快。告诉你,你师爷爷比你师父抠得还厉害,动不动就给你师父两刀坯子,你师父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做给你师爷爷看,哪敢烦呐!后来你师父成角儿了,还经常念叨你师爷爷的好哩。” 我回家后跟爸爸、焦叔谈起我师父抠我的事,爸爸是一个劲儿地夸我师父做得好。焦叔学问大,他说:“你师娘说得对,师父越抠你,你的进步就越快。告诉你一件事。法国有个著名作家,叫莫泊桑,特别会写小说,成为世界级的文学大师。怎么回事呢?还不是他师父抠得狠。他师父也是小说家,训练他写作极严,常常指着一个人要他把那个人的外貌描写出来,还要求他描写人物动作的时候必须找到一个最能表现这个动作的动词来,对他的作品横挑鼻子竖挑眼,这不行,那不行,辅导他十年,不让他发表作品。经过这样的打磨,莫泊桑出师了,一举成名,成就超过了他师父。尚泰,你现在在小小的平水市还没怎么出名哩,不让师父狠狠地抠抠你,你将来怎么去闯大码头啊?你要是连师父都不如,你师父会多失望啊!只有超过师父的徒弟才是最好的徒弟。你应该争取当你师父最好的徒弟。” 听了这些前辈的话,我再也不烦了,师父怎么抠,我就怎么改,力争做到最好。时间长了,我看到了好处,就是观众给我的掌声多了。但是,我没有满足,因为还没有人喊我“小余盛昆”,这说明我还没有达到我师父的水平,我还得努力啊! 我平时就抓紧时间练功,练大快枪、小快枪,还舞刀、舞剑、耍鞭、耍拐。练旋子,一走就是四五十个,比戏里需要走的要多一两倍。凡是武行应该有的,我都练。陪我练的也有不少,志高、小魁、云飞、小昆这几位师兄弟也是天天练,汗流浃背也不肯休息一下。他们对我真的相当不错,不但练功跟我一起练,还都愿意傍我。 在戏班里,傍角儿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常言道:红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单独一朵红花就没有绿叶丛中的红花好看,可见绿叶映衬的重要。戏台上,没有硬里子的配角配合,主角也风光不起来。所以,我对这些师兄弟们非常敬重,非常亲密。我唱《闹天宫》,这些师兄弟们就扮演天兵天将、风婆雨师、四大金刚。我师父扮演二郎神,就是在傍我。 我这些师兄弟也不简单,都有些来头的。邓志高,是剧团老生邓崇余老师的儿子,嗓子好,像他爸爸一样工余派。他从五岁起,就常常在舞台上充当幼儿的小角色,在《孙悟空大闹比丘国》里当小孩子,七八岁时在《空城计》里当琴童,十岁时就在《三娘教子》里当依哥。前两出戏里,没有台词了,容易对付;在《三娘教子》里,有台词了,还需要点做功,他就进步了。后来,进了戏校,受系统的正规的训练,进步就更快了。他唱老生,能够扮演《乌龙院》里的宋江、《打渔杀家》里的肖恩。余小昆,是我师父的儿子,工武花脸。他跟志高一样,五岁起就开始登台,演幼童,后来在《雁门关》里演杨八郎和碧莲公主的儿子小阿哥。进戏校后,因嗓子有虎音,武功不错,就学花脸,文武两边抱,能唱《牧虎关》、《二进宫》、《连环套》等剧目。在剧团里可以挂上二牌。赵小魁,是花脸赵宝魁老师的儿子。他爸准备培养他唱花脸的,好接他的班儿。可是他本人觉得嗓子没有虎音,就要求戏校领导别听他爸爸的,请求教他老生戏。琴师杜沪宁分析他的嗓音,认为适合唱小生,就建议培养他唱小生,于是他又改唱小生,后来唱《白门楼》去吕布,一炮打响。赵小魁没唱花脸,改唱小生,这里有个原因。他爸爸听了邓崇余老师的话才改变主意的。他爸爸跟邓老师是同乡,小地主家庭。自小体弱多病,力气不大。一次,在私塾里,有几个同窗说他家有钱,要他买烧饼吃。他不肯。那几个孩子就欺负他,推推搡搡的,他打不过人家,气得哭哭啼啼的。邓老师路见不平,仗义出手,救了他,从此他就认邓老师为大哥,对邓老师言听计从,百依百顺。邓老师喜欢看戏,他也跟着看,邓老师还怂恿他学花脸,跟自己配戏,两人还表演戏中的一些片断。后来,邓老师进了戏班子,他也偷偷地投奔邓老师。班主见他嗓子适合唱花脸,就把他交给花脸演员教。师父是科班出身,唱念做打中规中矩,把他调教得非常好,后来带他闯上海滩。临走时,他哭了,舍不得邓老师。邓老师说:“听我师父说,在乡下草台班唱,不是长久之计,眼光要放长远点,去上海见见世面满好的。麒麟童就是这样成了角儿的。我以后也去上海,我们一起搭班。”在上海,他在师父指点下看各地有名的净角演出,受益匪浅,大有进步。待了一年多,师父说:“凭我们的能耐在上海火不起来,还是到内地去吧,大码头也难挂头牌,就到县城的戏班子去,能够混得有头有脸,多好!”抗战开始,武汉保卫战还没开始,师父就带他到贵州去了,在安顺搭了个班子,算角儿,因此生活算不错的。抗战胜利后,师父因病去世,他孤身一人来到武汉,自衬比不了新市场里的角儿,又接到邓老师的信,邀他去平水市,他就来到平水市,唱过三天“打炮戏”,有《二进宫》、《拿高登》、《嘉兴府》,观众反应良好,被戏班子接纳,成了花脸头排。他觉得很满足。他也想让儿子成为净角头牌,就极力培养儿子小魁,经常带儿子练功。小魁也很努力。怎奈小魁自小身体较弱,练功练到翻小翻儿、翻前扑就受不了了,病过几次。邓老师劝他别勉强儿子啦,小心逼坏了孩子,主张让小魁唱文戏,当二路也行。赵老师说:“我挂头牌,儿子唱二路,多寒碜呐。”邓老师说:“实事求是嘛!你勉强他,把孩子逼坏了,毁了他一辈子,有什么好呢?你看我儿子又怎么样?怎么培养也赶不上我。不行就不行嘛。顺其自然么。听哥的,错不了。别把孩子逼坏了。”这样,赵老师改变了主意,既然儿子唱武的不行,就唱文的吧,唱文的不一定成不了角儿。于是,他只教儿子唱《二进宫》、《打严嵩》这一类文戏。小魁也争气,唱得还不赖,在《闹天宫》里去李靖,舞台效果还行。那几个都是我师弟,可杜云飞是我师兄,他是我们剧团第一琴师杜沪宁老师的儿子。杜老师在平水市算得上一位名人了,观众和内行都认可他的技艺,不少票友和戏迷都找他练京胡。可是,他总爱说这两句话:一句是“我这辈子没有遇到杨宝忠啊,要是遇到了,我一定给他当徒弟,那么我的琴会拉得更好。”另一句是“我一直没有机会拜姜宏奎为师,要是拜了,我也六场通透啦。” 你问这两位是什么人物?那可了不得,说起她们两位的本事,那得翘大拇指。我现在就向你介绍一下这两位大师级人物。杨宝忠出身梨园世家。祖父杨朵仙是跟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同一时代的花旦演员,父亲杨小朵是清末民初的京剧演员,工花旦。叔叔杨孝方(杨宝森之父)是武生。杨宝忠的叔伯三弟杨宝森为京剧四大须生之一,是杨派须生艺术的创始人。他自幼耳濡目染,让他对京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9岁从师学戏,12岁登台,以“小小朵”艺名出演于北京。从13岁起,他在天津跟当世名角儿同台演出。京剧界公认的“通天教主”王瑶卿对他是倾囊相授。后来,杨宝忠变声,家居休养的他开始研究胡琴、钢琴、小提琴和西方音乐理论知识,并常在天主教堂给唱诗班伴奏圣歌,还常操琴为人吊嗓。他本人的一些唱段灌制过唱片。他还给当时的一些名角儿灌制唱片。后来,由于嗓音的变化,杨宝忠放弃了演员的行当,在北平正式改为琴师。再后来,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京剧团。再后来,随宝华京剧团第四次去上海演出,共演出三十四天。1956年,随杨宝森加入天津市京剧团,担任琴师 。“文革”开始后,杨宝忠就被他的学生、红卫兵以“反动权威”的罪名打入牛棚。后来杨宝忠身患重病,回北京的家中就医。68年冬,杨宝忠去了西单一家常去的乐器行,被路过这里的天津市戏曲学校红卫兵、造反派发现,杨宝忠被劫持回天津,关在一个没有空调的小屋里,没人管理,没人过问,这让一个六十八岁的老人怎么受得了?几天后,杨宝忠就冻饿而死。文革真是罪过啊!一个大师级的人物就这样被活活弄死了。那些劫持他的人和把他关起来却不管的人都不得好死!姜鸿奎呢出身于一个京剧音乐世家,父亲是打鼓的,叔叔是拉胡琴的。这样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就爱上了京剧,尤其醋爱京剧音乐艺术。六岁开始,他跟叔父姜竹清学拉京胡,八岁就正式登台操琴了,而且一上台就为《辕门斩子》伴奏。内行人都知道,《辕门斩子》是出唱功繁重、伴奏也不轻松的戏,拉胡琴的竟然是个可以说是乳臭未干的八岁孩子。出于生计,十四岁的他四处奔走,自己搭起了戏班,走上了以操琴谋生的艰难之路。这时候,他并不为艰难所困,也没有为生计所惑,凭着聪明勤奋,又刻苦好学,经过不懈的努力,几年时间里,技艺大有长进,已经不同凡响了。后来,在上海的周信芳就把他和另外几个人,也就是拉胡琴的、敲大鼓的等等,组成了一个班子。这时,姜鸿奎24岁,从此他始终跟随周信芳,为这位京剧大名角操琴,直至新中国成立。全国临近解放时,大上海乱得难以放下一个京剧班子,周信芳带着他的“人马”来到中南的武汉,也真没有想到,姜鸿奎从此就在武汉落下了根。1951年,他参加了第一个国营京剧团——中南京剧团(后改为武汉京剧团),后来,周信芳返回上海成立华东京剧团的时候,三番五次地要姜鸿奎再回上海。武汉方面不愿意把到手的人才放出去。虽然这样,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武汉,但他们之间的合作还是不断。在一次全国政协代表会议期间,当时有领导从北京打来电话,说周院长(即周信芳)在北京要演出,你们来为他伴奏吧。于是,他和另一位鼓手上了北京。那时的北京还没有大剧场,梅兰芳、李少春、周信芳等人就在小胡同剧场里演戏,一人一天一出戏,梅兰芳演的是《霸王别姬》、周信芳演的是《四进士》,那个场面呐,是天天火爆。姜老师在这个京剧界已经享有很高的地位了,可是他仍然对艺术的严肃认真,贯穿于他的整个操琴生涯,即使在“文革”的动乱年代,他也是想尽办法认真地拉他的琴。姜老师主要是操京胡,可其他乐器也很精通,所以说他六场通透。六场通透是戏班里的行话,指多面手。六场通透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哪,是吹,打,弹,拉,唱,武六个方面通透,意为门门精到。另一说哪,是指音乐演奏的六个方面,就是胡琴,月琴,南弦子,单皮鼓,大锣,小锣。这六种乐器又分为文三场、武三场,文三场指胡琴,月琴,南弦子;武三场指单皮鼓,大锣,小锣。文三场张弦共九根,故又称九根弦。我们剧团的杜沪宁老师操京胡也相当了得,本事还是挺大的,戏迷、票友都是公认的,可他还是不满意,每天练琴不止。我理解杜老师的心情。他不愿意靠老本吃饭,而是希望自己能更上一层楼,最好几层楼,达到姜鸿奎老师那样的水平。他这种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是我一辈子学习的好榜样。 你想了解一下杜老师吗?我可以告诉你。杜老师原籍天津,他家世代做米面生意。老一辈人听说上海大米别有一番风味,特别好吃,所以从爷爷一代起,杜家人便迁到上海,在四马路开了经营米面的商铺。一般来说,上海人生活状态比中国其他地方的中国人要好多了,所以杜家的生意还不错,比在天津时强多了,赚了一些钱。因此,杜家算得上是殷实人家,吃穿不愁。可是,杜家也有刻骨铭心的痛处,就是世道不太平。各路军阀轮轴转,你来我往。每来一路军阀,就会自动上门,要粮要钱。杜家人哪敢不给啊,只能乖乖奉送。可恨的是,这些军阀只要钱要粮,却从不管事,如果有事找他们,还得另外使钱。这让杜家人特别憎恨,却无可奈何。爷爷、父亲常常义愤填膺,爷爷还气病过几回。进入民国十几年了,这种白白花钱的事仍然没完没了。在他父亲四十岁时那年,就是公历一九二六年,得到儿子的时候,父亲根据自己的美好希望给儿子取名沪宁,就是希望上海能够太平安宁。一九二七年,北伐军进入上海。以后确实安宁了几年,哪知道,一九三一年,日本人进攻闸北,上海又乱了。后来刚安宁了几年,日本人又进攻上海,淞沪战役爆发了。这次打仗打了几个月,杜老师的父亲有先见之明,战争刚一打响,就带着全家离开上海,去了武汉。他父亲根据报上的消息,又看到武汉国军频繁调动的迹象,预测到武汉会打仗,于是用一根小黄鱼弄到了去重庆的船票,便又带着全家离开武汉到了重庆。见重庆外来人口众多,估计重庆也不会安宁太久,又辗转来到昆明。临行前,父亲瞒着家人,在黑市上用一根大黄鱼弄到一支勃朗宁手枪和五十发子弹,用三十发躲在自家地下室练枪。当时由重庆去昆明往往坐大卡车,不够安全,有枪护身总是好事。果不其然,他家坐的这辆车混进了两个强人,在半路上乡野之地,他们拿出军用刺刀,先勒令司机停车,再勒令其他乘客把白货和黄货全拿出来。白货是银子、银器和袁大头,黄货是金子和金器。车上顿时一片哭声。杜老师的父亲背靠驾驶室坐着,掏出早已上了膛的手枪,先朝天放了一枪,再点着那两个家伙说:“都滚下去!”那两个家伙赶紧下车,嘴里连说“倒霉”。车子继续前进,一路无事,到了昆明。这次总算安定下来了,继续做米面生意。国困民穷,生意也难做,幸亏有些家底,吃饭还是可以保障的。就这样熬过了八年抗战。抗战后,一家人准备回上海,可是在半路上父亲身染重病,只得滞留武汉。没想到,花了不少钱,把手枪也卖了,父亲的病仍然未见起色,終至撒手人寰。母亲只能做家务,没有别的本事,一家人就指望杜老师了。这时,杜老师已经快二十岁了,身为长子自然得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好在他有一技之长。他从小生活在吃穿不愁的殷实人家,所以有心情读点书,搞一点业余爱好。他父亲是戏迷,特爱听京剧,还能拉京胡。这对杜老师影响极大,他也爱上京剧了,在昆明还拜了一位资深票友学习拉京胡。经过三年苦修,居然能给当地名角名票拉琴,伴奏过《连环套》、《贵妃醉酒》等剧目。朋友们对他父亲说:“你们这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他父亲说:“儿子不能继承父业,有一技之长也好,将来吃饭不用我管了。不会做生意,就去戏班拉胡琴赚钱也好。”父亲死后,杜老师就滞留在武汉,也到外地搭班。解放后,他来到平水市搭班,成了第一把琴。他为人谦和,不计较别人的不周之处,又一心一意钻研技艺,所以他人缘非常好。他得了他父亲的真传,头脑精明,善于观察世情,不谈政治,每逢开会发言,他只是背诵报上的社论。他总说:“我就懂拉琴,别的不懂。对不懂的东西我能说什么呢?” 杜老师对我不错,像我师父那样对我有很高的期望。那会儿,三年灾害过去了,粮食还是定量,不过呢,能够吃到嘴的东西还是不少的。市场上的菜啊瓜果啊供应比较多,像藕哇芋头哇薯类、萝卜啊,特别受欢迎。饭和菜加在一起填饱肚子没问题。工资高的人可以到饭馆买不需要油票的荤菜吃,可以补充油水。有的人还可以找乡下朋友帮忙买油买肉。我爸爸交了一些城乡各部门的朋友,所以弄点吃的不成问题。他经常带我上饭馆吃香的喝辣的。这对我的身体好处很大,体力也因此增强,练功来得有劲,时间可以加长点,难度可以加大点。 杜老师爱给演员调嗓子。他说这对两方面都有好处。俗话说得好:三天不唱口生,三天不练手生。演员经常调嗓子,等于是上台前的热身,免得上台唱不好。琴师也练了手,演出时不会出错。他老给我调嗓子,经常吊《徐策跑城》里“湛湛青天不可欺”那一段高拨子。他不但给我调嗓子,还常常告诉我哪一个词儿跟哪一个音符不贴切,哪一个音符没唱准,要我重来。哎,跟我师父一样,抠得可严了。所以,我得经常停下来,反复唱某一段或者某一个字词。有时候一个上午就只唱一个唱段里的几句。师父提醒我,杜老师这样做,是帮我更快地走向成功。我心里也明白,所以不厌其烦,杜老师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甄记者,这些师兄弟都不赖,有他们帮衬,又有我师父傍我,有杜老师指点,我进步更快。我真是有福气!我爸爸和焦叔也这么说。 五 一九六二年三月份的一天,剧团布施仁书记召开全体会议,说是传达中央文件精神。那年头,一说是传达中央文件精神,所有的人都非常重视,特别是专门为传达中央文件精神而召开的会议,更是让人倍加关切。所以,那天开会,所有的演员都早早到齐,静静地坐着。我师父有打中觉的习惯,即使只眯个十分钟也行,可是那天他竟然连午觉也算了,才一点多钟就来到台底下等着开会。像我师父一样有午睡习惯的中老演员也是差不多的时候就来到会场。有的人相互交谈,猜测今天的会议会传达什么精神。后来,我问师父怎么连午觉也放弃了。他告诉我:那天上午,布施仁通知几位剧团领导下午开会传达中央文件精神的时候,表情非常严肃,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他很害怕,担心有什么事会发生,所以就早早地来到会场,免得被布施仁抓住什么把柄批评他。 我们学员也参加会议。我不知道会传达什么精神,我那些师兄弟们也不知道。我对会议传达什么精神并不在意。我当时十四岁,根本不懂人情世故,更不懂天下大势,所以我看到一些大人们在猜测会议内容,只觉得好笑,心里想:猜有什么用呢?白费脑筋。 三点钟,布施仁在讲了一些日常工作的话以后,就开始传达中央文件精神。他说:最近,党中央开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大会,参加会议的都是县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共有七千人左右。就在这个会议上,毛主席严厉批判了几种歪风邪气。一是黑暗风。这几年,我们国家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时遇到了困难,一些不赞成“三面红旗”的人,起劲地胡言乱语,说什么“大跃进是大跃退”,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农村一些地方竟然开始搞单干,企图破坏集体经济,走回头路,把我们的形势说成一片黑暗,这是刮“黑暗风”。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黑暗之劲,鼓单干之劲,鼓讲错误缺点之劲。这一段我们讲困难太多了,过分了,反革命、党内的坏人就露头了。五九年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持续大跃进”这个决策。现在有人在拼命刮黑暗风,彭德怀也闹起来了,竟然敢在全会召开前写了长达八万字的申诉信。他想推翻庐山会议的结论,反对“反右倾,鼓干劲,持续大跃进”的决策。他跟社会上的牛鬼蛇神配合得好紧密啊!同志们,上面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口号,就是提醒我们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布施仁还说:这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不是随便提出来的,上面要我们层层落实,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灌输给广大人民群众,以后我们都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分析所见所闻所思所行。 这些话讲完了,他话锋一转,说:刚才讲的是大道理,现在得讲点实际的,就是联系我们剧团的实际来说说。他这话刚一讲完,我发现台底下演员们中间就有轻微的骚动声,一些人立即紧张起来,有人坐端正了,有人伸出右手在脸上抹汗,有人刚才还在抽烟现在马上把烟头掐灭了。我那时说懂事也不懂事,说不懂事也懂那么一点事。不过,有一点我感觉到了,就是气氛刹那间让人感到压抑,会场上肃静极了。 本来,一九五九年党中央给一些右派分子摘了帽子,这些人感激涕零,周围的人也十分感谢党中央的政策,从而使得社会上紧张的气氛宽松了不少。大家心里都是挺高兴的。剧团里有三个右派分子,就是李松林、耿清宜、宋崇兰。他们一个是唱小花脸的,一个是唱武丑的,一个是唱小生的。布施仁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宣布:李松林、耿清宜、宋崇兰从今天起不再是右派分子了,他们三人重新回到革命队伍,现在是我们的革命同志!全体演员鼓掌,他们三位轮流站起来点头鞠躬,向党中央、向毛主席、向剧团领导表示深深的感谢,表示要永永远远跟着党走,绝不当革命事业的绊脚石。散会以后,好多人围上去跟他们握手,连连祝贺。他们三人跑到照相馆照了一张五寸大的照片,上面写了“新生”两个字。可是,没过几天,他们又都蔫儿了,垂头丧气的,样子挺可怜的。后来才知道,布施仁找他们谈了一次话,自那次谈话以后,他们就都蔫儿了。原来,布施仁警告他们:别以为摘了帽子就可以得意忘形了,今后更要好好改造自己,尾巴夹紧点,说话做事注意点,不然的话,帽子摘了还可以再戴上去。以后,他们三位果然谨慎多了,不再跟人说说笑笑,连玩笑也不开,终日低眉顺眼,别人跟他们说话他们都是点头哈腰的。别人看着他们的样子,心里挺别扭,索性尽量不跟他们说话,这样在剧团里几乎听不见他们的声音。剧团的老人感叹地说:“他们三个以前都是很活跃的人呐,他们在哪儿,哪儿就热闹。如今晚儿都变成这个样子了!特别是宋崇兰,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啦!”宋崇兰是小生,嗓子响亮,很冲,在剧团里是头牌小生。他五十年代初曾经上北京在亲戚家住过一段时间。他经常看北京的角儿们唱戏。他特别崇拜叶盛兰,把叶盛兰当成他的榜样,因此改名叫宋崇兰。他在团里经常讲叶盛兰的表演艺术。有人问过他:“你叫宋崇兰,是不是崇拜叶盛兰呐?”他承认是的,话语里满是得意的神情。他被划成右派之后,布施仁找他谈过一次话。布施仁说:“你知道吗?你那个偶像叶盛兰也是右派。”宋崇兰吃惊地看着他。布施仁又说:“他是右派,你也是右派,这是偶然的吗?”宋崇兰说:“我当时怎么会知道他是右派呢?我跟他根本就不认识。”布施仁笑了,说:“在北京演小生的又不是他一个,你为什么单单崇拜他呢?”宋崇兰说:“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我只是觉得他艺术上很了不起,愿意向他学习,以他为偶像。”布施仁继续笑着说:“看来,你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叶盛兰的做派能引起你的注意,说明你跟他臭味相投,你跟他是一类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所以你们都是右派。你要从中吸取教训呐。”宋崇兰在文革后跟不少人讲,他当时听完布施仁的话,简直是云里雾里,没法理解布施仁的高论,又不敢跟人说,只是在肚子里琢磨。可是琢磨了二三十年,还是理解不了。他不知道是自己的理论水平太低呢,还是布施仁的理论水平太高?听到这话的人都笑得不得了。 布施仁的理论水平怎么样,我下不了结论,可那天传达中央文件精神的大会上他是发了高论的。他提出我师父当年说过的一句话,就是“京剧姓京。”我师父说:“京剧姓京,就是说,京剧要有京味儿。京剧形成的地点就是北京嘛。京剧里的念白,京白就是说北京话嘛,起码得说普通话。”布施仁说:“老余,我有不同的意见,今天就在这里讲一讲,请你一定得参考。京剧是戏曲的一种,是反映生活的。什么阶级就有什么样的文艺。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文艺,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文艺,地主也有他们的文艺。京剧也是有阶级性的,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就是无产阶级的京剧,地主资产阶级掌握了京剧,京剧就成了地主资产阶级的京剧。现在,我们唱的是无产阶级的京剧,因此我们所说的京剧应该姓无,或者说姓马,就是马克思主义。你说的京剧姓京是没有阶级性的,哪个阶级都可以说,所以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李团长也说:“布书记是解放军南下干部,在部队里受过系统的革命教育,学马列主义比我们都学得好。这次学习中央文件以后,他告诉我,哦,是指点我,说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对事情、对人们口中的言论,都要进行阶级分析。我们高举三面红旗,帝国主义的报纸反对我们,苏联的赫鲁晓夫反对我们,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反对我们,形成了一个大合唱的局面。如果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会犯糊涂,分不清是非。可是,一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发现,原来他们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组成的反华大合唱。这么一来,我们心里就有数了:不是我们错了,而是这些反动势力惧怕我们坚持三面红旗,怕我们变得更加强大,怕我们变强大了把世界革命的旗帜举得更高,他们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同志们呐,我们一定要牢牢记住‘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话,对所见所闻所言所行都要进行阶级分析,免得犯错误。刚才,布书记对‘京剧姓京’这种说法的批评就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我们大家都要向布书记学习,要向他那样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京剧姓京’这种说法,表面上听起来没有错啊,但是只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提法没有阶级性,无产阶级可以用,地主资产阶级也可以用,马克思主义者可以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也可以用,所以这个提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因而是错误的。布书记的说法,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用,因此是完全正确的。最后再说几句:老余,刚才布书记批评你的那个说法,不是跟你过不去,是举个实例来说明在文艺界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其他同志不要误会,以为余副团长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没有出事,他是革命队伍里的好同志。” 后来听师娘讲,刚开始师父听到布施仁批评他的那个言论,确实吓坏了,一颗心砰砰直跳,以为又要搞什么运动了,要先拿他开刀;后来听李团长那么一说,情绪才安定下来。唉,那个年月,老百姓、包括一些没有掌大权的干部在内,都怕被领导点名批评,特别是那些有历史问题的人,成天紧张兮兮的,生怕哪一天大祸临头,把自己给处理了,还要连累家里人。甄小姐,你没经历那个年代,不知道也不容易明白那个年代的非理性一面。 自从布施仁传达中央文件、批评了“京剧姓京”这个说法以后,剧团里的气氛逐渐变得紧张起来。布施仁要求演员们对“四所”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可把演员们难住了。可怜这些演员,连“阶级”这个词儿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哪里还谈得上进行阶级分析哟!至于改造世界观更是摸不着北,因为他们连“世界观”是什么意思也不懂。別说他们不懂,问布施仁,布施仁自个儿也没弄清楚,因此他咕噜了半天,听的人谁也没听明白。不过,有一点大家是明白的,就是今后说话得多加注意,会有人进行阶级分析,分析话里面的政治问题,再一联系说话人的家庭出身、本人经历,组织上将怎么对待你就可想而知啦。 甄小姐,人长一张嘴,一是为了吃饭,一是为了说话,可是那会儿说话这么麻烦,让人怎么办呢?说话是为了彼此交流,人与人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成天在一个单位里,不相互交流是不可能的,交流就得说话,可现在说话这么麻烦, 让人感到活着真是难呐! 造成这种局面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有那么一种人,鼻子比狗的鼻子还要灵敏,能从一句话里挑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分析起来吓死人,使说话人目瞪口呆,无从辩解。他们能从一个鸡蛋里面挑出一块牛的肩胛骨来,你说可怕不可怕?可恨的是,那会儿这种人满天飞,遍地都是。如果分析问题的人手里有权,说话人只能乖乖等着挨批判,听候处理。我有个小学同学,叫曾凌峰。在读高中的时候,班上有一次评选模范,他说过这样的话:“看人要看主流,主流是好的,这个人就是好的。比方说,红旗在天上飘,难免沾染灰尘,但是红旗还是红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主流还是红的。”你说,他这些话有什么不对呢?可是他的班主任竟然发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他的班主任严肃指出:“红旗是共产党的象征,是伟大祖国的象征,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象征。你说红旗沾染灰尘,就是诬蔑我们党、诬蔑祖国、诬蔑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那位同学吓坏了,连忙表示自己不是这样想的。班主任说:“你不是这样想的,但阶级敌人是这样想的。你说出了阶级敌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你成了他们的传声筒!”班主任组织同学们开批判会,对他进行严厉的批判,又勒令他做检查,还说如果不深刻检讨,不痛哭流涕,就不可能真正解决思想上的问题。他实在想不通,不肯写。后来有朋友劝他写了算了,先过关再说。他只得写了检查,但心里万分别扭,非常苦恼,特别困惑又反感的是,认识错误为什么一定要痛哭流涕。你觉得很惊讶吧,那时候,那样的人那样地分析问题是普遍的现象,最极端的,是有人乐此不疲,洋洋得意。这让老实人非常痛苦。 在当时那种普遍存在的胡乱分析问题的氛围里,那些喜欢胡乱分析别人言论的人也往往被别人算计。还是谈我那位小学同学班主任的遭遇。你知道雷锋,可知道当年还有一个被称为雷锋式的好战士的,叫王杰的吗?报上极力宣传他,宣传的力度不比宣传雷锋的力度小。这个班主任说:“王杰是革命的,他每一个指甲都是革命的,进了棺材也是革命的。”他想以此表示自己对王杰的热爱。没想到,文革刚刚开始,他这句话被揭发出来,经过“严肃”的阶级分析,认为他这样说是侮辱了王杰,貌似热爱,实则戏弄。还有,他说他读毛主席的书读得很熟,能够倒背如流。没想到,这句话被人分析为“人家读毛主席的著作是顺着读,他呢是倒着读”,并且质问他:“你这是什么意思?想从毛主席的著作里读出反面意思来吗?你是什么居心?”他张口结舌,无法回答,顿时汗流满面。当时,这种涉及到诬蔑伟大领袖的问题够得上惊天大案!后来,他被大会小会批斗了几次,没办法过关。你看看,好玩吧? 社会生活是这样紧张,文艺界自然也安宁不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对一些传统戏加以评判了。《锁麟囊》这出戏你看过吗?哦,看过,那就说说这出戏吧。这出戏是程派的代表剧目,深受戏剧观众的欢迎。可是有人发现这出戏一极其严重的政治问题,就是宣扬阶级调和论。怎么回事呢?原来剧情中有这么一段情节:财主的女儿薛湘灵出嫁,路上迎亲队伍遇到暴雨,便躲在春秋亭里避雨。她听到同在亭内避雨的另一乘轿子里传来阵阵哭声,就派老家院去询问。老家院打听清楚后告诉薛湘灵,那家姓赵,也是嫁女,可是家道贫穷,迎亲的队伍很寒酸,那个出嫁的姑娘看到薛家如此豪华,越想越伤心,不由得痛哭起来。薛湘灵非常同情赵氏女,就把装满奇珍异宝的袋子——锁麟囊——赠送给赵女。批评这出戏的人认为,这段情节不真实,因为地主阶级的女儿不可能同情穷人,正如鲁迅说过的,贾府的焦大不会爱林妹妹的,所以这段情节宣扬了阶级调和,再联系当时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势特别是土地改革,问题就更大了。后来,《锁麟囊》这出戏停演了几年。一九六二年以后,被批判的传统戏越来越多,像非常走红的《李慧娘》,就因为有鬼的形象而被禁演。上海有个京剧团在武汉演出了武侠戏《火烧红莲寺》,湖北日报上发表文章批判这出戏,题目就是《〈火烧红莲寺〉不是好戏》。在党报上公开批判一出戏在当时可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于是上海这个剧团只得灰溜溜地打道回府。我们剧团原来准备请上海这个剧团给我们说说这出戏的,看到湖北日报上这篇批判文章,吓得赶快取消了这个安排,还庆幸自己没有来得及去找上海这个剧团说戏,从而避免了一次大麻烦。布施仁说,这是个教训,以后千万得注意。但是,注意也没用。武汉京剧团演了一出戏,叫《胭脂虎》。剧情是这样的:唐朝末年,妓女石中玉在会稽城开设一家“清吟小班”。驻守会稽城的节度使李景让,认为“国泰民安”,很久不升堂理事。他的一个部下叫王珩玉的外出嫖妓,与石中玉结成所谓“夫妻”,其实就是把妓女石中玉包养起来。这个时候,农民起义领袖庞勋进攻会稽城。李景让慌忙点兵,发现王珩玉宿娼未归,于是把王珩玉抓回来准备问斩。石中玉向李申辯娼妓制度的“合理性”,用来证明包养娼妓并无死罪。李景让一怒之下,要将他们两个人一起问斩。三军不服,扬言要夺帅印。在这个紧要关头,李景让的妈出面责骂儿子无理。石中玉为了感恩李母,只身前往庞勋那里,设计抓住庞勋,拯救了会稽城。批判的人认为,庞勋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在剧中却竟然成了山大王,还是丑角,而出卖色相的妓女却成了拯救老百姓的英雄,这是美化封建统治者、丑化劳动人民,是是非颠倒,是阶级立场问题!我们团演过这出戏,非常叫座,布施仁当年还赞不绝口,可如今见湖北日报在批判这出戏了,急得要命,找李团长问过,找我师父问过,还找扮演过石中玉的演员汪丽彩老师问过,当时是谁提出要演这出戏的。这明摆着想找替罪羊。他那点小心思别人一眼就看穿了,大家谁也不想出卖良心害人,就不约而同地说“想不起来了”。布施仁见此情形,也不便深究,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可是,汪老师被吓得半死。原来呀,汪老师家庭出身有问题。她生于1944年,是剧团的花旦演员,也算个角儿。她妈叫秦淑丽,她爸叫汪喜财。她的名字是她妈取的,将他们夫妻二人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合起来。汪喜财出生于江西赣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读中学时正逢北伐军到来,激于满腔热情,毅然参军。由于有一定的文化,被送到黄埔军校深造,毕业后在张辉瓒领导的军队中工作。在围剿红军时被俘。红军看他年轻有文化,便留他在红军工作。他答应了。在国军第五次围剿红军时,乘广昌战役红军失利,又投奔国军。抗战时期,他一直在重庆工作,后加入军统,在中美合作所担任后勤。解放战争后期,他见国军大势已去,遂利用工作之便贪了不少金条和袁大头带着老婆孩子回到老家。解放军占领上海以后,他知道以后难以混下去,就逃到广州。他跟老婆约定,在广州站住脚就来接她母女。哪知,解放军进军神速,占领了他的家乡,他吓得不敢回江西,军舰没坐上,却利用旧关系,先逃到香港,再搭乘海轮到了台湾。他深感愧对秦淑丽母女,一直未婚。秦淑丽也出生于江西赣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秦、汪两家是世交,常来常往。她跟汪喜财是发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长大后仰慕汪喜财年轻有为,遂由双方父母做主订下婚约,在汪喜财于黄埔军校毕业后成婚,婚后感情很好。因此,尽管汪喜财爽约,没有接走她们母女,她仍然不恨汪喜财。解放后,她把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政府交待清楚了。政府看她诚实,又有文化,就安排她在小学当老师,教自然、地理。她谨言慎行,勤奋工作,与女儿相依为命。汪丽彩打小就懂事,为了使妈妈减轻生活压力,七岁时就拜师学艺。师父见她嗓子响亮,就让她学青衣,兼学花旦,对她着力培养。师娘同情她们母女俩的遭遇,对她更是呵护有加,也经常指点。因此,她十三岁就能唱大戏,如《凤还巢》、《玉堂春》、《十三妹》等,师父给她取了艺名“十三妹”。一九五八年进我们剧团搭班儿。我师父欣赏她的才艺,就说服她们母女参加基本。参加基本就是正式成为剧团的演员。她妈也认为到处搭班不是长久之计,还是进正规剧团拿工资稳定,就满口应承下来。布施仁见秦淑丽有文化,长得漂亮,就想把她介绍给自己的战友,但被汪丽彩坚决拒绝。布施仁说她不肯嫁给革命军人就是等待国民党反攻大陆成功,好跟她的国军丈夫团圆,所以经常给汪丽彩小鞋穿,特别是在六二年以后,责令李团长和我师父少给汪丽彩派活,上演《白毛女》不让她去喜儿,只去普通群众演员,上演《刘胡兰》不让她去刘胡兰,却让她演带有彩旦色彩的反派人物金二家的,成心让她难堪,还经常在演员大会上批评汪丽彩哪句话说得不对,哪件事做得不好。汪丽彩常常在我师父家里哭诉,引得师娘跟着流泪。我师父只是一再劝她忍耐。听师娘说,师父找过布施仁,说汪丽彩是个角儿坯子,应该重用才是。布施仁极为严肃地批评我师父老是同情国民党军官的后代,不关心工农子弟,立场有问题,要我师父严格贯彻阶级路线。我师父自然说不过布施仁,也不敢多说什么,只能生闷气。 六二年以后,戏剧界又接二连三在批判所谓坏戏,像有鬼形象的《李慧娘》、赞美叛徒杨四郎的《四郎探母》、被批判为尽是打情骂俏的《梅珑镇》等一大批传统戏,这些戏就不能演了。有的戏虽然没有禁演,但批评的声音很强烈,像《红娘》这出戏就被批评说是描写公子跳墙、小姐偷人。这种形势让各地各剧种的剧团非常不好办,都不知道哪出戏该演还是不该演。当然有些传统戏还是没遇到阻力,像猴戏、岳飞戏、杨家将戏和一些武打戏还是可以正常演出的,遇到文明戏,像《林则徐》、《半把剪刀》这样的戏也可以照演不误。 在这种背景下,我师父对传授给我的《闹天宫》、《徐策跑城》抠得更狠,一招一式、一个眼神、一个亮相都严格要求,不许有一点儿闪失。 师父还教了我《林冲夜奔》。《夜奔》是一出非常吃功夫的戏,描写林冲受迫害后一个人夜晚独自逃奔水泊梁山落草的过程,人物的心理状态、环境的特点,都要由演员一个人载歌载舞表演完成,其中又有大段的唱腔和高难度的身段表演,是一出全面考察一个武生唱念做打翻跟头等各种技巧的功夫戏,对演员的要求很高。比方说演员舞剑,剑穗不能散乱,不然的话就会出丑。更要命的是,这是京剧老前辈杨小楼的拿手戏,不少观众有印象。你要是没演出杨小楼的水平,就算表演失败,那你在当地就待不下去了,同行还会笑话你,你还怎么混呐?所以就用“男怕《夜奔》”来比喻这出戏的难度,就是男演员最怕演出《夜奔》的意思。没有相当扎实的基本功底子和有丰富的舞台表演经验的演员是不敢在实际演出中轻易挑战这出戏的。 师父说:“现在又可以演传统戏了,只要不是有问题的戏都可以演。你会的这几出戏都没有问题,以后演出的机会多得很,所以你得好好钻研这几出戏,达到郭玉崑、陈鹤峰的水平。现在,整个戏的路子你已经熟得不能再熟了,以后就重点抓玩意儿,像耍大锤、耍鞭、舞剑、舞棍、跑圆场,都要抓好抓精。你演得越像郭玉崑、陈鹤峰,我就越放心,观众就越欢迎,领导也就越高兴。《夜奔》这出戏,应该学北京的李少春,可是上北京亲眼看李少春演出看来很难办到,你就按我的标准来吧。”以后,我就学《夜奔》。师父抠得很严,我学得很苦。 师父还忙着排练《走麦城》。这出戏是高盛麟的代表剧目,没有高超的唱功、做工和武功底子是演不好的。师父为了演好这出戏,着实下了好一番功夫。我在剧中出演马僮,以武汉京剧团的杨正义为楷模。杨正义出演马僮深受观众欢迎。 六 甄记者,唱戏是要练功的,没有过硬的功夫就没有过硬的表演质量,这个道理我已经跟你讲过。三年灾害以后,由于八字方针得到落实,经济状况越来越好,大家能够吃得比以前饱了,体力慢慢在恢复。我以为,演员们都会抓紧时间练功了,后来才知道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现实情况是演员很少练功了,有的人根本不练功,上台就靠那点老本鬼混。 你问怎么会是这样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练功是吃苦的事情。没有功夫要练出功夫,这要吃苦;练出功夫要保持功夫,同样得吃苦。当一辈子演员,就得练一辈子功,那就得吃一辈子苦。本来,剧团早就形成一个传统,就是演员们每天上午练功,有人为了能演上大戏成角儿,或者已经成角儿了要保持角儿的地位和荣誉,每天下午还要再练,设计新的动作设计新的玩意儿。在练功的过程当中,进步是一点点积累的,而且越到后来进步越慢,因此演员要有非常坚强的毅力和耐心。我师父跟我说过,在五十年代,他曾经多次有意在大清早走进汉口民众乐园看武汉京剧团的演员是不是在练功。他发现,每天早晨,江夏剧院的戏台上、外面空地上,演员们都在那里认真地练功,还经常看到演员的子弟们也在练。他感叹万分:难怪梅兰芳说武汉是中国京剧的三大码头之一哩,有这样的风气,想不成大码头也难呐!他经常在我们剧团大会上讲这些事,要求演员们个个每天练功,包括喊嗓子、调嗓子,尤其是青年演员一天也不能落。我就是听了师父的话才坚持每天练功的。在三年灾害期间我也没有完全停止练功。我爸爸动用家底给我弄好吃的,就是为了保持我的体力,为了让我有体力练功。不过,其他演员没有我这么好的条件,功就练不成了。这样一来,人就变懒了,加上练功本来就苦,三年灾害以后,剧团里练功的人就很少了。练功的人变少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剧团领导布施仁强调思想革命化,还一天比一天强调得厉害。他说,戏剧是要表现人物的,但是演员要是自己的思想都成问题,那怎么能表现戏剧中工农兵的光辉形象呢?所以,对演员来说,思想觉悟才是最重要的。又红又专嘛,红放在前面,说明什么?说明思想比专业更重要。希望大家不要忽视思想问题。你们演老戏演了几十年了,满脑子封建文化,新思想太少,这种状况非常不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今后,大家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世界观的改造上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努力成为新时代的知识分子,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舞台上塑造高大光辉的工农兵形象,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这些话,演员们,特别是中老演员听得是云里雾里,找不着北。像世界观哪,经济基础啊,这些词儿他们怎么听得明白?但他们有一点是明白的,就是要接受思想改造,至于怎么改造,那也简单,就是领导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领导要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领导要你怎么说你就怎么说,这就不会犯错误,而不犯错误就证明你的世界观改造好了。 由于这两个原因,你说,谁还去练功吃苦哇?这样,剧团里的风气也变了,有人练功,别人还会说讽刺话。戏曲团体几百年来形成的练功这个传统就被破坏了。我就动摇过。我师父知道我有这个心思,专门跟我谈过,说:“现在还在演传统戏,不练功怎么行呢?你曾经立下志愿,要把《闹天宫》演得像郭玉崑那样、把《徐策跑城》演得像陈鹤峰那样。你没忘记吧?现在,你演这两出戏超过我了吗?你连我的水平都还没达到,怎么就不肯努力了呢?”师父把我的情况迅速告诉了我爸爸。我爸爸一听说就火了,当天晚上完戏之后,他来到后台,一脸怒气,叫我跟他回家一趟。刚进家门,我看见我妈也是一脸的不高兴,坐在椅子上盯着我看,看得我心里直发颤。我妈说:“还没成角儿呢就准备打退堂鼓啦?你说,我该怎么说你好?”爸爸第一句话就是:“你刚进戏校的时候我怎么说来着,我说‘练功苦啊,你到时候可别做孬种,小心丢人现眼。’你还记得吧?”我看着爸爸那张满是怒气的脸,怯怯地点点头,小声说“记得”。我妈说:“算你还有点出息,还能记得呀,真不容易!”爸爸说:“你当时表态说,一定不怕吃苦。可是,你现在呢,连功也不想练了,是吧?瞧你那点出息!丢人现眼!”我看爸爸姆妈都这样对我,心里好难过,哭起来了。妈到底心软,搂着我的肩膀说:“以后好好练功,别怕吃苦。还是那句老古话说得好: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爸爸的语气也缓和下来,说:“男子汉应该顶天立地,说到做到,别碰到一点困难就打退堂鼓,那没出息。你师父要不是一辈子奋斗,那有今天的名声!你应该学学你师父,还要做得更好。告诉你,这句话可是你师父亲口跟我说的,你妈在旁边也听到了。” 我说,师父已经跟我谈过了,鼓励我坚持练功。我一直在练。只是现在有点麻烦。我爸问我有什么麻烦。我告诉爸爸,布施仁开会说了,演员最重要的是改造思想,要演员们以后多注意世界观的改造,所以现在演员们基本是不练功了。有人练功,布施仁还批评人家只抓跟头、不抓人头。我和几个师兄弟练功,有人反映到布施仁那儿去,布施仁找我们几个谈过话,要我们注意点,别走白专道路。我们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爸爸听了,说:“别听那个布施仁胡说八道!你知道吧,解放军部队里战士们天天操练,为什么?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你们当演员的,台下多练功,台上少出丑。不练功,怎么提高演出质量啊!”妈说:“你光这么说,尚泰也不好办呐。你有什么具体办法没有?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爸爸想了一会儿,说:“主意倒是有——这样吧,我从明天起,把咱们家后面的空地利用起来。我先弄点儿砖头和水泥,围一个院墙,再买一块小台毯,你跟你的那些师兄弟们到咱们家来练。剧团里不会有人反映上去吧?” 我觉得这样满好,就怂恿爸爸赶快办。爸爸找到焦叔,说他人脉广,路子宽,请他帮忙。焦叔听说是为了我便于练功,表示没有问题,包在他身上了。果然,焦叔凭借他外出采访结交的朋友,弄了几吨水泥,弄了几板车砖头,请人把院墙做了起来,又把场地用水泥做了。爸爸还买了一块一米二宽、三米长的小台毯,供我和师兄弟们使用。有了可以练功的场地,我和师兄弟们每天下午去练功。 剧团都有这样一种生活习惯,就是上午练功,下午休息,晚上演出。这个习惯是几百年来形成的,习惯成了自然。每天就是这么过的。三年灾害以后,布施仁强调思想革命化,每天上午组织演员们学习文件,或者读报上的重要文章,连关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的评论员文章也拿来读,说是学了评论员文章能更好地演出《南方来信》和《阮八姐》。学习完文件,照例是分组讨论,人人必须发言,有人做纪录。布施仁经常到各个小组旁听,还参加讨论。这种讨论往往用两到三个钟头,讨论结束,差不多就十一二点了,布施仁再做一个总结发言,学习文件就结束了,各人回家吃饭,这个上午就过去了。那时候,我最纳闷的是,他布施仁那来那么多说的,还一套套的哩;而且每天说,怎么就说不完呢?有一段时间,我暗中研究过他,注意他的生活起居,特别注意他在看什么书。我发现,他经常看《毛泽东选集》四卷,再就是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上级下发的学习资料。我当时想,难怪他有那么多话说呢,赶情是看了那么多文件呐! 我和师兄弟经常去我家练功的事不知道被谁反映到布施仁那儿去了。布施仁找我们哥儿几个谈话。我以为他要批评我们哩,没想到他肯定我们练功是应该的,还说飞行员不熟练掌握飞行技术,怎么把飞机开到天上去呢?勉强开到天上去了很可能会出事儿,栽下来机毁人亡。听了这些话,我突突乱跳的心很快平稳了,一时之间,觉得他满亲切的。可是,他马上又说:“你们是新时代的青少年,长在红旗下,喝着蜜糖水,一定要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剧团是个大染缸,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浓厚,只有牢固地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抵制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你们应该多多学习革命书籍,多看革命回忆录、劳动人民的家史,了解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这对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大有好处。这是你们最应该注意的事情,别的都不重要。” 听了布施仁的一番高论,我全糊涂了:一边是师父、爸爸和焦叔说的,必须坚持练功,不练功怎么成为观众欢迎的演员呢?另一边是剧团的书记、解放军南下的干部说的,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上,成为新时代的演员。我到底应该听谁的?谁说的更有理?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想,开会的时候想,学习文件讨论的时候想,晚饭后外出散步的时候也想,站在窗前想,站在江边也想,无论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我不敢跟爸爸说我的困惑,只跟妈说了。没想到,妈比我更不明白,也不知道应该听谁的。姆妈跟爸爸说了,爸爸也搞不清楚谁更有理,就说去问问老焦。爸爸带我一起去焦叔家,向他请教。 焦叔听了爸爸的话,笑了好半天,才平静下来,说:“尚泰,你这样困惑,就是因为没有正确处理好红与专的关系。红与专都重要,缺一个都不行。强调一个贬低一个都不行。你说,那些劳动模范可以说他们思想好吧,已经红了吧,可是他们能演出《闹天宫》吗?绝对演不出来,因为他们没有唱戏的专业技能。做事还得靠专业技能。我是记者,就得会采访、会写文章。你是演员,就得会各种演员必备的技能。没有专业技能,思想再好能干什么呢?看革命回忆录、看劳动人民的家史,可以解决思想方面的问题;可是唱《闹天宫》唱《徐策跑城》还得靠专业技能。所以,你千万不要把练的功夫丢了。” 听了焦叔的话,我豁然开朗,明白了一点,就是布施仁强调的是改造世界观的方面,可是没有功夫,怎么唱《闹天宫》唱《徐策跑城》呢?难道说世界观改造好了,就什么都能做?不可能。解放军叔叔都能唱《闹天宫》吗?劳动模范都能唱《徐策跑城》吗?他们不具备专业技能怎么上得了台呢?看来,练功还是要坚持下去的。 当晚,我把爸爸和我找焦叔谈话的经过跟师父说了。师父很开心,夸我懂事了,将来肯定有前途,鼓励我继续练功,特别是练出手,要小昆配合我练。 遗憾的是,人各有志。有的师兄弟动摇了,不怎么到我家去练功了,只有小昆一直没有离开我。我们俩有时候在剧团的大舞台上练出手,他把枪投过来,我把枪踢回去,一练就是一两个钟头。也有时候其他师兄弟手痒痒了,忍不住围上来一起练,这让我特别高兴。我还经常去师父家练耍鞭、耍大锤,师父当面指点,要我把面部表情也表演出来,配合着练。过了一段时间,师娘说:“嗯,不错,跟你师父一模一样了。” 我还练郭玉崑的拿手技艺——宝剑入鞘。那真是难呐!看郭玉崑表演起来好像满轻松的,怎么到了我这儿就这么麻烦呢!先是右手四指弹出宝剑就非常麻烦。郭玉崑把剑弹出来是剑柄在上,剑身在下,可我倒好,是剑身在上剑柄在下。为了达到郭玉崑那个标准,我练了几个月,练得我呀心烦意乱头发昏,恨不得把宝剑撂在地上再踩它几脚出口怨气。师父笑着说:“你练不出来,怪宝剑干什么?宝剑又跟你没仇,干吗跟你拧着来呢?你总结一下经验教训,看问题出在哪儿,以后改进。不要老是生闷气。生闷气能解决什么问题呢?生闷气说明你无能,没用。”这最后一句话大大刺激了我,我无能?我没用?我再也不生闷气了,只静下心来练,慢慢的,剑飞起来之后,剑身朝下、剑柄在上了。我好兴奋呐!我再试着用剑鞘去接,让剑身平稳地插入剑鞘。没想到,就这点本事也练了一两个月才掌握了。有一天,我练宝剑入鞘,连着几次,剑身平稳地插入剑鞘,我兴奋得流下了眼泪。我马上跑到师父家,表演给师父看,表演了三次。表演第一次,师父是躺在床上看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表演第二次,师父是坐起来看的,笑得很开心;表演第三次,师父是站在旁边看的。等我一表演完,他一下子把我紧紧地抱在怀里,说:“好哇,有出息,我还没练出来,你已经练成了,超过师父了!”小昆也拉着我的手说:“师兄,你真棒!” 师父找了剧团领导,反映了我的情况,建议推出猴戏《十八罗汉斗悟空》,让我把宝剑入鞘的本事亮出来。主管业务的李团长挺高兴,说道:“哦嚯,我们剧团也有人能够表演郭玉崑的宝剑入鞘啦!奇迹,奇迹!这样吧,你跟尚泰说说,为了台上不失手,还得多练练,练到万无一失的程度,我们就上《十八罗汉斗悟空》,让平水市的观众也大饱眼福。” 师父跟我传达了李团长的意思,觉得李团长确实谨慎,叫我继续练,练到万无一失的程度。我表示听李团长的话,一定要把宝剑入鞘练到万无一失的程度,绝不给剧团丢脸。 晚上散戏后,师父跟我一起到我家去了,跟我父亲讲了我能够宝剑入鞘的事情。爸爸登时眉开眼笑,夸我有本事。他马上拿出从来舍不得喝的正宗茅台酒,跟师父各饮了一杯。师父说:“尚泰行啊,超过我啦!”爸爸马上说道:“他超过您?那还早哇。就这一招怎么能算数呢?您别这么夸他,当心这小子飘起来了。他永远是您的徒弟!” 师父走后,爸爸严肃地盯了我一会儿,严厉地说:“小子,你得跟我记住喽,永远不许在师父师娘面前装大,你得记住你是他余盛昆的徒弟,他爱人是你的师娘,他的儿女是你的师弟师妹,这一点你得给我记住喽!要是听说你敢在师父师娘面前装大,我他妈揍你!”爸爸从来没有这样盯着我说话,盯得我的心狂跳不已,我不由得连连点头。我妈在旁边也说:“你有今天的成绩是因为你师父给你打了基础。没有你师父给你垫底,你哪能有今天的成绩?”爸爸还说:“人得感谢师恩。你师父教了你一辈子吃饭的本事,你将来有出息了,就是养活师父师娘、给他们养老送终也是应该的。知道吗?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你太爷爷能够到宫里找个好差事,李莲英是帮了大忙的,他一直喊李莲英爷爷。后来,慈禧老佛爷死了,李莲英没了靠山,一些人就欺负他。可是,你太爷爷听你高祖父的话,一直对李莲英有感恩之心,还是喊李莲英爷爷。其实,他李莲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了讨好慈禧太后,竟然敢于给光绪皇帝吃馊饭!可是你太爷爷认为,李莲英对有些人是不好,可对自己是有恩的,一码归一码,所以有些人可以恨他,自个儿不能恨他。同时,李莲英对那些跟自己同时进宫的老伙伴还是相当照顾的。这说明李莲英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坏蛋,他多少还有那么一点儿良心。你师父比李莲英可强多了,没有欺负过剧团的同事,你对你师父得更好才是。我的话,你记住了没有?”我说:“您放心吧,在任何时候我也不会做伤害师父师娘和师弟妹的事情。”姆妈在旁边说:“老孟,我们的儿子天生仁厚,不会忘恩负义的。他不是那样的人!” 剧团里有一些人对我说:“你现在比你师父强啦!将来剧团的文武老生第一块牌就归你啦!”每次我都回答他们:“我的本事都是师父教的,我取得的成绩都是师父给我打的基础。今后,我还要跟师父学习,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听小昆说,师娘听说我是这样讲的,感动得直抹眼泪。 尊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从万圣至尊的皇帝到市井的贩夫走卒,都把尊敬师父当作人生最大的美德之一。这在江湖中特别讲究。戏班处于江湖之中,一直讲究尊师,不但敬重师父,还敬重师娘,爱护师父的子女,跟师父的子女就像亲生的兄弟姊妹一样。爸爸经常跟我讲这个道理,有时候语气缓和点,有时候脸上的表情严厉得很,让我看得心里发憷。不过,尊重师父、师娘,爱护师弟师妹的观念算是牢牢地保留在心里了。 此后,我练功的劲头越来越大了,一心一意想演出《十八罗汉斗悟空》。师父说:“你能演出《闹天宫》,证明你上了一个台阶,以后把《十八罗汉斗悟空》也拿下了,证明你又上了一个台阶。好好干吧。我准备再上演《走麦城》,完全照高盛麟的路子来。你演出《十八罗汉斗悟空》,我去如来佛;我演出《走麦城》,你去马僮,像武汉京剧团的杨正义那样。你现在得多练练跟头,要练到像杨正义那样漂。” 甄小姐,这个“漂”的读音就是“漂亮”的“漂”。舞台上翻跟头跟武术界的不一样,武术界的各种动作和技能立足于一个“打”字,就是格斗,就是要把对手打败。戏剧舞台上的武术动作讲究一个“美”字,要好看,就是艺术上的美。翻跟头的美体现在一个“漂”字上,就是说,演员翻跟头要让观众觉得你翻得很轻松,落地时不是砸得台板响。练到这一步,难呐!他杨正义就办到了。真不容易!戏曲中常常有用跟头表现故事情节的场面,像《雁荡山》里面,为了表现将士们攻进城池这个情节,就是由武生演员翻跟头越过城墙布景的场面来表现的;现代戏《飞夺泸定桥》里面,由武生演员翻跟头表现红军战士飞夺泸定桥的场面。戏曲里还有用双方士兵翻跟头来表现两军混战的场面,好多武打戏里都有。你看过《龙江颂》吧?看过,那就好跟你说明了。那出戏里有《抢险合龙》一段,就是通过演员们翻跟头来表现战士跟社员们在江水里扑腾抢救大坝的场面。这些跟头要翻得好看,用艺术的方法表现现实生活。要是电影故事片就不能这样表现,但在舞台上就可以,因为戏曲和电影是不同的艺术形式,各有各的规则,电影讲究“实”,就是接近现实生活,而戏曲讲究“艺术美”,就是要好看。 听了师父的话,我卯足了劲练跟头,练了一段时间,跟头能够翻得高了,落地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了。师父看了,说:“不错。还要继续努力。人家杨正义可是练了二三十年呐,你才练了多长时间?将来,你到武汉京剧团去翻几个给他们看看,要是杨正义点头了就算你成功了。” 未完待续……2022-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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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唐志祥:立冬之日的祝福立冬之日的祝福 /唐志祥 没有金秋秀丽的叠翠风光,但有风花雪月莅临的寒山松柏,没有风和日丽的蔚蓝天空,但有风刀霜剑的茫茫烟霞,没有闲庭信步的自由王国,但有酌酒清茗的茅屋陋室。没有八荒六合的快乐岀游,但有银装素裹的精灵雪蝶。没有红叶秀染的殷红山景,但有月色朦胧的温馨夜晚。在寒烟里踏雪,在深冬里赏梅,在笔尖里寻悦,在温饱中度日,何乐而不为? 预测,今冬里我们依然有快乐的惬意,有舒心的情愫,因为有紫阳的普照,有月色的倾泻,有点亮的星光,有闪烁的霓虹,有多情的北风,有冻冷的空气,有向往的苍生,有自慰的心态,何由而不悦? 祝你我在游牧的冬季里度过愉快的时光! 2022年10月7日晨 作者简介: 唐志祥(与共和国同成长)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散文诗作协,中国现代文学作协,中国乡村作协,中国作家网,中国西部散文学会,中国散文家,山东省散文学会,四川省散文诗学会,南国作家协会,酒泉市作协等会员。被授予“中国当代实力派优秀作家”、“2020最美作家”荣誉称号。2022-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