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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长江文艺出版社）写了四个素不相识的人，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不一个县，不一个市，也不一个省，更不是一个阶层；但他们之间，却发生了极为可笑和生死攸关的联系。　　刘震云说：“故事像大海一样，看起来波澜不惊，但下面的涡流和潜流是我以前小说里面所不那么重点呈现的，呈现的效果是藏在幽默背后的另一重幽默，这就比以前的小说更幽默。”新作中，刘震云用老辣之笔剖析了“吃瓜时代”的本质：吃瓜群众并不在场，却又无处不在；你无事时他们沉默；你出事时，他们可以在瞬间掀起狂欢的波澜，也许还会决定你的命运。　　法国出版人评价，刘震云胜任用简约的方式描写最复杂的事物。德语翻译家对刘震云的评价是：刘震云用幽默之道，抵达了荒诞性的内核。　　“我的写作刚刚开始。这话不是虚伪，仅仅是对于写作，我刚刚咂摸出一些新的滋味。”刘震云对自己的新作充满自信。在他看来，单把故事写得好还称不上好作家，把事物背后的联系写出来才叫好作家，《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做到了。　　中华读书报：关于《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一些人认为幽默，我却觉得荒诞悲凉。　　刘震云：这部小说和我以前的小说不同。以前的小说主角是一个，《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不同。　　“吃瓜”群众是谁？就是读这本书的人，围观的人有不同的心情。就像有人跳楼时那些在下面围观的群众，有人喊快点往下跳，也有人捂着眼觉得太可怜。笑不起来的是思考深刻的人，看到了荒诞背后的惨不忍睹。　　中华读书报：小说以《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命名，其实“吃瓜群众”并没有出场。　　刘震云：“吃瓜”是网络用语。“吃瓜”怎么跟围观和看热闹联系在一起，一开始我也不是特别明白，最后揣度了一下，大概是吃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从网络上看到一个笑话：发生了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儿，大家去采访事情发生地不大远的一个大爷，大爷说我根本没看见，我在吃瓜。所以“吃瓜”也定义为不明真相的群众。　　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吃瓜”人，是“被吃瓜”，我肯定也是“吃瓜”群众的一员。戏剧在舞台上已经没落了，但是惊心动魄的大戏在生活中每天都不缺乏，走在大街上俯拾皆是，每天网络、报纸特别是微博和微信朋友圈里这样有趣的事太多了，我看到这些事也确实有一些乐不可支。在古代最著名的“吃瓜”语言是“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过去我书中的人物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像《一地鸡毛》，只要把身边几个人的关系处理好，这个世界就太平了；《温故1942》写的是灾民跟国民政府、跟美国人、跟中国新闻界和《时代周刊》的关系；《一句顶一万句》写的是杨百顺与牛爱国和身边亲人的关系；《我不是潘金莲》写的是潘金莲和她遇到的各级官员的关系，但是《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不是这样。朴实的农村姑娘牛小丽、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素不相识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穿越了大半个中国突然给打着了。这次写的是这几个人关系的空白，空白背后藏着极大的道理。空白为什么能称为空白，因为充满了“吃瓜”的群众。　　中华读书报：故事荒诞，细节却紧实严密，逻辑丝丝入扣。您如何处理荒诞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刘震云：荒诞肯定产生于现实，他们会经常问我，说你的作品非常幽默。我说其实我的作品并不幽默，我这个人也特别不幽默。大家如果读我的书，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特别质朴，并没有要说俏皮话，我也讨厌在生活中油嘴滑舌的人。用质朴的语言叙述一件事情，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是事情背后的道理，这个道理可能会非常微妙，非常荒诞，又非常幽默。　　中华读书报：牛小丽化名宋彩霞，与12名官员有染，12桩公案连环爆炸，官员落马，宋彩霞成了网络红人。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前几年网络流传的赵红霞。　　刘震云：是不是与赵红霞有关、牵出多少贪官不重要，故事本身是有意思的，生活提供了一种幽默和荒诞。如果在生活中根本没有发生过，作者瞎编的话，一定会失去真实性，读者读起来也不认同。所有在一定意义上要感谢赵红霞。有生活的小引道的，小说里从艺术上再映照，就形成小说和生活映照的幽默，同时需读者参与。读的时候，会有一点心心相印的感觉。　　中华读书报：余华《第七天》被诟病最多的是“新闻串烧”。您也关注了现实生活的矛盾和热点，但是处理得非常巧妙、智慧。　　刘震云：无所谓处理巧妙和智慧。生活中发生的事是细节，不能夸大细节的能力和作用，不用利用。如果利用，读者马上就知道了。生活中的真实放到细节的范围内，不能往上扩大。如果扩大到整体结构上来，撑不住。《温故1942》中有很多细节完全是从生活中来，《民国日报》的细节、美国国务院的资料、国民政府的资料原封不动地用了，没人说是“新闻串烧”。当然我会有灾民的角度，有国民政府的角度，有英国人的角度，有新闻的角度，有中国的角度，有《时代周刊》战地记者白修德的角度，不同的角度用的全是生活中的细节，运用到小说里，就跟吃饺子加点醋一样，不能让它起到真正的主干和主体作用。怎么放得恰当，这是需要考虑的。　　中华读书报：小说语句简洁，却是连环套式的，读得酣畅，写作中，是不是您也沉浸在言说的快感中？　　刘震云：我和语言的关系只一点，是特别质朴的关系，不是耍小聪明的关系。不拿朴实和简洁炫技。相比而言繁复的语言是容易的，三个不同的形容词指向不同的含义，显得特别丰富华丽。　　语言有时候可能就是生活态度：质朴为好。我是什么就是什么，一点儿不夸大，不加任何调料。因为语言特别质朴，映照出背后的道理就更深刻。日本书评家丰崎由美说，刘震云说出了中国老百姓的肺腑之言。还有评论说，刘震云在用质朴的语言，来搭建奇妙的艺术结构。我的作品未必达到这样的水准，但起码是我努力的方向。　　中华读书报：让我特别佩服的是，对于生活中的大量新鲜的现实矛盾，您没有回避，提供了密集的信息和深度的思考，带来特别有力量的冲击。从《我不是潘金莲》到“吃瓜群众”，在处理敏感的社会话题上，您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吧？　　刘震云：不需要经验。敏感的话题是一个社会层面，但是到文学里，不存在敏感不敏感，就是一个人物。要这么说，《一地鸡毛》小林也敏感，一盘豆腐把八国首脑会议否了——这是小林的认识，是此情此景的认识。《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李安邦、马忠诚，也是此时此地的心情，这个人物不可能揭露自己。我写东西从来尊重笔下的人物，所以他不揭露自己，我也不会出来揭露或批判什么。如果是批判或揭露，不如当记者。毒奶粉事件，烟花爆竹事件，记者可以卧底，可以写出揭露黑幕的报道。小说是写人，写人性的复杂性，包括灵魂的复杂性，写的不是社会层面的黑暗。　　小说就是小说。小说不需要除暴安良匡扶正义，小说写出来以后大家愿意读，读出生活中也许体会到但说不出来的滋味，咂摸出来一些，会心一笑，第二天还能再思考。这是我的初衷。有时候我在街上碰到不认识的人上来打招呼，说刘老师我特别喜欢你的小说。他通过李雪莲通过牛小丽认识我，我能发现这些人跟我说话的时候，特别真诚，特别温暖，这和粉丝见了演员不一样。　　中华读书报：《我不是潘金莲》中由李雪莲牵扯出王公道、董宪法、荀正义、史为民、蔡富邦等官员；《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也有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局长杨开拓，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人名一派正气，和人物、故事形成极大的反讽。　　刘震云：对人物命名是创作特别重要的部分。名字和人的阶层甚至和家族有关，包括爷爷是不是识字。也和地域和风俗习惯甚至和饮食有关，也有的是为了更好地活下来。小说中的人物姓名，最重要的是作者不能创造。人物姓名这个细节要和生活相符才能真实。　　中华读书报：小说中也有很多温暖的细节，比如牛小丽被抓走之前，交待丈夫把经营饭店的九万块钱给哥哥和侄女；老辛老婆带着儿子跑了之后，他还惦记着并非亲生儿子的小猴；李安邦调到另一个省当省长，临走时到山区告别，是因为惦记着山区姑娘宋彩霞；李安邦遇到难事，和赵平凡之间的肝胆相照……您怎么看小说中那些温暖的细节？小说中涉及的反腐，和另外一些反腐题材的小说有何不同？　　刘震云：这也是一个艺术结构。贪官犯罪了应该进监狱，但是到文学作品中就是一个人物。而且在生活中贪官也都不是面目狰狞，有时候反倒是谦谦君子，温良恭俭让，贪腐的过程绝对不是痛苦的。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对他来说非常的愉快，贪官之间的关系也不都是过河拆桥和落井下石，有时候还是肝胆相照和生死相托。现实判断一个事物的性质是不是犯法，而文学触及的是人性和人的灵魂。你写的是事还是人，这是最大的区别；你写人的表面还是人物内心，还是人和人之间内在的关系，这是考量作家最重要的方面。　　中华读书报：《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那时候您是新写实的扛旗手，到了《故乡面和花朵》《故乡相处流传》有一些文体的转变，到《一句顶一万句》又回到对笔下人物的精神状态的奇妙洞察和叙述。您能谈谈自己的写作上的变化吗？　　刘震云：一个作者如果不变化，不就麻烦了吗？变化是作家成长的足迹，代表他对写作对生活的认识，以及和本人之间的关系，不断能咂摸出写作的新的滋味才接着创作。如果写了《一地鸡毛》再写《一地鸭毛》或者《一地鹅毛》，写作就变成了复制。复制是饭店可取的经营方式。对作家来说是通往死亡的道路。写完《我不是潘金莲》下次再写个《我不是武大郎》或者《我不是武松》，如果这么写下去，读者早把我抛弃了，我也把我自己抛弃了，不断写出新滋味是写作的乐趣。写作最困难是结构的层面。这是我不断想写、能写出不同的作品的原因。　　中华读书报：您所说的“新的滋味”是指什么？　　刘震云：是文学，是生活，是作者，这三者结构中不断有新的体会。三个方面中只要有一个方面有新体会，会和另外两个方面发生化学反应，这是推动作家前进的因素。

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 ——文学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座谈会发言摘登　　日前，由中国作协主办的首都文学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座谈会在京举行。王纪国摄/光明图片　　编者按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文学界引起热烈反响。连日来，“首都文学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座谈会”“中国作协专门委员会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座谈会”“儿童文学界庆祝学习党的十九大座谈会”“首都少数民族文学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座谈会”等相继召开，来自不同创作领域、不同创作门类的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家一致认为，中国作家和广大文学工作者在新时代应自觉担当新使命，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此摘登部分发言，以飨读者。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学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文化建设、文艺工作取得的成就以及文艺的地位和作用作了重要论述。党的十九大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道写入党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激励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伟大进程中，必将不断产生更多生动的故事、更多新时代的英雄，凝聚起更多崇高的精神，呈现更多斑斓的动人景观。身处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的中国作家是幸运的，更要承担起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文学在重要的历史时刻必须在场，作家在时代的伟大变革中不能失声。要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特别需要我们以更高的历史站位，提高认识生活的能力、把握时代脉搏的能力。这就需要我们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精髓和深刻内涵，并作为理解生活、把握时代的指导思想。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从改革开放的宏伟实践中，从祖国和人民的迅猛前进中获得力量、拓展视野，更加自信从容，推出更多积极反映党和国家砥砺奋进、极不平凡的史诗般的变化的优秀作品，展示人民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精神风貌和动人故事，用敏锐、丰富、饱满的笔触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生动描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认识和理解生活需要高度，深入生活需要深度。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真正从内心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视作创作精品力作的必由之路。当代作家应该始终坚持向人民学习，汲取源自人民、源于生活的养分，创作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要。　　新时代、新征程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和文学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更加宽广的舞台和繁荣昌盛的前景。我们要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学，努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新局面。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坚守文学理想，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前进，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不断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要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的艺术操守，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以真正优秀之文学为读者提供更淳厚的精神滋养，让更多中国人从文学中获得更饱满的文化自信、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向上的力量。　　（铁凝，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少数民族文学界要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正确方向，推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团结奋斗；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离不开文学的凝聚与滋养。广大少数民族作家担负着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重要责任。在各族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征程中，我们要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把满足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作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为民族地区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艺术地反映社会主义制度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一致性，把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作为文学创作的价值追求；不断发掘和表现少数民族新的生活、新的人物、新的故事，抒写脱贫攻坚、生态保护、边疆开发中各族人民可歌可泣的事迹，做少数民族地区繁荣发展进程的见证者、记录者和推动者。　　置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今天的文学事业面临大发展、大繁荣的丰厚基础和迫切需要，广大少数民族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文学工作的历史使命，必将创作出更多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凝聚起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吉狄马加，系中国作协副主席）打造文艺精品满足美好生活需要　　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的同时，还要结合实际进一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在中国文联十次、中国作协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两个重要讲话，明确职责，担负起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任。　　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文艺问题的两个讲话，把文艺繁荣发展放到我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中来审视，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中来审视，放到繁荣发展社会主义面临的新时代要求、新的实践经验、新的矛盾和问题中来审视，内容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文艺工作实践具有鲜明和具体的指导作用；这两个讲话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角度，阐述了文艺与文化自信、民族复兴、传统文化、中国精神、时代脉动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特别重视的作家论、创作论、作品论、价值论、批评论以及党如何领导文艺等重要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就文艺界而言，核心是打造文艺精品。文艺精品，是能广泛地建筑于社会，长期地传承于社会，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影响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作品。　　党的十八大以来，影视界的生态有了很大改善。《湘江之战》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战狼2》等现实军旅题材作品、《鸡毛飞上天》《青恋》等改革题材作品、《情满四合院》等民生题材作品等都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上发挥了引领作用。要看到我国影视创作每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从数量上说已成为世界影视大国，但亟待提高精品率、良品率。文艺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表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直言的三个“存在”：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就像过度消费必然造成道德缺失一样，过度娱乐必然造成文化的缺失。　　当下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不能忽略一个因时而兴、乘势而变的时代主题——书写中国梦、一个树立文化自信的发展节点——由“高原”向“高峰”攀登。这两个新语境越被广泛认可，文艺发展就越加健康。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立志于“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文艺一定能不负时代和人民所望。　　（范咏戈，系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军事文学肩负新的光荣与梦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文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两次重要讲话，给予新时代中国文艺发展以高度定位，同时，也构建了新的格局，营造了新的气象。　　五年来，军队作家砥砺前行，持续发力。仅以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为例，军队作家共有五部作品入选，充分展示了讲好中国故事、讲好英雄故事的能力和气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军事文学正能量。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进入新时代，军事文学机遇和挑战并存，光荣与梦想同在。我们要迅速判明新的战斗定位，建立新的文艺坐标，迈出新的步伐。　　一是向高处看齐。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要求，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必须树立经典意识和精品意识，必须从传统的文化中吸收有益的营养，必须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的学习态度。　　二是向广度拓展。军队作家要放眼世界，关注环球，将国际性问题纳入我们的创作视野，使我们的作品携带更多的国际关注和人类关怀，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美丽地球的守护者。　　三是向深处开发。当前，我军正在进行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对于军人的情感、生活状态、价值取向等等，势必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世界军事格局，探讨未来战争模式，把握新型战争中人的情感命运、行为方式、心理结构，将是军队作家必须尽快补上的一课。　　（徐贵祥，系中国作协军事文学委员会主任）儿童文学迈上新征程　　聆听了十九大报告，我感受最深的，是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对于儿童文学作家来说，初心也是童心，孩子也是人民，就是人民之初。保持一颗鲜活的童心，深入生活，贴近生活，去了解理解今天的孩子，去体味他们的喜怒哀乐，写出他们喜闻乐见的作品，坚守与提升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学品格，从童书出版大国，迈向儿童文学的强国，这是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在新时代的光荣责任与历史使命。　　在新的时代，我们面临着新的课题。　　首先，是“文学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发出了“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伟大号召。作为儿童文学作家，坚定儿童文学的“文学自信”，至关重要。今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自信，儿童文学作家是一个需要特殊才情的光荣称号。儿童文学作家的前缀不是地位高下的标识，而是责任与担当的彰显。儿童文学不是可有可无的支流，而是本身就在文学大河的奔流之中。　　其次，是“创新自信”。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作家，应该有创新自信，应该敢于创新，敢于标新立异，敢于追求鲜明独特的个性。要创新，就要沉下心来，加强学习。除了学习中外经典作品，以及最新的社科人文成果，我觉得，作家之间的相互学习与切磋也是很重要的。具有生命力的创新，一定是海纳百川，采蜜百家之后的选择与放弃。创新自信要的是在百花齐放的原野上，敢于善于开出属于自己的独特与美丽。　　再次，是“引领自信”。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儿童文学任重道远。面对蓬勃兴起的阅读大潮，面对方兴未艾的纷繁的各种推荐书单，我们要有一种“引领自信”。我们要告诉孩子们，家长们、老师们，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有独特的美学标准的。我们不能让孩子们被那些带有功利色彩的花花绿绿的推荐书单所引领。我们要敢于承担为下一代打好真善美的精神底色的历史责任。　　新的时代，新的征程，新的课题。有了文学自信、创新自信、引领自信，中国的儿童文学就会更好地为人民为孩子奉献精品，就会以更加广阔的视野与胸襟，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董宏猷，系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把握新时代的历史机遇　　我刚参加中国作协代表团访问秘鲁、智利归来，与同行的作家一起，在这两个国家多所大学的孔子学院发表演讲，受到了当地人民热烈的欢迎。我深知，他们关注的焦点，不在于我个人，而在于我所处的这个国家，在于我们国家正在经历的深刻变革和已经展现出来的光明前景。我感受到文学背后的国家力量。　　远在异乡，我们仍关注着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巨大的鼓舞。　　我相信当下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为置身这样一个新时代感到自豪。全新的时代，为中国文学的发展，为我们每一个作家的写作，提供了历史的机遇。我们有幸目睹我们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过程，有幸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亲历者。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大时代都会孕育文学艺术的高峰。或者说，优秀的文学，必将依托于一个深刻变革的大时代。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时代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这个新时代，我们国家展现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图景，人民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精神面貌。　　这样的一个新时代，不仅为我们的文学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创新的激情，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连国外的作家艺术家，都已经清晰地感受到这个新时代所蕴含的历史机遇——就像我在拉美感受到的那样。作为新时代的中国作家，更应当感受到我们的文化使命，那就是更加全面地认识这个时代，更加深刻地感受这个时代，更加生动地表现这个时代，去“抒写多彩的中国、进步的中国、团结的中国”。　　2021年，第一个一百年的目标就要实现。2020年，我所在的故宫博物院将迎来紫禁城建成六百年的历史时刻。这是历史与现实的一次神奇的相遇，对我个人也是一个难得的写作机遇。我将努力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我的文学梦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好作品。　　（祝勇，系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为时代执笔为人民写作　　在写作时，我始终告诉自己一句话，那就是一个作家写作的目的，不是炫耀自己的人生，而是要为沉默的大多数发言。我除了作家身份，本职是一名战斗在首都公安战线的人民警察，我的创作都是在工作之余的碎片时间完成，作品也是着眼于基层警队的生活。　　在学习十九大精神之后，我倍感振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 　　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的目标。我们青年作家年富力强，正值创作的黄金时期，应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肩负起讴歌伟大时代的使命。我想，要写好人民的故事，就必须“身入、心入、情入”，就必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同奋斗、共荣辱，要走出温暖舒适的书房，投身到广大天地中与人民为伴，呼吸泥土的气息，扎根生活的土壤。要对基层的群众充满炽热的情感，保持对一线生活的熟悉和敏锐，这样才能写出真正的好作品。　　在创作中，我始终把写作的重心放在基层的人物身上，已经发表的12部长篇小说，塑造的都是平民英雄。普通百姓的苦与乐、艰辛与付出，困境中的希望，平凡中的坚守，就是我的素材。在我最新一部作协重点扶持作品的创作中，题目也几次修改，从最初的《火线特警》修改为《沉默火山》，又改为现在的《荣誉》。写作主题也随着题目提升，从个人的小情怀，提升到警察群体的光荣与奉献。我想，为时代执笔、为人民写作，就是我们青年作家不懈努力的方向。　　当下的中国，正是生机盎然蓬勃发展的春天，中国文学也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我们面对如此伟大的时代和丰饶的富矿，应该更加自信地拿起笔，服务人民，扎根基层，摒弃浮躁，弘扬正能量，用作品去温暖人、鼓舞人，不断写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肩负起时代的重任，无愧于作家的称谓。　　（吕铮，系公安作家）